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作为对母校的汇报

                ——一个八十岁老人的回忆

作者简介：

陈维明，1934年生于江苏。195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任驻英国大使馆参赞、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澳大利亚）总领事。

1949年新中国诞生。那时我正在山东曲阜师范学习，准备到山东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员。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出路了。

曲阜有雄伟的孔庙、孔府和孔林。除此而外，它只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城。独有的只是她的安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政府号召青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积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开始报名的年龄限制在十八岁以上，后来又降低到十六岁。理由是海军需要年龄小的，从小训练，上船不晕，我刚好十六岁，而且从小就羡慕海军的那套制服。特别是海军军帽，小风一吹，飘带徐徐起飞，真是太美了。带着这个幻想，我来到了山东的集合地点——济南。

济南是个闻名的泉城。令我惊奇的是，看到清澈的泉水在铺着石板的街道上流淌。我退休后又特地去那里找寻这一景观，可惜早己不存在了。

分配的日子到了，当时有空军、海军、坦克、炮兵。我有充分信力要去海军了。两个老干部接见了我，说他们吸收我去北京外国语学校，问我想学什么语种。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但容不得我思考，必须马上回答。我想了想就说，学习苏联文。这两位老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说我们那里没有苏联文，只有俄文，行吗。我也跟着傻笑了。大部分人都领到绿色军装，而给我的是一套黑色棉衣。我就这样到了北京。

北京外国语学校位于离颐和园不远的西苑小镇，原来是个日本军营，房子木结构，臭虫很多。我被分配到英文系。编班考试，我得了个大鸡蛋。当时甲级有若干个班，乙级有若干个班，丙级只有一个班，20多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老师有两个，一个是英语老师应曼蓉，另一位是政治协理员崔启瑶。两位都是上海姑娘，言谈举止都特别优雅。

学校实行供给制，除了吃穿之外，每月还发几块钱的生活费，有时我们到小镇上吃碗面条或者烧饼夹香肠。伙食办得很好，有时还吃大白菜烧对虾，味道好极了。不知为什么，现在再也找不到那麽好的虾了。夏天我们到昆明湖游泳，好像也没有买票的问题。学校常常办舞会，动员大家都去参加。记得有一对细高的男女，跳得特别美，后来这位女士当了高级外交官。

        1952年暑假期间，校领导通知我去外交部报到，准备出国。这太突然了，吓了我一大跳。外交部安排我们准备出国的人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现金鱼胡同）招待所。听说原来是梅兰芳的公馆。院子很漂亮，有彩绘的走廊。房内则是现代化的设备，其中有我从未见过，也用不习惯的抽水马桶。

一天，耿飚大使接见我们六个准备去北欧的年轻人。当时他是驻瑞典大使，兼任驻芬兰和丹麦的公使。他告诉我们，使馆只有英文翻译，没有人懂得瑞典文、丹麦和芬兰文，现在派我们去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他介绍瑞典的情况说，这个国家长期没有战争，非常爱好和平。人民生活水平很高，在大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十七、十八岁的孩子开汽车。他们文化水平很高，很讲礼貌。你请他吃一顿饭，他就没完没了的感谢。饭后告别时感谢，第二天发来感谢信，这以后在别处见面时还要感谢。

我和比我年长四岁的吴序杨被指定去瑞典。

出国要做几套衣服，每人发置装费旧币1000多万元。我领到一大捆钞票，不知放在哪里是好。于是就找到人事司负责我们的章曙，他后来曾任驻比利时、日本等国大使。他掀开屁股下的柜子，帮我放了进去。根据规定，每人要做两套西服，一套作礼服用的黑色中山装，风衣，昵大衣，礼帽，白色丝绸围巾。定做衣服是件容易事，但是打领带确实是件麻烦事，好像总弄不平服。我们还出去吃了一次西餐，为的是看一看外国人吃饭用的刀和叉是什么样子。

八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出发了。同行的共四人，两位去瑞典，两位去芬兰。一位老干部送我们去西苑机场。在机场他遇到几个老战友。他指着我向他们介绍说，这个小鬼还未成年呢，不满十八岁就出国了。不错，当时是八月初，我的生日是1934年9月16日。

