作者简介：

陈维明，1934年生于江苏。195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任驻英国大使馆参赞、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澳大利亚）总领事。

1949年新中国诞生。那时我正在山东曲阜师范学习，准备到山东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员。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出路了。

曲阜有雄伟的孔庙、孔府和孔林。除此而外，它只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城。独有的只是她的安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政府号召青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积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开始报名的年龄限制在十八岁以上，后来又降低到十六岁。理由是海军需要年龄小的，从小训练，上船不晕，我刚好十六岁，而且从小就羡慕海军的那套制服。特别是海军军帽，小风一吹，飘带徐徐起飞，真是太美了。带着这个幻想，我来到了山东的集合地点——济南。

济南是个闻名的泉城。令我惊奇的是，看到清澈的泉水在铺着石板的街道上流淌。我退休后又特地去那里找寻这一景观，可惜早己不存在了。

分配的日子到了，当时有空军、海军、坦克、炮兵。我有充分信力要去海军了。两个老干部接见了我，说他们吸收我去北京外国语学校，问我想学什么语种。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但容不得我思考，必须马上回答。我想了想就说，学习苏联文。这两位老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说我们那里没有苏联文，只有俄文，行吗。我也跟着傻笑了。大部分人都领到绿色军装，而给我的是一套黑色棉衣。我就这样到了北京。

北京外国语学校位于离颐和园不远的西苑小镇，原来是个日本军营，房子木结构，臭虫很多。我被分配到英文系。编班考试，我得了个大鸡蛋。当时甲级有若干个班，乙级有若干个班，丙级只有一个班，20多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老师有两个，一个是英语老师应曼蓉，另一位是政治协理员崔启瑶。两位都是上海姑娘，言谈举止都特别优雅。

学校实行供给制，除了吃穿之外，每月还发几块钱的生活费，有时我们到小镇上吃碗面条或者烧饼夹香肠。伙食办得很好，有时还吃大白菜烧对虾，味道好极了。不知为什么，现在再也找不到那麽好的虾了。夏天我们到昆明湖游泳，好像也没有买票的问题。学校常常办舞会，动员大家都去参加。记得有一对细高的男女，跳得特别美，后来这位女士当了高级外交官。

1952年暑假期间，校领导通知我去外交部报到，准备出国。这太突然了，吓了我一大跳。外交部安排我们准备出国的人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现金鱼胡同）招待所。听说原来是梅兰芳的公馆。院子很漂亮，有彩绘的走廊。房内则是现代化的设备，其中有我从未见过，也用不习惯的抽水马桶。

一天，耿飚大使接见我们六个准备去北欧的年轻人。当时他是驻瑞典大使，兼任驻芬兰和丹麦的公使。他告诉我们，使馆只有英文翻译，没有人懂得瑞典文、丹麦和芬兰文，现在派我们去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他介绍瑞典的情况说，这个国家长期没有战争，非常爱好和平。人民生活水平很高，在大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十七、十八岁的孩子开汽车。他们文化水平很高，很讲礼貌。你请他吃一顿饭，他就没完没了的感谢。饭后告别时感谢，第二天发来感谢信，这以后在别处见面时还要感谢。

我和比我年长四岁的吴序杨被指定去瑞典。

出国要做几套衣服，每人发置装费旧币1000多万元。我领到一大捆钞票，不知放在哪里是好。于是就找到人事司负责我们的章曙，他后来曾任驻比利时、日本等国大使。他掀开屁股下的柜子，帮我放了进去。根据规定，每人要做两套西服，一套作礼服用的黑色中山装，风衣，昵大衣，礼帽，白色丝绸围巾。定做衣服是件容易事，但是打领带确实是件麻烦事，好像总弄不平服。我们还出去吃了一次西餐，为的是看一看外国人吃饭用的刀和叉是什么样子。

八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出发了。同行的共四人，两位去瑞典，两位去芬兰。一位老干部送我们去西苑机场。在机场他遇到几个老战友。他指着我向他们介绍说，这个小鬼还未成年呢，不满十八岁就出国了。不错，当时是八月初，我的生日是1934年9月16日。

