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风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家里。房间里堆放着许多书报杂志，两架手提打字机敞开着放在桌上。盥洗室的门上贴着“随手关灯”的纸条。

三十多年了，这对夫妇孜孜兀兀，诲人不倦，为培养我国外语人才而辛勤地劳动。他们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活跃在外交、新闻、财贸和教育等各条战线上。凡接触过他们的人，对他们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无不交口赞扬。但是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贡献，却是鲜为人知的。原来他们不但是卓越的教师，而且还是刻苦认真的记者和作家呢。多年来，他们不但写短文而且还创作了三部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篇著作：《一个中国村落的革命》、《十里店》和《阳邑人名公社》。

（二）

“当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正酣的时候，我们乘着驳船沿大运河而下，通过无人区进入解放区……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一亿四千多万人民正在进行反对蒋介石斗争最后阶段的世界。”《十里店》开卷第一章描述的是1947年的情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党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亿万农民多世纪来梦想的“耕者有其田”就要实现了。三十多岁的柯鲁克和他的妻子伊莎白，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风尘仆仆地来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十里店（今河北武安县境内）。他们想来了解和报道中国的土地改革经验，供世界其他具有共同任务的国家人民参考。“中国人常说解剖麻雀。这正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个村庄——十里店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在边区政府帮助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农民共同生活，促膝谈心，一起开会，亲临一幕幕斗争和生活的场景。柯鲁克对我们回顾了当时的生活：“我们住在一户中农家。起先我们的生活待遇很特殊，上面给我们派了专门厨师，后来我们回绝了。我们端着饭碗和农民一起蹲在地上吃饭。久而久之，老乡们几乎忘了村子里有两个外国人了。”

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生活了8个月，写了许多报道，同时为《一个中国村落的革命》和《十里店》两书准备了大量素材。《革命》一书描述的是十里店从1937年至1947年10年中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村子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基本上铲除了剥削，但是还存在土地和胜利果实分配不均，民主不充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有待整顿的问题。《十里店》实为前书续集，作者以亲生经历和见闻，描述了1948年初该村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情况。在上级所派工作组领导下，发动群众，审议了阶级成分，成立了扶贫机构，对土地和胜利果实进行了填平补齐，对斗争对象落实政策，整顿干部和党员队伍，为迎接全国解放作了准备。

为搜集两书素材，作者进行了半年多实地考察，而从素材到成书、出版，则经历了更长得多的过程。这里有一段曲折。

（三）

当时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正当柯鲁克和伊莎白埋头写作《革命》时，党组织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到定县外语训练班担任英语教师。这一下柯鲁克和伊莎白在思想产生了矛盾。他们来华时原只打算逗留一年半，柯鲁克想的是当好一名记者，伊莎白则有一附带任务——完成她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如果应聘当教师，则他们整个计划就要告吹。“个人兴趣和革命需要发生了矛盾，真难办哪。”柯鲁克回忆道：“但我想起来华前英共一切负责同志给我们的临别赠言：‘到了中国一切听从中国党的调遣。’我们就照他的嘱咐办了。”对于柯鲁克和伊莎白来说，革命需要是第一位，其余都是从属的。

柯鲁克生于英国，在美国上大学时开始从事进步活动。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已日暮途穷，开始憧憬社会主义，1935年返英，次年加入了共产党，接着便参加了国际纵队去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在西班牙时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吸引。1938年他来华考察，在成都结识了在中国出生的伊莎白。伊莎白是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刚刚取得了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正在中国西南实习。她十分同情处境悲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她和柯鲁克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后，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已变，双双回国投笔从戎，一个参加了英军，一个参加了加拿大军队。战后，柯鲁克在伦敦大学学中文，伊莎白继续攻读社会学。他们学习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因此不久他们主动申请，再次来到革命烽火燃遍的中国。他们渴望通过写新闻报道为革命服务，但当革命需要他当教师时，他们又毅然响应了。