我们先乘飞机去莫斯科，再从那里转机去北欧。飞机真小，在蒙古上空上下跳动，弄得我们呕吐不止。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停了一夜，我们什么都吃不下，只觉得天昏地转。第二天又在鄂木斯克停了一夜。第三天才到达莫斯科。

驻苏联使馆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红场附近的一个大旅馆内，名字是Metropole(大都会)，建于十月革命前。建筑古色古香，家具非常笨重，厚厚的窗帘黑呼呼的，不知多少年没有洗过了。整个旅馆到处都散发着红菜汤的味道。为了等去北欧的飞机，我们要在这里住四、五天。于是我们四人就到处游逛。第一次出国，不懂俄语，用的是卢布，再加上不懂外国的生活习惯，这几天过得稀里糊涂。有几次去餐厅吃饭，明明餐桌是空的，硬是不让我们入坐，为此吵了好几架。后来才知道，原来位子是被预定了。酒杯里还放着纸条呢。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负责财务，要付钱，要结帐。我的钱一会多了，一会少了，弄得我头昏脑胀。

终于等来了去北欧的飞机。那是斯坎的那维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座位宽大舒适，茶点别具风味，航空小姐个个长得那么高大、那么漂亮。大约两个小时后，机长告诉我们，飞机已经在斯德哥尔摩上空了。我拼命向下眺望，但看不到任何城市建筑，到处是水。原来斯德哥尔摩就是建筑在无数岛屿上的，有北欧威尼斯之称。

中国大使馆坐落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lidingo小岛上。要爬几个小坡才能到达使馆院内。这是一幢花园洋房，花园面积很大，除了花草树木之外，还有一个网球场。是从一位瑞典大财主那里买来的。带领我们去房间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是夏季，整夜都是亮的，一定要拉上黑窗帘。我们拉上双层窗帘，屋里是暗了，但是院中的鸟儿整夜叫个不停，同样令人难以入睡。清晨起床后，到院中走走，看到美丽的景色，还有小松鼠跳来跳去，可爱极了。

我们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后来又来了一位王禁声，一共三人。我们被统称为学习员。使馆给我们聘请一位教员，在使馆上课。教员用英语讲授瑞典语。一年之后，我们开始阅读当地报纸。我们每天早晨先上班一个小时，每人准备三、四条新闻，等大家上班后讲述给他们听。后来又转为用笔写下来，复印若干份，分发给领导们看。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我在瑞典的第一个任期，从1952年到1961年底，整整九年。在这一期间，经历了三位大使。第一位是耿飚将军，在部队中以英勇善战著称。毛主席在长征中写的“娄山关”就是指他领导的一次战役。他很讲究礼仪，在外交使团中很受尊敬，大家都称他为将军大使。他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导我们头发要亮、皮鞋要亮、裤线要直。内部放映电影时，只要听到国歌声，他就带头起立致敬。1956年耿飚大使与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对调。韩大使在瑞典工作两年多就被调回国内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大使很有文化修养，喜欢读古书、练书法。他出生在贵州一个大地主家庭，自幼参加革命。他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就是我的老家。他也喜欢品尝美食，也愿意喝几盅。在使馆聚餐会上会经常听到他的喝斥声：这么好的一桌菜，就几分钟吃完了，对得起大厨师吗，这样的饭至少要吃两个小时。韩大使离开后，继任的是董越千大使。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精通英语的老干部，长期作白求恩的翻译。他是北京人，很喜欢京剧，有时还练练嗓子，迈几个台步。他是个谨小慎微、工作勤勤恳恳的人。对使馆的年青人爱护倍至，就像个大家长一样。

五十年代驻外单位的待遇比较高，大使参赞级的干部都有孩子跟随。一般的干部也有带孩子去的，或者在那里生了孩子，养在那里。保姆由公家提供，使用者自付工资。我作为一个单身汉，一半工资被留在国内，购买国库券，另一半发给我，在国外使用。那时钱多，但是无处去用。只会托人去瑞士买手表送人，在当地买汽水喝。谁床底下都有几箱橙汁，这就是高级消费了。

那时我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建交，同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较密。周末晚上经常到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馆联欢。跳舞就是这个时候练出来的。苏联外交官的太太们真是热情，不管你会不会，拉过来就让你跟着她转。

