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凭借译作《堂吉诃德》获得国家最高翻译奖——鲁迅文学奖之彩虹翻译奖；

他曾主编国内最早并通行至今的两个版本各六册的西班牙语教材；

他曾获得西班牙国王钦令颁发的伊萨贝尔女王勋章；

魏公村西口的讲台只有三尺，但他一站便是五十二个春秋。

他是老师们眼中一位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长者；

他是同学们心中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董爷爷”；

他笑称自己是一个“心里想着十分，嘴上非要说出十二分”的“无突出贡献的教员”。

他叫董燕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教授，现任系务委员会委员、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西语、葡语教学研究会理事。

政治年代的学术行者：学而优则教

“生于燕京”的董燕生老师，出生便赶上了七七事变。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家人背井离乡。高中时代，家人曾想接他回北京读书，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真正结束颠沛的生活回到家乡还是缘于母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招生。

“当时来了几位招生的老师，不知怎么，就看上了我。”董老师风趣地说。如此，有志于学习外语的董老师踏进了北外的校门。四年的学习生活多彩而艰苦：没有像样的西班牙语课本；听力课使用的是笨重的、固定在教室里的老式钢丝录音机；极左色彩的政治性活动经常干扰教学的正常进行。然而苦中有乐。外教María Lecea女士的课是董燕生教授当年最爱上的课程之一，这位西班牙老师讲课风趣幽默，讲到兴起时甚至会唱起歌来。

1960年，董燕生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并选择留校任教。从讲台下走到讲台上，面对的是更为繁重的任务。每周，他要上6天共15节的课程，要批改两个班的作业，要参加名目繁多的大小会议和义务劳动，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经常吃不饱肚子。但这种种困难却让董燕生更加热爱西班牙语教学事业。

“就是坚持。”他对此总结道。

坚持换来了形势的好转。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以来，我国的西班牙语教学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在董老师的主持和亲历亲为下，国内最早的一套西班牙语教材终于面世，而后又一套富有新时代气息的西班牙语课本也杀青付梓，并很快通行全国，成为目前全国各高校西班牙语专业的首选教材。他介绍说，从前我国的西语教学只有北外和北大两个点，而如今北至齐齐哈尔、南到海南岛，全国已经有三四十所大学开设西班牙语课程。然而尽管进步显而易见，董燕生还是客观地提出了目前我国西语教学仍面临的问题——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的教师断层。目前各高校西班牙语专业普遍缺乏富有经验的中年西语教师，因此要更好地发展西语教学，当务之急就在于提高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素质和教学质量，尽量弥补十年断档之人才困局。

专攻术业的中西使者：草创阶段，任重道远

在专心投入心爱的西班牙语教学事业的同时，董燕生还致力于向西班牙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他曾经三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赴马德里进修深造；后两次则以教师的身份到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等课程。

谈起西班牙，中国人一般会立即联想到斗牛，联想到阿莫多瓦，联想到西班牙人开朗奔放的性格。“这其实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董燕生认为，西班牙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混血文化。伊比利亚半岛地处欧非交界，北方有欧洲人跨越比利牛斯山迁入，南方有非洲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移民，历史上西班牙还曾经受到过罗马人、哥特人、阿拉伯人等外族的入侵，其文化具有极强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赋予了西班牙文化活跃的生命力。他本人个性外向直率，因此与开朗热情、直截了当的西班牙人和拉美人交往起来游刃自如。董燕生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民族的可亲可爱，他的拉美朋友海奥尔希娜父母待他如亲人，逢年过节一定会请董燕生去做客。

虽然就个人而言，董燕生与西班牙语民族的朋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但就整个中国与西班牙语世界文学交流来说，董燕生认为现状并“不够好”。1979年之前，两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沟通甚少；改革开放以后形势有所好转，但仍然不如与英语、法语国家的交流密切深入。在西语世界中对中国文学介绍得不多，市场也不大，汉学研究只刚刚起步。虽然有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如《道德经》《唐诗三百首》《红楼梦》等被介绍到了西语世界，但版本较少，且很多都是由英文转译而来，质量不尽如人意，跟不上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步调。董燕生指出，中西交流目前还是“草创阶段，任重道远”。