我们先乘飞机去莫斯科，再从那里转机去北欧。飞机真小，在蒙古上空上下跳动，弄得我们呕吐不止。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停了一夜，我们什么都吃不下，只觉得天昏地转。第二天又在鄂木斯克停了一夜。第三天才到达莫斯科。

驻苏联使馆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红场附近的一个大旅馆内，名字是Metropole(大都会)，建于十月革命前。建筑古色古香，家具非常笨重，厚厚的窗帘黑呼呼的，不知多少年没有洗过了。整个旅馆到处都散发着红菜汤的味道。为了等去北欧的飞机，我们要在这里住四、五天。于是我们四人就到处游逛。第一次出国，不懂俄语，用的是卢布，再加上不懂外国的生活习惯，这几天过得稀里糊涂。有几次去餐厅吃饭，明明餐桌是空的，硬是不让我们入坐，为此吵了好几架。后来才知道，原来位子是被预定了。酒杯里还放着纸条呢。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负责财务，要付钱，要结帐。我的钱一会多了，一会少了，弄得我头昏脑胀。

终于等来了去北欧的飞机。那是斯坎的那维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座位宽大舒适，茶点别具风味，航空小姐个个长得那么高大、那么漂亮。大约两个小时后，机长告诉我们，飞机已经在斯德哥尔摩上空了。我拼命向下眺望，但看不到任何城市建筑，到处是水。原来斯德哥尔摩就是建筑在无数岛屿上的，有北欧威尼斯之称。

中国大使馆坐落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lidingo小岛上。要爬几个小坡才能到达使馆院内。这是一幢花园洋房，花园面积很大，除了花草树木之外，还有一个网球场。是从一位瑞典大财主那里买来的。带领我们去房间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是夏季，整夜都是亮的，一定要拉上黑窗帘。我们拉上双层窗帘，屋里是暗了，但是院中的鸟儿整夜叫个不停，同样令人难以入睡。清晨起床后，到院中走走，看到美丽的景色，还有小松鼠跳来跳去，可爱极了。

我们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后来又来了一位王禁声，一共三人。我们被统称为学习员。使馆给我们聘请一位教员，在使馆上课。教员用英语讲授瑞典语。一年之后，我们开始阅读当地报纸。我们每天早晨先上班一个小时，每人准备三、四条新闻，等大家上班后讲述给他们听。后来又转为用笔写下来，复印若干份，分发给领导们看。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我在瑞典的第一个任期，从1952年到1961年底，整整九年。在这一期间，经历了三位大使。第一位是耿飚将军，在部队中以英勇善战著称。毛主席在长征中写的“娄山关”就是指他领导的一次战役。他很讲究礼仪，在外交使团中很受尊敬，大家都称他为将军大使。他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导我们头发要亮、皮鞋要亮、裤线要直。内部放映电影时，只要听到国歌声，他就带头起立致敬。1956年耿飚大使与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对调。韩大使在瑞典工作两年多就被调回国内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大使很有文化修养，喜欢读古书、练书法。他出生在贵州一个大地主家庭，自幼参加革命。他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就是我的老家。他也喜欢品尝美食，也愿意喝几盅。在使馆聚餐会上会经常听到他的喝斥声：这么好的一桌菜，就几分钟吃完了，对得起大厨师吗，这样的饭至少要吃两个小时。韩大使离开后，继任的是董越千大使。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精通英语的老干部，长期作白求恩的翻译。他是北京人，很喜欢京剧，有时还练练嗓子，迈几个台步。他是个谨小慎微、工作勤勤恳恳的人。对使馆的年青人爱护倍至，就像个大家长一样。

五十年代驻外单位的待遇比较高，大使参赞级的干部都有孩子跟随。一般的干部也有带孩子去的，或者在那里生了孩子，养在那里。保姆由公家提供，使用者自付工资。我作为一个单身汉，一半工资被留在国内，购买国库券，另一半发给我，在国外使用。那时钱多，但是无处去用。只会托人去瑞士买手表送人，在当地买汽水喝。谁床底下都有几箱橙汁，这就是高级消费了。

那时我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建交，同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较密。周末晚上经常到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馆联欢。跳舞就是这个时候练出来的。苏联外交官的太太们真是热情，不管你会不会，拉过来就让你跟着她转。

