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熊健，1920年11月生。1949年到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曾任注册科科长，德系法系副主任，教务办公室主任，德语系主任，西语系主任，亚非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外研社社长。1985年11月离休。

作者刘瑞明，1962级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校友。曾在外贸部所属专业总公司工作。2005年退休。

公元2015年，六月中旬的北京，一连几天，蓝天明媚，白云朵朵,出现了几十年难得的好天气。卢国正同学拍了几张北外的照片，天更蓝，云更逸。钟全华同学从香港回来了,他要请熊健同志吃便饭。老人说，吃饭就不必了，你们来我家里坐坐，就是个高兴事！

我们集结起了8个人作陪，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系主任时的学生，名叫：曹琳、邓兆兰、李英娜、孙桂云、周义琴、王世申和刘瑞明,还有一个赵锡彬未能赶来。我们中，有人已经50多年未见老主任面了。这次拜访老人家，就是要表达我们这些已是爷爷奶奶辈的老弟子们的尊师情意。为此，我们特地在学校西校门口的花店买了一束鲜花，十束百合，清新洁白；十束玫瑰，鲜红艳丽。老人家已经95岁高龄，祝福他不仅要活到100岁，还要再活100岁。自信人生200年嘛！

我们在学校教职员工宿舍区转了几个弯才找到他的住处，这里是几十年前学校分配给他的三居室，在二层，他不用爬楼也不用坐电梯。老人家的耳朵有点背，不是一般的背，平时不用大声嚷嚷，他是听不见的，但是今天他一直在家里等我们，听见声音，门开了，还能叫出大家的名字．

熊健，原名熊兴仁，是国民党元老前北平（北京）市市长熊斌的幼子，1920年生人。本来，像他这样的出身，是可以在家中养尊处优，当他的公子哥的，可他偏不这样做，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条背叛家庭，信仰马列，追随共产党的革命之路。16岁那年，少年熊兴仁，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书，怀揣共产主义救国的理想，背着父兄参加了革命，当了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后来，周恩来总理特批，在1943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才23岁。在国共两党地下战线潜伏作战，为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神秘功劳，特别要提的是在北平和平解放的看不见的战线，除了傅作义的女儿，应该就属他做的贡献大了。但是，一直到解放，他没有也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所以他的功劳也就不能出现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多少年来鲜为人知。

在北外，许多人习惯叫他“熊健同志”。因为他特殊的出身，特殊的工作，特殊的人际关系，隐性瞒名了三十多年。解放后，他的身份公开（其实只是半公开），从一名地下工作者变成一名共产党的干部，来到当时的北京“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工作。此后,他便非常愿意大家称呼他为“同志”，包括我们这些学生有时也没大没小的叫他“熊健同志”了。

熊健同志，解放前做掩护的那一段工作不说,从1949年以公开身份工作，到1985年退休，历时36年，一直没有离开北外，他从事的任务改为在外语学院教书育人，就是俗话说的“业务干部”。他先后在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亚非语各专业，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任职。

1961年,北外“西法系”分开，成立西班牙语系，他从下放地调回，重新启用。领导对他说：“古巴革命成功了，两国建交后,西班牙语越来越重要，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你去了，哪怕培养成一个高级翻译，就是成功。”于是乎他走马上任系主任,主抓业务。后来，西班牙语系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大家都看到了，何止是一两个高级翻译！

《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遵循这条古训，在那些年一个个不断的运动冲击中，坚持“学生以学为主”，只要一纳入学习专业的时间轨道，就紧抓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那时的景象是: 学生们拿个小本子背单词，在教室、宿舍、楼前、通往食堂的路上朗朗读书，互提互答，不避寒暑。北外的学校是五年制，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二、三、四年级都还在学习阶段，并没有完成学业。但是文革以后，只要工作需要，我们捡起来过去所学，复习补课一番，就能胜任外语、外事工作，这不能不说与在校时基础打的牢固有关。大家每每提起往事，都觉得要感谢这个坚持抓业务不放松的熊健系主任。因此，他本人也遭到过误解、批判、冤枉以至不公正的对待，文革中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劳动改造。有人揶揄笑言他是"老运动员"了。这次和我们见面,他也说：代价太大，但绝不后悔！他在90岁时,曾吟诗自励自勉，诗云：

坚持真理，忠贞祖国。

生活俭朴，健康有序。

好学深思，求真务实。

淡泊宁静，心静性情。

正是有这样的好心态，老人家耄耋高龄，腰不弯，背不驼，除了耳朵背以外，身心健康.无大病，不时还杵着拐杖在学校走两圈，和老朋友、老熟人言论一番。

笔者年轻时，读过唐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觉得那是千年前，一个失意但不自怨自艾的文人的自我欣赏。今天看到，这样一个历经坎坷，矢志不渝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在眼前侃侃而谈，不就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吗！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传统，我想,就是把他称之为解放后的高等教育家也不为过。

熊主任告诉我们，他的回忆录：《梦里青春亿红岩》。第一次印刷已经售罄，第二次印刷后会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出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后辈知道像他那样的前辈的人生经历：早年激情暗涌的地下革命工作，中壮年跌宕曲折的历程，晚年终于得到认可，被评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党员”和“北京市对台工作先进个人”。人吗,光荣时不洋洋得意，背运时不自怨自艾，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过去，走进了历史。更重要的是，他的个人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浅淡的一笔，但也是颇具典型性的一笔，它可以留给后人阅读和研判,以史为鉴，走好未来之路。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少走弯路，不走弯路，把北京外国语大学办得更好，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外语人才。

 当我们告别他老人家的时候，他杵着拐杖，把我们送到楼下。我忽然觉得，他除了这支拐杖，还有自己的另一支精神支柱,得以永葆其革命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