（四）

寒来暑去，年复一年，他们用尽心血浇灌着我国的教育园地，但是著书写文章的愿望始终在他们心里燃烧着。“我们觉得很内疚”，伊莎白说：“我们在十里店住了那么久，当地干部群众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拿出来。”于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但是干扰很多。例如“在外训班时，常常在我们凝思或推敲时，有人进来问：‘请问这个字属什么词类啊？’有时我们感到泄气，想干脆扔下笔杆不干了，但继而又想这样太负于十里店人民了。”“我们心情常常很矛盾，写作时觉得影响了教学，教学时又觉得耽误了写作。”坚持就是胜利。他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首先写出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革命》，1957年又完成了他们的主要著作《十里店》。此后他们又利用假日重返十里店及邻近地区考察。利用暑假时间写出了《阳邑人民公社》。

《革命》一书自1959年在英国出版以来，已印行三次，《公社》也于1966年出版。《十里店》则于1979年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这三本书的发行量不算大，但在英、美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将《革命》和《十里店》定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对广大进步人士来说，这几本书更是难得的精神食粮。美国一读者在看了《十里店》后给作者写信：“我们这里每天听到一些评论家对中国的冷嘲热讽，在这种时候能读到中国人民伟大的现代史篇章和中国党的工作是特别宝贵的。你们的书犹如雪里送炭！”

（五）

“你们的写作经验是什么呢？”我们问柯鲁克夫妇。柯鲁克说：“写作是十分艰苦的脑力劳动，推敲琢磨，一写再写，是没有止境的。文字要力求精炼。在写《十里店》初稿时，为了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用了许多有政治色彩的词句，但写第2稿时都删去了。”伊莎白说：“要让事实说话，与其把作者对某些事实的感受和看法告诉读者，不如把促使读者产生这些感受的事实告诉读者，让他们自己去感受，去作结论。有时候作者费了许多笔墨想要加强某一论点，殊不知这样做时恰恰削弱了论点。”伊莎白还提到：过去很长时间中，新华社英文电讯稿在转载人民日报文章时常常略去令人信服的事例而留下干巴巴的结论。这种有骨无肉的文章在国外是没有人要看的。

“你们两位在写作过程中合作得顺利吗？”我们又问。柯鲁克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爱玩弄字句，有时因词害义。我还喜欢多写无关紧要的花絮，伊莎白就要问：这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或问：你究竟想说明个什么问题？”伊莎白补充说：“柯鲁克思想连贯性强，善于一气呵成，而我有时则过于注重细节。我们互有长短，相辅相成。”

（六）

1950年冬天。北京外国语学院三百多名刚入学的新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英语系副主任柯鲁克讲话：“我们教的是英语，我们学的是中国革命！”荏苒30年过去了，豪迈的言词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今天他和伊莎白仍坚守在教学岗位上，既教英语，又教世界史。既写文章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也撰文帮助中国人民正确地了解外国。他们热情地关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看到问题就写信或口头提出批评建议。他们通过书信，向外国友人介绍我们中国的建设，解答友人的疑问。他们的心和中国人民是相通的。柯鲁克常常提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给他们的帮助。“当年我们亲自经历了伟大的土改运动，亲眼看到中国党的一系列英明政策的施行。解放区实行的高度民主，曾使我们惊讶得瞠目结舌。从那时起，我们就认定，跟这样的党走是绝不会错的。”近十多年的曲折道路，柯鲁克夫妇是和中国人民一起走过来的。林彪、“四人帮”曾使柯鲁克身陷囹圄，伊莎白也被“专政”，但这些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对中国党的信念。他们对老一辈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柯鲁克在周总理80诞辰时所写《忆周总理》一文结尾是这样说的：“周总理将永远鼓舞我努力奋斗。我要做好工作，改进工作和生活作风，搞好学习，使自己接近这位模范共产主义者树立的标准。”在谈话中，柯鲁克夫妇常说：“我们感谢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给我们的教育和帮助。”

感谢你们！柯鲁克和伊莎白同志！中国人民将永远不忘你们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祝你们在教学和创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