使馆院内本来有一个很考究的网球场。由于没有人会玩，于是就把它改成了蓝球场。冬天浇上水，又成了溜冰场。夏天有时去海边游泳，瑞典气温低，水里冷极了。

瑞典女孩子的相貌和开放是闻名的。而当时在瑞典很难见到一个中国人。于是我们就成了奇缺的猎物。许多漂亮的女孩主动同我们接触。而我们脑子里的意识是，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到处是美蒋特务。于是我们总是装聋作哑，不予理睬。有三个固定的女孩跟踪我们两、三年。我们三个学瑞典文的男孩子无论到哪里都能遇到这三个美女。我们把她们定性为美蒋特工人员，从不正面看一眼。

有一次使馆的二等秘书胡洪范出席一个晚餐会。出来找车的时候，正看到司机赵福同一位瑞典少女拥抱，他装作没有看见。但司机紧张了，回使馆当夜偷偷溜掉。他找到美国驻瑞典大使馆，美国人如获至宝，立即利用他作反华工具。先把他送往西德，在那里开记者招待会，说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安全官弃暗投明了。再从美国安排他到台湾访问。台北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台湾小姐献花、接吻、拥抱。到处张贴着标语口号“欢迎赵义士归来”。后来陈香梅认他为义子，并送到学校学习。现在看来，这本是小事一桩，后来却演变成了一个大的政治事件。

在瑞典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国休假。那是1955年夏天。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到祖国的江南看看。第一站是南京，下火车后不知到哪里去住。于是去找警察。警察告诉我最好去新街口，那里交通方便，也最为繁华。第二天早上出来吃早点，见到一个摊位正在供应豆浆，吃的是油条外面加上一层米饭，用两手一搓，叫做粢饭团。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感觉不卫生，但是味道很好。饭后去中山陵。那时有马车，像出租车一样，在路边等人。我上了车，又等了几个客人，马车开动了。那条路真美，两边的梧桐树几乎把马路掩盖了起来，马蹄蹬蹬作响。真富有诗意。

我的第二个目的地是杭州。火车到达的时间是晚上。又遇到了到哪里去住的问题。这里倒不难，我刚刚下车，就有许多手提灯笼的人围了上来。灯笼上写着旅店的名字，争先恐后的拉我跟他们走。我选中了一个身体强壮的青年，跟着他去了。谁知道他让我上的是一辆黄包车，这种车子我只在电影上见过。他拉着我轻快地跑着。我在上面坐得很不是滋味，真想下来同他一块跑。他拉我到了一家靠近湖边的旅馆。服务员带我到了房间，指一指门后面的一个红颜色的木桶，说那是马桶，大小便用的。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忙问，这里没有厕所吗？他说，在院子里，比较远。我要洗澡，他指给我一个写着澡堂的房间。进去一看，既没有浴池，也没有淋浴，满屋里的人个个坐在一个木盆里，真是奇怪。我独自一人，背着照相机，畅游西湖，爬南北高峰，在庙里吃斋饭，玩得倒也开心。这就是我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经历。

由于北京和斯科之间长途火车的开通，我们后来的往返都坐火车了。中苏两国铁轨宽度不同，到满州里都要换车轨。一进苏联境内，映入眼帘的就是无边无际的森林。特别是一片片的白桦树，真是优美。火车站上有兜售当地特产的小摊小贩，印象最深的是贝加尔湖边的烤鱼，味道真好。苏联冰淇淋到处有售，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火车车箱内一天到晚供应红茶，用漂亮的金属套子托住玻璃杯，加上好几块方糖。每天清晨都有一个老太太，一手挽着篮子，一手提着可可壶，边走边喊“肉包子，肉包子”。这是一种油煎的包子，很好吃。餐车上供应滚烫的莫斯科红菜汤和肉杂汤，我都很喜欢。这么美味的汤，不知为什么连今天的北京莫斯科餐厅都做不出来。面包有黑白两种，开始我们只挑白的吃，后来慢慢发现黑的更有味道，有一种特殊的香里带酸的味道。

