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悄然流逝，或许只有记忆还偶尔唱起年少的歌，带人穿越时间的隧道，去寻觅似曾相识的岁月光影。1977 年 10 月的一天清晨，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里听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真是无比兴奋。当时，我正在北京西南的云岗中学读高二。那年的 12 月，我和许多同学一道加入了高考行列，十分幸运地被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录取。第二年春天，我来到北外，开始在东欧语系学习罗马尼亚语。

北外 77 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有相当扎实的外语基础，英语、德语、日语等专业都有一批同学，入校后一两年就达到了毕业水平，有的直接转入了研究生。另外，当时大家都受到了理想主义和集体精神教育，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比较能吃苦。北外的前身是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重视政治教育和外事工作纪律的培养，本色朴实，学风优良。我们入校后每天早晨像军人一样出操，大家都非常自觉。各系的同学自己带队，在操场上集体跑步。每天出操后还有晨读时间，校园里春风拂面，书声朗朗，各种外语交织在一起，声音美妙而动听。其实许多同学在早操之前就已“闻鸡起舞”，开始加班加点学习。

每天课后，同学们大多到操场进行体育锻炼，自觉成风。晚自习的学习气氛很浓，不亚于白天的课堂。我们罗语班共十人，八位同学毕业于北外附中或白堆子外国语学校，三位同学还当过中学外语老师，学习经验丰富。他们组织大家互相听写，轮流对话。学校给每个班配有一台磁带录音机，每个同学一副耳机，一有时间，同学们就围坐在录音机旁，反复听课文录音，逐字逐句地跟着朗读。这种强化听说、相互切磋的集体学习方式让我受益匪浅。

罗语教研室属东欧语系，有六位老师，他们对我们关爱备至。在入学后的全班座谈会上，老师们说，现在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积极因素也很多，他们有信心把我们培养成又红又专的罗语干部，在水平上要超过历届学生。这些话使我们倍受鼓舞。

教研室最年长的是裘祖逖老师。他解放前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作为新中国最早派往东欧国家的留学生，于1950年到布加勒斯特大学专攻罗语，回国后在外交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1956年受命到北外组建罗语专业。裘先生见多识广，学养丰富。他和同学们在一起，总是纵谈古今中外，各种掌故信手拈来，我们感到枯燥难记的动词变位他却可以倒背如流，令人赞佩不已。他告诉我们：学习外语就像万米赛跑，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学习上下大工夫，花大力气；同时加强政治学习，注意锻炼身体，练好基本功，全面发展。

我们入学时，国内刚好上映罗马尼亚影片《沸腾的生活》，译者就是裘老师。1978年初夏的一天，他从北影厂借来原版拷贝，在主楼的“三大”教室为大家放映。那一天，裘老师送我们八个字：“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多少年过去了，这八个字一直记在我的心里。

最初给我们上专业课的是孟慧荣老师。她是73级“工农兵学员”，我们入校时她刚留校任教。孟老师是天津塘沽人，身材高挑，聪慧热情。她给我们上罗语精读，口音清晰，讲课认真，对同学们非常耐心，是我们专业学习的启蒙老师。

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是杨顺禧老师，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外英文系学习，后被选派到布加勒斯特大学留学，是正宗的“洋科班”。杨老师在罗语语言学和语法教学方面造诣很深，工作极为细致。我们初到北外的第一个学期，有不少课是杨老师上的。当时，我在语音学习上遇到很多困难，杨老师帮助我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改进办法。在我们四年大学期间，几乎每天晚上罗语教研室的灯都是亮的，多是杨老师在那里伏案，编写教材、词典。同学们使用的《罗马尼亚语语法》等教材，都是他焚膏继晷的工作成果。毛春普老师早年在山东大学读英文，50年代在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工作，同时学习了罗语。他的汉语功底深，写得一手好字，经他翻译或修改的文章，准确精炼，典雅传神。他给我们上翻译课，无论多长多难的句子，总能给出最好的译法。

张志鹏老师是罗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课，但晚自习的时候经常来教室指导我们。张老师性格幽默，语言风趣，很有亲和力，经常在轻松谈笑中就帮助我们纠正了学习中的一个个问题。张老师也反复强调要练好罗语基本功，他没有过多灌输正面道理，而是喜欢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以罗语翻译界和他本人的一些典型事例，包括教训和“洋相”来启发我们。张老师的罗语完全是在国内学的，工作后很多年都没有出国机会，但凭着勤学苦练和大量的语言实践，他在口语和口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北外小语种教师中的佼佼者。

二

1978年9月，根据中罗两国的有关协议，罗马尼亚教育部向北外派出语言专家扬·弗洛里契格老师和夫人奥克塔维娅-吉奥切尔担任教学工作。专家到学校后，很快就在张老师的陪同下来教室与同学们见了面。那一年，弗洛里契格老师才三十几岁，但已经是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一级语文教师。他身材魁梧，目光炯炯，嗓音洪亮，英俊洒脱。由于我们掌握的罗语太少，还听不懂他的话，只能靠张老师翻译。老师们讲话后让我们提问，我想问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学习单词，憋了半天却说成了“罗语中哪些词有用”，专家回答我：“罗语中所有的词都是有用的”。这就是我和罗马尼亚老师的第一次课堂“互动”。

弗洛里契格老师的教学内容丰富，方法多样。除了课堂教学外，他还经常安排专题讲座，为我们介绍罗马尼亚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譬如组织我们欣赏排箫演奏大师赞菲尔的作品，为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等历史事件举行纪念活动，介绍圣诞节和新年习俗等，都生动而有趣。

