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一兵，1961级亚非语言专业校友，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赞、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及远程教育计划专家。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亚太大学革新联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顾问，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出版论文集：《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和法人化》，主编《七十国教育发展》、《亚太地区文凭与学位手册》,全球大学革新网络2008年《世界高等教育报告》亚太篇撰稿人。

他是北外的学生，也是北外的老师；他从中国教育走出去，又从世界教育中归来；他前半生在听教育这一课，他的后半生从事和关注的仍是教育这一行；从北外到教育部，从中国到国外，他用人生书写教育。

勤奋，他有求学者的习惯；思考，他有为师者的精神；淡然，是他人生永恒的高贵底色。

一．业精于勤

1961年，王老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僧伽罗语。谈起求学时光，他回忆道：“作为北外第一批从农村招考来的孩子，我看到了校内的贫富差距却也看到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他深知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格外发愤勤勉。考虑到父母靠争工分支持他求学的艰辛，他曾不止一次把他们寄来的向生产大队借来补贴生活的钱原封不动地寄回。

当时僧伽罗语专业刚刚创立，国内还没有教授该语种的老师，更没有任何成文的课本、参考书籍甚至字典。因此该语种从字母学习开始就全部由外国人执教。上课时，外教僧语与英语交叉教学，后再由英语老师翻译成汉语。外教的教学思想是把所有学生放到“大森林”里去，然后由学生自己走出来。王老认为，该思想既有新意又十分大胆，但对于新中国第一批僧语的学习者来说，实乃一次冒险性极大而又苦不堪言的学习之旅。而他却成为了最早走出这一“大森林”的一个。学习仅三年后，他就当了本班老师，帮助仍在“森林”中挣扎的同学走出困境。王一兵将此归因于勤奋与会学。他回忆道，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中国驻斯使馆用僧伽罗语发行的介绍中国风土人情与发展变化的《中国新闻公报》，他便每天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学习、背诵，直到弄清楚并熟练掌握每个单词、每个句子的含义、结构、用法。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了语言学习必须重复5到10遍，“读烂一本书”的方法，以求得在不出国的情况下，能对该语言的语法、语义、语感、应用、人情、文化等等有较好了解。

学习两年后，王一兵作为一名大学生被借调到中联部工作三个月。他出色完成了接待一个外国培训团的全部翻译工作。三个月后，中联部正式持函来商调，然而，学校已先下手提前将他调出，成了一位拿着学生证的老师。他笑着说，当年他向教务处借磁带录音机，多次因为他只有学生证没有教师证而被拒绝。做一名学生老师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查阅稀少的资料，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这正像在贫瘠的土壤上耕种，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从入学时起，他在北外一待就是整整20年。20年的辛劳，诠释勤奋。

1981年，王一兵放弃了专业，调至教育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从事国内外教育政策的综合调研。由于工作的需要，王老在41岁的年纪上，开始了一次更神奇的英语自学之旅，并最终达到了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水平。这一次，除了“读烂一本书”外，又加了一个无锡产的红灯牌小收音机。这是用到教育部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得到的十几块钱稿费买的。每天早上从语言学院骑车到西单教育部上班的一小时路程，他都戴着耳机练习听力。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他坚持了至少四年。与此同时，他在学校学习、工作（在党委工作六年），积累了大量经验；又利用教育部的大量文献资源，刻苦研读，多次睡在办公桌上，一人独住黑通通的办公大楼过夜。不到两年时间，他就成了为教育部领导起草文章、各种会议讲话、文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国家报告、以教育部名义发表大块文章的“笔杆子”。

二．行成于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王老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国际教育舞台，先是到巴黎中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回国四年后又作为教科文组织官员在曼谷工作十年。中国闭关锁国三十多年后的对外开放，意味着与一个陌生世界的双向交流的开始，交流的实际效果取决于相互的了解、理解，取决于能否用对方听得懂的理念、语言把“中国特色”介绍出去，把“外国特色”介绍进来。照译、照抄、照搬作用不大，弄懂、消化、思考、比较、提炼会更有效。行成于思，是王老从一个僧伽罗语教师转变为教育决策和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全部总结。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仍然是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冷战的舞台，在国内，则是人们普遍认为各行各业的单项改革难以突破因而“言必谈体制”的时期。王老时任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团参赞，他除了出色完成起草一份份教科文组织围绕非洲总干事的去留,东西方之间复杂尖锐、迭荡起伏的形势调研报告外，还利用教科文组织与经合组织两大总部均在巴黎的条件，挤出大量精力对西方发达国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发展及其运行机制演变、成型做了近两年的调查和研究，与上百名来自东西方的教育部长、校长、教授切磋，回国后写成并发表了几万字的长文《发展丶机制与困惑-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教育发展述评与比较》。他提出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总体教育运行机制由国家、市场、社会和学校四个部分组成。这四个部分既相互激励，又相互制约，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其中，国家掌握教育的政治方向，确定战略重点，采取战略措施，协调总体规模速度与布局但不干预学校的具体办学活动；市场拥有调节、激励、制约功能，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两面性；社会参与政策制定，参与教育管理，直接或间接参与学校教学、课程设置、质量评估等微观管理；学校享有法律保障的必要的办学自主权、有充分的活力，同时又面临来自市场、社会和同行的强大压力和国家通过法律和拨款手段的有限调控。他提出，大学自主权的最终确立，不是简单的放权、一次又一次重演放了就乱、乱了再收，而是一个改革传统体制、调整政府、市场、社会和学校的关系、试行和确立新的运行机制的过程。学校管理上可以引进某些市场手段，如人才引进、待遇奖惩、科研经费分配等，但学校管理过渡市场化甚至商业化，必将伤及大学本源、大学精神、大学宗旨和大学文化。这篇论文1990年发表后，几经转载，直到2007年，仍被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其“教育发展评论”第一期，并仍然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大学自主权问题的解决有一定指导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他在教育部组织的评估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级职称时,在全国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上，破格从讲师提升为研究员。