每次到达莫斯科，都要换乘交通工具，总要停留几天。一个夏季的周六晚上，我一人到红场闲逛，正巧有露天舞会，我也挤了进去。刚刚站定，就有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碧眼黄发姑娘邀我跳舞。跳了一曲之后，她仍不离开，接着又同我跳了一会。第二天一大早，同行的一等秘书张一鸣敲我的房门，说有我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昨晚与我跳舞的姑娘写来的。信中写道，她不懂中文，信是连夜请一位中国同学帮助写的。她要求与我保持联系，问我中国的地址，准备到中国来看我。这真是一个惊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只能一笑了之。

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从莫斯科乘火车去北京。途中，韩念龙大使的夫人王珍同志突然到我的车箱里来，半开玩笑地说：“小陈，我们遇到麻烦了，多了一个人，没办签证，不知能否入境”。我急忙问怎么回事。她详细叙述了昨夜她车箱发生的事情。与我们同行的保姆突然生产了，一时找不到医生，她就充当了接生婆，凭她生过几个孩子的经验，摸索着将孩子生了下来。孩子是保姆同一位司机的私生子，原准备赶回到国内神不知鬼不觉地生下来，谁知路途颠簸早产了。保姆觉得没脸见人，要跳车寻短见。这就样王珍同志辛苦了一整夜。好在母子平安，保姆的情绪也稳定了。车上生孩子的消息传出去，所有的旅客都高兴得沸腾起来了，纷纷向我们祝贺，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列车长和餐车主任更是为我们忙个不停。到了北京，我帮助这位广东姑娘买了张火车票送上去广州的列车。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母子怎么样了。

我每次去瑞典都是先乘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然后换乘从莫斯科去赫尔辛基的火车，途经圣·彼得堡停留两个小时。就这样，来来回回经过圣·彼得堡若干次，却没有进城看过。有一次，我下决心要用这两个小时游览一下圣·彼得堡。由于我不懂俄语，就请同车的一位苏联外交官为我写一张纸条，说明我要去看城市的几个地方，如冬宫、斯莫尔尼宫、喀山大教堂等，但务必在几时几刻回到火车站，不能误了车次。我就拿着这张纸条到街上找出租车。看到纸条的人都很热情的帮助，一会就招来好几辆出租车。我上了车又给司机看了看纸条。司机看后笑着说，好，没问题。就这样游览了圣·彼得堡，并及时回到了车站，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历险吧。

1961年我奉命调回国内工作。在瑞典居住九年了，从十八岁到二十七岁，正是我成长的时期。我站在从斯德哥尔摩去赫尔辛基的轮船甲板上，望着两岸深秋的黄叶，脑海里一幕幕的图像在翻转：使馆周围的一草一木，附近咖啡馆里散发出的面包香，圣诞夜的大雪纷飞……直到深夜，服务员提醒我应当回舱内休息了。

我乘莫斯科——北京火车，到齐齐哈尔下车，为的是转车去杜尔伯特市去看望我的妹妹们。她们是跟着老家的人们闯关东来的。我利用换车的时间，在车站周围转了一转，见到的是难以想像的脏和乱。车站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近几年到这一地区逃荒的人很多，到处大小便，来不及收拾。我到车站食堂要了一碗面条，还未来得及吃，桌下钻出两个小孩，一人一把将面条抓走了。我感到震惊，更是心酸。我让服务员再煮几碗面来。回答是，没有了。这一碗还是看在我从国际列车上下来特地照顾的。我知道这几年天灾人祸，经济困难，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到了这种程度。

回到北京，我被安排住在天坛公园附近的雅宝路招待所，分配到外交部西欧司工作。那时外交部办公仍在外交部街清朝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内。东楼接待大厅很有气派。有时举办舞会，周总理、陈毅外长都来参加。当时是困难时期，西欧司的同事工作都不多，大家都在设法弄点吃的。

在招待所遇到使馆的一位老同事，柯蒂同志。她是大使馆一秘徐明的夫人。徐明是从美国回来的地下党员，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以上校军衔参加谈判工作，后来派到驻瑞典使馆任一秘。这是多么理想的外交官。可是不知怎的，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去了。一位更早时期从使馆调到西欧司工作的一秘盛之白也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这两位都是极为能干、勤勤恳恳为国家效力的人，也是我十分崇敬的人，怎么突然间都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呢。我实在无法理解。