草创未就，既是困境，又是历史赋予的任务。对此董燕生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毕竟个人的、单纯学术界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西语世界的华人和精通中文的西班牙人，应当在有关组织机构的组织与资助下进行合作，共同努力翻译出一些高质量作品，并致力于双方文化的介绍、传播及学术交流。

挑战权威的忠实译者：《堂吉诃德》之争

董燕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重点定位于西班牙语教学和西语文学研究上，有时受出版社邀请也会翻译一些西语世界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译作当属1995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堂吉诃德》。正是凭借这部作品，董燕生获得了2001年全国鲁迅文学奖之彩虹翻译奖，这也是我国翻译界的最高奖项。

然而，这部译作在2005年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当时，董燕生大胆地提出了该书第一个西文中译本——杨绛先生译本的不足之处，媒体一片哗然，尔后批评乃至讽刺接踵而至，甚至有译家指责董燕生是引译坛不正之风，最终风波以杨绛先生撰文对董燕生的批评表示接受告终。此事之后，董燕生便在舆论界得了个“争议译者”的名号。然而董燕生本人对于这幕媒体炒作的闹剧却不以为意——所有指责他的所谓的“评家”“译家”中，根本没有一个人懂西班牙语，而其指责的手段也不过是扣帽子、使棍子而已。

董燕生认为，做翻译与译者的名望无关，关键是要做到严肃认真，对读者负责，译文可以有缺点，但绝不能犯误导读者的低级错误。董燕生还特别强调，翻译首先应该做到忠实于原文。合格的译文，应当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原著的三个方面——“都说了些什么，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如果这三方面都能做到，那么翻译才真正做到了忠实。比如《堂吉诃德》一书，作为“现代小说的鼻祖”，从这部书开始，小说中的人物开始按照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说出不同的话，而作者在采取某种表达方式时也是有感情或结构上的用意的——作为译者，当深入原著，深入作者的心灵世界，探察作者撰文时的内心想法，才能将作者真正的思想如实转达给读者。

真性真情的真诚老者：天真烂漫是吾师

作为西语系的学术泰斗、学生们心中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董燕生对自己的定位仅仅是“普通教师，无突出贡献”。2000年，当他获知自己会被西班牙国王授予伊萨贝尔女王勋章时，毫无思想准备。但董燕生也坦言，在领奖台上他确实“感觉非常好”，然而这种荣耀感仅持续了半个小时，“半小时一过，自己还是自己”，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这便是董燕生眼中永远的本职工作。

董燕生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是游泳，每天坚持游2000米，不论寒暑，只因为在水中可以获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真实感。董燕生不喜欢掩饰自己的情绪，喜欢真诚，喜欢真诚的人，采访过程中他说话直率而幽默，爱打手势，毫不掩饰自己的语言风格和行为习惯，更毫无教授的架子。他笑称自己“心里想着十分，嘴上非要说出十二分”，为人“直来直去”，说话“尖酸刻薄”——这种真性情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同时也让他交到了更多真诚可靠的好朋友。

如今董燕生已年逾古稀，却仍然奋战在教学的第一线，每个星期学生们都会在大四和研究生的课堂门口看到奕奕神采的他。回首这一生，董燕生说，他所做过得最有价值的事，就是能够“留在北外，当教员”，最大的遗憾则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集中精力教书”。

这就是“无突出贡献的教员”——董燕生教授。现如今，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西班牙语教学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中，这支孜孜不倦默默无闻的红烛已燃烧七十余载。面对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中国与西语世界文化交流的后学晚生，董燕生露出微笑：

“未来是光辉灿烂的，天地广阔。加倍努力，不要辜负这个好时代赋予你们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