使馆院内本来有一个很考究的网球场。由于没有人会玩，于是就把它改成了蓝球场。冬天浇上水，又成了溜冰场。夏天有时去海边游泳，瑞典气温低，水里冷极了。

瑞典女孩子的相貌和开放是闻名的。而当时在瑞典很难见到一个中国人。于是我们就成了奇缺的猎物。许多漂亮的女孩主动同我们接触。而我们脑子里的意识是，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到处是美蒋特务。于是我们总是装聋作哑，不予理睬。有三个固定的女孩跟踪我们两、三年。我们三个学瑞典文的男孩子无论到哪里都能遇到这三个美女。我们把她们定性为美蒋特工人员，从不正面看一眼。

有一次使馆的二等秘书胡洪范出席一个晚餐会。出来找车的时候，正看到司机赵福同一位瑞典少女拥抱，他装作没有看见。但司机紧张了，回使馆当夜偷偷溜掉。他找到美国驻瑞典大使馆，美国人如获至宝，立即利用他作反华工具。先把他送往西德，在那里开记者招待会，说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安全官弃暗投明了。再从美国安排他到台湾访问。台北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台湾小姐献花、接吻、拥抱。到处张贴着标语口号“欢迎赵义士归来”。后来陈香梅认他为义子，并送到学校学习。现在看来，这本是小事一桩，后来却演变成了一个大的政治事件。

在瑞典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国休假。那是1955年夏天。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到祖国的江南看看。第一站是南京，下火车后不知到哪里去住。于是去找警察。警察告诉我最好去新街口，那里交通方便，也最为繁华。第二天早上出来吃早点，见到一个摊位正在供应豆浆，吃的是油条外面加上一层米饭，用两手一搓，叫做粢饭团。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感觉不卫生，但是味道很好。饭后去中山陵。那时有马车，像出租车一样，在路边等人。我上了车，又等了几个客人，马车开动了。那条路真美，两边的梧桐树几乎把马路掩盖了起来，马蹄蹬蹬作响。真富有诗意。

我的第二个目的地是杭州。火车到达的时间是晚上。又遇到了到哪里去住的问题。这里倒不难，我刚刚下车，就有许多手提灯笼的人围了上来。灯笼上写着旅店的名字，争先恐后的拉我跟他们走。我选中了一个身体强壮的青年，跟着他去了。谁知道他让我上的是一辆黄包车，这种车子我只在电影上见过。他拉着我轻快地跑着。我在上面坐得很不是滋味，真想下来同他一块跑。他拉我到了一家靠近湖边的旅馆。服务员带我到了房间，指一指门后面的一个红颜色的木桶，说那是马桶，大小便用的。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忙问，这里没有厕所吗？他说，在院子里，比较远。我要洗澡，他指给我一个写着澡堂的房间。进去一看，既没有浴池，也没有淋浴，满屋里的人个个坐在一个木盆里，真是奇怪。我独自一人，背着照相机，畅游西湖，爬南北高峰，在庙里吃斋饭，玩得倒也开心。这就是我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经历。

由于北京和斯科之间长途火车的开通，我们后来的往返都坐火车了。中苏两国铁轨宽度不同，到满州里都要换车轨。一进苏联境内，映入眼帘的就是无边无际的森林。特别是一片片的白桦树，真是优美。火车站上有兜售当地特产的小摊小贩，印象最深的是贝加尔湖边的烤鱼，味道真好。苏联冰淇淋到处有售，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火车车箱内一天到晚供应红茶，用漂亮的金属套子托住玻璃杯，加上好几块方糖。每天清晨都有一个老太太，一手挽着篮子，一手提着可可壶，边走边喊“肉包子，肉包子”。这是一种油煎的包子，很好吃。餐车上供应滚烫的莫斯科红菜汤和肉杂汤，我都很喜欢。这么美味的汤，不知为什么连今天的北京莫斯科餐厅都做不出来。面包有黑白两种，开始我们只挑白的吃，后来慢慢发现黑的更有味道，有一种特殊的香里带酸的味道。