1963年，我第二次被派往瑞典。这次的任期是六年，到1969年底回国。

这时使馆已经搬到城里Bragevagen4号，在一个大教堂的后面，经常可以听到钟声。原来的主人是个银行家，主人死后，三个儿子很难瓦分这幢大楼，最好的办法是卖掉分钱。房子十分坚固，厚厚的墙壁，窗户不大，室内总是黑呼呼的，经常要开灯。

使馆经过几次精简，人数大为减少。工资制度也改了，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领零用费。

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业务工作不多，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多多读书。使馆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实际上只是把一批书藉放在一个房间里，无人管理，大家随意拿去阅读。除了历史、地理书藉之外，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苏联的。有一本书引起了我的莫大兴趣，我一连读了两遍。书名是“外交家”，作者是英藉澳大利亚人詹姆斯·阿尔德里奇，描写的是一位贵族出身老奸巨滑的英国外交官，夹杂着三角恋爱的故事，十分有趣。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使馆大部分人员调回，大使、参赞都被揪回批斗。商务参赞张云哨夫妇，原上海地下党员，精通英、法语，不仅受到批斗，还被送进监狱。那真是个有理说不清的悲惨年代。

国内斗争激烈，国外各种反动势力对我们的策反工作达到顶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表中国的外交官有什么尊颜可言。

但是在这个时期却有来自意大利、法国的左派组织找上门来领取活动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不过，每次经过自己的手拿出钱去，总觉得心疼。

这个时期，我们还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翻译出版了瑞典文毛泽东选集。从翻译到出版都是委托一个瑞典老共产党员Nils Holmberg负责的。由于是仓促出版，文字的质量和准确性只有由后人评说了。

作为一个外交工作者，我一生中感到最荣幸的事是参加了中国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1969年1月，我去参加挪威驻瑞典使馆的一个招待会。加拿大驻瑞典使馆参赞埃德蒙斯笑眯眯地向我走来。我知道不能同未建交的西方外交人员接触的规定，于是点了一下头，转身就走。谁知背后是他的夫人，堵住了我的去路。我被夹击了。只有硬着头皮同他们讲了几名客套话。他们表示，很愿意同我保持联系，欢迎我到他们家里作客。我也应付了几句。过了几天，埃德蒙斯真的打来电话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国内。但是国内迟迟不予答复。直至过了一个礼拜，到了对方邀请我吃饭的当日下午，一个特特急电报指示我可以应邀。我立即打电话答复埃德蒙斯。这已经是下午五点钟，离晚宴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

看来对方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埃德蒙斯夫人还特地做了几个中国菜。陪同吃饭的还有使馆的商务参赞和一名女性三秘。饭后看了一个电影，是关于白求恩生平的。据说是一位匈牙利移民制作的，内容与我们知道的白求恩不同，但基本上还是正面的。

后来发生的事，我还是摘录正式文件上的字句来讲述吧。“新中国外交50年”一书下册第1518页有这么一段话：“1969年2月6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三等秘书陈维明接到加拿大驻瑞典大使馆参赞埃德蒙斯打来的电话……表达如下：加拿大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受命就这一问题与你们接触，希望能在2月8日同你们会见”。就这样，中加建交会谈在斯德哥尔摩开始了。好事多磨，经过多次谈判，直到1970年10月10日中加双方才正式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式公报。那时我早已在江西干校劳动了。

与我联系的这位加拿大参赞埃德蒙斯，有一段中国情结，他父亲曾经是加拿大教会派到中国办教育的神职人员，曾任四川自贡市一中学校长多年。埃德蒙斯十三岁时才回加拿大接受教育。所以他对四川很有感情。经过中加建交谈判的接触，我们之间也建立了友谊，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我退休后的2001年，我和夫人应他的邀请去加拿大旅行，就住在他在渥太华的家里。他特地安排一次晚宴，参加者有当年中加建交谈判时的加拿大外长夏普，现在已是90岁的高龄，还有加第三任驻华大使孟席斯，也已80多岁。2008年埃德蒙斯来华旅行，我同样请他住我在上海的住所，并陪同他去四川探访他童年时代的故乡。他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一路上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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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9年底调回国内，直接到江西干校劳动两年。1972年再次派我去瑞典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好像迷了路，对一切事物茫然了。对于已经待过15年的瑞典，是否还要再去，也心有疑虑。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又去瑞典工作两年多，1975年回到外交部西欧司。这时外交部已经搬到朝阳门内大街。这一时期有两件事情是值得记忆的。