1993年，王一兵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工作，是该组织在亚太地区唯一的一名高等及远程教育计划专家，王一兵的工作并不轻松。当时的东盟和不少南亚国家同中国在政治与外交关系上才刚刚解冻，他明显地感觉到周围的同事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人能否在短期内学会纷繁复杂而细致的国际游戏规则，能否在第一个合同两年期满不重蹈前人覆辙被炒鱿鱼“重返故里”持有怀疑态度。但他却凭借真诚、实力、开创和智慧打动了他们。王老回忆，在教科文组织任职期间，他牺牲圣诞、春节假期,广泛阅读文献资料，归纳总结各国教育的优势与短板，加深对亚太国家各个高校、教育部的了解，广结人脉，从而用十年时间成功地组织和参与了127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也成功地促成了亚太地区大学协会和多个高等教育合作网络的建立。他的工作得到了他所在的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和巴黎总部的充分肯定和赞许，并延长了他的任期。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长谢费尔博士在多个场合，包括在于巴黎召开的有中国政府代表参加的世界第二次高等教育大会和2002年于曼谷召开的亚太地区世界高教大会后续委员会会议上，专门表扬了他为促进亚太地区各国大学间合作所做的努力和贡献。甚至在王老退休五年后，他仍在澳门举行的亚太地区的高等教育会议上，讲述在从儿童基金会来到教科文组织后如何因为王一兵的工作改变了他对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看法和态度。王一兵坦言，这十年是在压力、紧张和充满挑战中度过的，但最终他充满成就感地于2003年7月从教科文组织退休。王老畅谈着自己的经历，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王一兵说：“阅读、反思、归纳、总结并形成自己的思想，即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很重要。”也正是这样的能力让他面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教育情况仍心中有谱胸有成竹，成功地完成工作任务，并使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成功源于生命底色的淡然

我思故我在，思考似乎已成为了王一兵的研究精神。即便在退休后，王老仍然没有停止对教育的研究，发表文章近二十篇；为多所高校改革发展、提升质量、扩展国际联系、争取国际奖项出谋划策；两次陪同周济部长出国访问，并以专家身份参与重要国际会议。2009年，他作为世界银行专家参加了于莫桑比克举行的非洲大学校长会议，他就非洲要不要学习英国大学的拨款机制（UGC）问题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并改变了会议的最后结论。主持会议的莫桑比克科技部长当天下午就把王一兵请到他的办公室，一边与王一兵商谈可否留在莫桑比克作为其顾问工作一年，一边直接与纽约世界银行总部沟通如何解决报酬问题，甚至提出如果世界银行无此计划，莫桑比克政府可以给王一兵土地作为报酬，这件事成为世界银行同仁中一个笑谈和美谈。因为非洲人邀请高层次专家的目标还是西方人，一个中国专家引起如此反响、受到如此欢迎尚无先例。当被问及是什么让他能够在国际性会议上改变风向时，王一兵笑着说：“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一个专家需要的是新的视角、新的观点、以理服人，若发言老生长谈、众所周知、无所针对，则毫无意义。而新观点无外乎四个字：学习、思考。”

王老一生52年求学、从教和工作经历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一段经历是他事先刻意追求、设计和曾经预料过的。当被问及人生丰富多彩经历是源于人生追求还是教育理想时，他思索了良久，幽默地说：“这个问题挺难回答。”随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他的“一生变数不断，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很难预料，自己亦无选择权利，就像当年已做好去中联部工作的心理准备却被留校；教师的板凳还没有坐热，碰上文革，当了‘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造反派’，后期还成为学校领导成员；六年三次辞官终被批准后，没有接受分配去外交部，恰去了教育部，到了教科文。王老表示，回过头来自己感到多少有点欣慰的是，对于自己对每一个无法预料的艰难人生变化的应对还算满意。这靠的是自身的一种素质，即刻苦、勤奋、意志、正派、正直、学习和思考的品质，支撑着自己并给自己力量。“我在学校学的专业虽然完全没有用上，但我的上述人生素质、素养和品格的形成，同在校20年的熏陶是绝对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我离开学校三十多年，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切仍然牵挂和关注的根本原因。”王老如是说。

淡然是他生命的底色，在淡然里，他便能心无旁骛地积淀内涵、勤奋思考，创造生命的美丽与辉煌。

文/胡谦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