每次到达莫斯科，都要换乘交通工具，总要停留几天。一个夏季的周六晚上，我一人到红场闲逛，正巧有露天舞会，我也挤了进去。刚刚站定，就有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碧眼黄发姑娘邀我跳舞。跳了一曲之后，她仍不离开，接着又同我跳了一会。第二天一大早，同行的一等秘书张一鸣敲我的房门，说有我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昨晚与我跳舞的姑娘写来的。信中写道，她不懂中文，信是连夜请一位中国同学帮助写的。她要求与我保持联系，问我中国的地址，准备到中国来看我。这真是一个惊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只能一笑了之。

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从莫斯科乘火车去北京。途中，韩念龙大使的夫人王珍同志突然到我的车箱里来，半开玩笑地说：“小陈，我们遇到麻烦了，多了一个人，没办签证，不知能否入境”。我急忙问怎么回事。她详细叙述了昨夜她车箱发生的事情。与我们同行的保姆突然生产了，一时找不到医生，她就充当了接生婆，凭她生过几个孩子的经验，摸索着将孩子生了下来。孩子是保姆同一位司机的私生子，原准备赶回到国内神不知鬼不觉地生下来，谁知路途颠簸早产了。保姆觉得没脸见人，要跳车寻短见。这就样王珍同志辛苦了一整夜。好在母子平安，保姆的情绪也稳定了。车上生孩子的消息传出去，所有的旅客都高兴得沸腾起来了，纷纷向我们祝贺，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列车长和餐车主任更是为我们忙个不停。到了北京，我帮助这位广东姑娘买了张火车票送上去广州的列车。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母子怎么样了。

我每次去瑞典都是先乘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然后换乘从莫斯科去赫尔辛基的火车，途经圣·彼得堡停留两个小时。就这样，来来回回经过圣·彼得堡若干次，却没有进城看过。有一次，我下决心要用这两个小时游览一下圣·彼得堡。由于我不懂俄语，就请同车的一位苏联外交官为我写一张纸条，说明我要去看城市的几个地方，如冬宫、斯莫尔尼宫、喀山大教堂等，但务必在几时几刻回到火车站，不能误了车次。我就拿着这张纸条到街上找出租车。看到纸条的人都很热情的帮助，一会就招来好几辆出租车。我上了车又给司机看了看纸条。司机看后笑着说，好，没问题。就这样游览了圣·彼得堡，并及时回到了车站，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历险吧。

1961年我奉命调回国内工作。在瑞典居住九年了，从十八岁到二十七岁，正是我成长的时期。我站在从斯德哥尔摩去赫尔辛基的轮船甲板上，望着两岸深秋的黄叶，脑海里一幕幕的图像在翻转：使馆周围的一草一木，附近咖啡馆里散发出的面包香，圣诞夜的大雪纷飞……直到深夜，服务员提醒我应当回舱内休息了。

我乘莫斯科——北京火车，到齐齐哈尔下车，为的是转车去杜尔伯特市去看望我的妹妹们。她们是跟着老家的人们闯关东来的。我利用换车的时间，在车站周围转了一转，见到的是难以想像的脏和乱。车站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近几年到这一地区逃荒的人很多，到处大小便，来不及收拾。我到车站食堂要了一碗面条，还未来得及吃，桌下钻出两个小孩，一人一把将面条抓走了。我感到震惊，更是心酸。我让服务员再煮几碗面来。回答是，没有了。这一碗还是看在我从国际列车上下来特地照顾的。我知道这几年天灾人祸，经济困难，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到了这种程度。

回到北京，我被安排住在天坛公园附近的雅宝路招待所，分配到外交部西欧司工作。那时外交部办公仍在外交部街清朝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内。东楼接待大厅很有气派。有时举办舞会，周总理、陈毅外长都来参加。当时是困难时期，西欧司的同事工作都不多，大家都在设法弄点吃的。

在招待所遇到使馆的一位老同事，柯蒂同志。她是大使馆一秘徐明的夫人。徐明是从美国回来的地下党员，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以上校军衔参加谈判工作，后来派到驻瑞典使馆任一秘。这是多么理想的外交官。可是不知怎的，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去了。一位更早时期从使馆调到西欧司工作的一秘盛之白也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这两位都是极为能干、勤勤恳恳为国家效力的人，也是我十分崇敬的人，怎么突然间都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呢。我实在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