1979年陪同耿飚副总理访问北欧。自从1956年他离开瑞典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这么多年之后能够陪同我的第一任老领导出访，真是一件幸事。这次访问还去了冰岛，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也是我唯一没有去过的北欧地方。代表团里有两位年青人，一位是作为耿飚的警卫秘书的习近平，另一位是英文翻译杨洁篪。后来一位成了国家领导人，一位是外交部长。阵容可谓强大。

1981年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访华。作为他的特别顾问是我的老朋友，汉学家马悦然。我在瑞典工作期间，与他们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多年不见，我们在陪同国王去外地的途中得到机会长谈。国王在访问结束前亲手赠给我一枚瑞典王室徽章，我想也是马先生推荐的结果吧。马悦然在我国解放前夕得到奖学金去四川研究地方方言。他结识了当时四川省教育厅长的女儿陈锦祖，并与她结婚。后来他翻译出版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体现出很高的语言水平，逐被选入由十八人组成的瑞典文学院，这也是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决策机构。他对中国的感情很深，但对我国的社会制度无法接受。每遇到国内的政治运动，他就十分伤心，甚至有时反应激烈。因而与我们官方的关系也是冷冷热热。但是作为个人，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后来为了便于同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朋友见面，他在伦敦买下一处房子，时不时地去住一住。我在英国工作期间，也曾应邀去那里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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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被派往英国工作。作为外交官，英国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地方。

这个“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本土面积大约只有瑞典国土的一半。可是它曾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它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同时又十分坚持传统，甚至有点守旧。

中国大使馆位于Portland Place 31号，离热闹的牛津街和清静的摄政王公园都不远，是伦敦的一个极佳地段。可是房子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曾经关过孙中山，早已破旧不堪。我们本想花钱改建，但是英方不同意，因为这个路段不准出现新的建筑物。根据他们的规定，建筑物的外表不得改变，连用的砌墙砖头都得挑选黑灰色显旧的那种。我们因同国内通讯联络，需要在楼上架设天线，他们也说这与周围环境不够协调。

新上任的胡定一大使向女王递交国书，我作为政务参赞随行。对方派马车来接，马车夫都穿着华丽的礼服。到达王宫后，礼宾官交待注意事项。比如：女王主动伸手后，你才能去握手，告别时要先退后三步，然后才能转身向前。女王的会见是逐个进行，关门交谈。轮到我进去之后，女王首先问我过去曾在哪些国家任职。我回答说，我只去过瑞典一个国家，在那里共计十七年。她听后感到惊奇，说：怎么会这样呢，你懂瑞典文吗，是瑞典专家吗。接着又说，瑞典很冷吧。我说，瑞典北部很冷，斯德哥尔摩地区，由于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并不比伦敦更冷。她又说，两位很有名的好莱坞名星嘉宝和英格丽·堡曼好像都是瑞典人。我说，是的，瑞典妇女非常漂亮。她接着又说，你在瑞典那么久，一定娶了个瑞典太太了。我说，我夫人是上海人，上海姑娘更漂亮。她笑了，并急忙说我相信，我相信。她没有主动伸手与我告别。我就点头表示再见了。我没有忘记先后退三步再转身走。两个警卫同时为我打开双扇门。我走出门外，王室侍从长迎面走来，表示女王与我交谈的时间很长，是件荣幸的事。

有一次在王宫举办新年团拜会，因陈肇源大使回国参加香港回归问题谈判，我作为临时代办出席这一活动。各使馆外交官排列成行站在大厅内，女王带领全体王室人员围场一周，向各国外交代表点头致意，表示祝贺新年。戴安娜王妃过来的时候，我夫人特地叫着她两个儿子的小名问他们好吗。这位王妃高兴地在我们面前多停了一会。近看这位美人，更觉她光彩照人。后来不知为什么查尔斯王子离他而去与一个年长的妇女结合，真是无法理解。或许这是英国王室的一种怪癖吧。女王的伯父，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不也是爱上了一个离了婚的美国女人而不能自拔吗？