就这样，在老师们的“调教”下，我们很快“上路”了。1978年的最后一天，全班同学应专家夫妇的邀请，到他们在友谊宾馆的家中做客。老师夫妇热情好客，家里布置得非常温馨且有文化品位。我们听着罗马尼亚民间音乐，品尝他们精心制作的美食，感受异国的节日文化，我们已能用罗语与他们比较自如地交谈。那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

三

弗洛里契格老师到北外以后，对罗语专业的教学内容做了全面调整。他在张志鹏老师的协助下，编写了全新的罗语精读教材，数量有七八册之多。

新教材在内容上包括政治、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题材，范围相当之广。弗洛里契格老师喜爱文学，因此精选了不少作家的名篇佳作。我们从中学习语言，陶冶性情，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是典型的屈折语。名词有性、数、格和定冠、不定冠的形式；动词按时态变位，词形变化十分复杂，还不要说其他的难点。若没有苦练强记和长期积累，根本无法达到正确掌握、熟练运用的程度。开始学习时，我们都希望多学、快学，巴不得第二天就能去当翻译。弗洛里契格老师对此不以为然，他总喜欢用一句拉丁语“Non multa，sedmultum”来提醒我们“不求数量多，但要质量好”。

1981年夏天，我们已到大四第一学期。当时，我们成为第一批作学士论文的毕业生。就在这个时候，弗洛里契格老师也要结束在北外的三年工作，离任回国了。行前的最后几天，他一直在和我们商量论文题目，帮助大家制订写作计划，选择参考文献。他帮我选的题目是《论中国人学习罗马尼亚语的困难》，老师鼓励我说，这个题目很有意义，值得深入探讨，甚至可以作一篇博士论文，老师从大量书刊中为我指定应读的文献，让我受益匪浅。

弗洛里契格老师教了我们整三年，为我们奠定了职业生涯的基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他多次对我们说，不希望我们只满足于一般的语言翻译，而是要为中国与罗马尼亚的文化交流多做贡献，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他把语言教学提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在与我们的日常接触中传递着一种普世情怀。他喜好读书，尤其喜爱诗歌，引导我们接触了许多罗马尼亚杰出的诗人和诗作。他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务实高效。在生活中，他情趣高雅，自尊而从不媚俗。这些对我后来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都影响至深。

四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国家各项事业如沐春风，一派兴旺。那时的物质条件还比较落后，一台最简单的“黑砖头”录音机已属奢侈品，但社会的氛围、人们的精神是纯朴而向上的。我们在北外读书、成长，得益于国家的大环境，也受益于周围许多师长。北外的许国璋、王佐良等一批大家名师，在全国的外语教育界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都很有影响，我们所在的东欧语系的一些老师在翻译著述活动中也相当活跃，对我们也产生了长久的激励。

冯志臣老师与张志鹏老师一样，都是1956年考入北外的“罗语一期”，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被派往布加勒斯特大学，在语言学家亚里山德鲁·罗塞蒂院士的指导下攻读语言学，1965年取得博士学位。虽然冯老师平时与我们交流不是很多，但有两件事让我们对他的治学为人格外钦佩。

1979年，冯老师翻译的《考什布克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直接从罗文翻译的诗集，此前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过法文、英文、俄文转译。为此，老师们为我们77级罗语班同学安排了一次专题讲座。活动由专家弗洛里契格老师主持，他先介绍了冯老师的译著出版情况以及诗人考什布克的生平和创作。接着，冯老师分析了所选作品的主题、特点和翻译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处理，指导同学们欣赏了其中的若干片段。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提一两个问题。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语种的译著并非轻易之举，而冯老师始终以一种谦逊平实却充满睿智的话语来谈诗论事，让我们深受教益。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一次“新书发布会”。

冯老师在罗马尼亚文学译介方面成就突出。1979年，他翻译发表了《权力与真理》和《公正舆论》，都是当代政治题材的名剧。1980年，北京人民艺术将《公正舆论》搬上舞台，同时武汉话剧院也上演该剧，一北一南，颇有影响。当我们在首都剧场观看演出时，除了被剧中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所打动，还深为我们的老师而自豪。

在老师的榜样激励下，我们77级罗语班的同学在专业学习上都十分投入。从大二开始，我们开始接触翻译实践，先后参加了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的翻译，陪同过其他一些来华的罗方体育、文艺团组，锻炼了能力，也接触了社会。在课余时间，我们都学会了外文打字，还尝试翻译浅易的文学作品。1981年夏，我和同学闫建武翻译的杜·拉·波佩斯库的小说《沙漠下的海洋》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看到自己的习作被印成铅字，心里充满了喜悦。

1982年1月，我们完成了四年的学习，走上了工作岗位。当年的裘祖逖老师、毛春普老师，系主任史迁、副系主任丛林等老前辈都已作古；赵申老师从北外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后定居上海，但一直心系学校的发展，鼓励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冯志臣、杨顺禧、张志鹏等老师年逾八旬，仍老当益壮，每天笔耕不辍。弗洛里契格老师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和夫人奥克塔维亚·吉奥切尔老师相濡以沫，在罗马尼亚的山城锡纳亚安度晚年，受到家乡人民的尊敬和几代学生的爱戴。

岁月可以带走青春的纯真，选择可以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拼搏、砥砺、炽热的 77级大学生活，会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对那些用人文智慧之光引领我们的恩师，我将永远铭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