女王每年要举办几次花园茶会，各界名流都应邀出席，男女都穿着礼服，戴着帽子，手里端着一杯茶在草坪上走来走去。议会开会，议长也要戴上假发，穿上披肩在上面主持会议。在这里很多事情看起来就像演戏一样。

这个民族很有幽默感。每次宴会，不论是主人致欢迎词，还是客人致感谢词，内容都要带点有情趣的花絮，引人发笑，才算成功。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欠缺的，只有柯华大使还能应付一下。他是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两大外交官之一——黄华、柯华。

伦敦街道上汽车也很拥挤。有一次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为即将离任的陈肇源大使举办午餐会。我开着另一辆车紧跟在大使车后。一个红灯把我们隔开了，再也无法赶上。结果我迟到了五分钟。我很不好意思地对外交大臣说，真抱歉，我选错了交通工具，如果骑自行车，肯定会比我的大使早到五分钟。他听后哈哈大笑。

在英国这么一个国家任职，有时也会接到一些特殊任务。一天夜里，收到国内特急电报，要我们立即搞到一种药品并送到香港，香港那边有人等着接力送回国内。我急忙找到一位医学教授朋友，通过他找到该药品的生产商。由于该药品刚刚生产出来，尚未上市，一般人是买不到的。经过我们争取，厂方大方地免费送给我们一箱。我立即乘飞机送到香港。后来这位医学教授朋友告诉我，厂商以为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病危了，所以特别破例赠送药品。一个多月之后，国内来电报说，“病人”感谢使馆的帮助。这种做法也是少有的。但这位“病人”究竟是谁，对我们仍是一个谜。后来一个医学考察团访英，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她说，病人是叶剑英元帅，我们送去的药的确起了作用。

1985年赵紫阳总理访英。这次访问十分成功，英国各界都给予十分积极的反应。代表团离英返国前一天晚上，根据代表团同志的要求，我们在使馆客厅摆出一批批英国毛料，供大家选购。赵紫阳总理则坐在一旁，亲切地同我馆工作人员聊天，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印象。

1985年我回到外交部西欧司工作，负责北欧事务。这个期间印象较深的是接待过两个北欧代表团。一个是挪威首相勃伦特兰，一个是丹麦王太后英格丽，她是丹麦女王的母亲，瑞典国王的姑妈。去外地的参观访问，我代表西欧司任领队。翻译室派的英文翻译是傅莹，当时她还是个年青的姑娘。一路上我们合作得很好。在工作中，傅莹受到代表团成员的高度赞赏。特别是丹麦王太后，一再表示她非常喜欢这个年青漂亮的中国姑娘。多年之后这个姑娘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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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墨尔本总领事。

澳大利亚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2000万人口居住在769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南部沿海比较凉爽的地方就足够用了。那里有奇特的动物，如袋鼠、树熊、鸭嘴兽等等。用德沃夏克的交响曲“新世界”形容它倒很合适。

墨尔本是个美丽的城市，绿地面积大，环境幽雅。当地人更多保持着英国生活方式。下午茶是必不可少的。一年一度的赛马会，所有的妇女都戴上五花八门的帽子，十分亮丽。有一次，我同我们在澳的铝厂董事长闵豫去饭店，因未打领带，而被拒绝入内。有人用中国城市作比较，说悉尼像上海，墨尔本像北京。

中国总领事馆位于墨尔本的Toorak，是一个比较富庶的社区。领馆不大，但十分精致。客厅里有两件装饰是我引以为荣的。一件是一幅巨大的长城壁毯，几乎占据一面墙壁。这是我上任不久，前去布里斯班参观世界博览会时购买的。在展览会的中国馆里，最醒目的一件展品就是这幅挂毯。我一眼就被它吸引住了，决心把它买下来。可是价钱太贵，领馆没有这笔开支。我就动员大家节省行政开支，把钱凑出来。后来当地华人华侨纷纷来领馆在这幅挂毯前照相留念，觉得自已离祖国更近了。另一件是一个中国工人雕塑，配有赵朴初居士为它题写的诗词。1851年在墨尔本附近的Ballarat发现了金矿，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来到这里，其中也有不少中国人。因而墨尔本也被称为新金山，同美国的旧金山对应而称的。这么多年之后，金矿区的人民为纪念中国工人为他们当地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决定建立一尊雕像，并请我出席揭幕仪式并致词。后来我邀请他们有关人员来领馆作客。他们十分兴奋地乘坐两辆大巴前来，并赠送给我现在摆在客厅的小型复制塑像。赵朴初先生来访时，我向他讲述了这段故事。他非常感动，挥笔写下这首赞扬中国人在澳洲所作的贡献的诗句。赵老来澳是为了参加一个世界和平会议。达赖也派了代表出席，会上的政治斗争对于赵老这么一个文化人来说实是一件难事。我十分理解他，时常请他到我办公室休息。此间他讲了一些他对达赖以及班弹阿尔德尼的看法，十分精辟，非常务实，更增加了我对这位老人的尊敬。返国前，他特地将他来澳洲的飞机上写的一首新词抄写给我，描写他作为83岁的老人首次来澳洲的快乐心情，我一直把它挂在我的客厅里。

在墨尔本工作期间，还接待了李鹏总理来访。因为访问澳大利亚的时间有限，在墨尔本仅仅停留一天一夜。许多重要活动都集中到这一天。从会见当地华人华侨代表，到送熬好的稀饭到宾馆，千头万绪，一件都不能疏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陪同总理来的钱外长，我的顶头上司，可能就有照顾不周之处了。

后来发生了六四事件。当地华人的反应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们组织了相当规模的游行示威，包围了领馆，高呼口号，抗议中国政府，并要求代表中国政府的总领事出来给他们解释，为什么人民的军队要向自己的年青人开火。澳方派了大队骑警保卫领馆。我坐在办公室里，一直没有露面，心里难过极了。这些从来以祖国为荣，一贯支持我国政府的同胞为什么这么强烈地反对我们了呢。不久，驻外使领馆的馆长被招回国内学习，统一思想，以便回去作宣传解释工作。我是个学习最差，也无心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工作的人。

六四期间，驻外使领馆跑了一些人，有的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外交官。我馆也逃跑一个，地位不高，但工作性质特殊。我被紧急招回国内，汇报情况。汇报过程很不愉快，我被宣布调回。这实在意外。我也始终没有弄清背景究竟是什么。当时正值海南岛由专区升格为省的建制，缺少外事干部，想从外交部借调一个有经验的人去工作。我正好被直接派往海南岛了。

许多澳大利亚的朋友不能理解这一变动，以为我是被流放了。历史上海南岛不是流放那些不听话的官员的地方吗。大诗人苏东坡不是在海南儋州待过多年吗。不少朋友到海南来看我。墨尔本华侨联合会主席陈文山，悉尼侨领、太平绅士黄琚宁都来过数次。钢琴家胡友义特地安排我同他一块旅游。胡友义原藉厦门，自幼学习钢琴，后到比利时深造，移民澳洲后收集世界各地的古钢琴，后来赠给我国的钢琴之乡鼓浪屿钢琴博物馆。我在海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三年就满六十岁了。离开了外办，并在外交部办理了退休手续。第一个心愿就是回墨尔本看望老朋友。悉尼和墨尔本的所有中文报纸都登载了我回澳访问的消息，报道中有一句话是最令我感动的：“陈总领事的人品和成就赢得了极佳的口碑”。对于我的这一调动，外交部内也有一些议论。一位在书法方面颇有修养的外交部长助理文迟来海南出差，赠送给我古诗对联一首：“山静松声远，秋清泉气香”，令我深感宽慰。

海南真正是一个宝岛。它同夏威夷处在同一纬度线上。湛蓝的海水、白色的沙滩、绿油油的椰树林，南部地区一年四季都能游泳。由于刚刚建省，到处修马路，盖大楼，一片繁荣景象。亲眼目睹祖国的一个具体地方日新月异地发展，真是心潮澎湃。这里的人民憨厚耿直，纯朴善良，难怪那个著名的刚正无私的海瑞出生在这里。在这里住了几年之后，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

这时一位美藉华人老朋友得知我已退休，一定要请我去上海到一家公司作高级顾问。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事做的荣誉职务。于是我又从海口来到上海。在那里，儿子帮我买了一套房子，十分舒适。于是又安了一个新家。

光阴催人老，不知不觉年逾古稀，还是回到北京安度晚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