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道义，我校英语学院1956级校友。1960年留校任教,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原人教社副总编辑、中国教育学会外语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曾参与教育部中小学英语教材审查和英语教学大纲研制工作。主编过10多套中小学英语教材，著有《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主编有《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丛书》等书,并发表了有关英语教育和教学的文章一百余篇。

邓炎昌教授是我上个世纪50年代在北外读书时的英语口语老师。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说英语的流利程度胜过说汉语,他能够根据当时的政治生活与劳动教育编写英语会话手册,对我们的口语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才知道,他于1923年出生在美国菲尼克市,是美国华工的后代,因父母怀念祖国,把他送到香港上中学,后因日军侵港被迫回美,刚读到大二,被征兵到印-缅-中边境一带参战。二战胜利才回到美国,于1948年读完大学,毕业后他抱着建设祖国的目的,考入北京燕京大学读研究生,主修国际关系。北京解放后,他受到党中央的感召,决心留在祖国参加革命。他当时决心割舍父母亲情,放弃优裕生活,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发展相结合,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爱国情怀。

建国初期,他曾在中学任教,由于教学时感情丰富,很受学生欢迎,再加上自身的外语优势,1956年被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教授英语。在中美建交之初，邓教授深知向国人介绍美国的必要性，他编写了国内第一套美国社会文化英文读本，而且于1979年创建了美国研究中心,并促使中心成为国内首家全英文教学的美国研究机构。他与刘润清合写的《语言与文化》对我国英汉语言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具有开创性的,该书重印了30次,可见其受欢迎之程度。

20世纪80年代,他穿梭于中美之间,了解美国语言教学情况,他曾参观了30多所学校,了解英语的教学和教学研究。他回国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曾请他做了讲座,由于他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他的讲座用的是英语,为了扩大影响,我根据他讲话的录音用汉语为他写成了一篇以《谈美国外语教学与研究》为题的文章,发表在《课程·教材·教法》上。在讲座中,他不仅介绍了以结构语言学和行为心理学为基础的听说法、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学说和认知心理学,还介绍了沉默法、社团交际教学法、暗示法等,他也提到了交际法和折衷法,最后他特别强调“应该了解外国的动态,扩大视野,但对外国的经验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同时我们要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发扬我们的许多优点,才能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教学理论和方法。”40年来,他的这段话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了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邓教授于1989年从北外退休后,受聘于夏威夷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至1997年。他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为我国基础英语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曾与陈琳、吴青教授同办广播英语教学;80年代曾任高考试题审题委员,并被教育部邀请担任过教学大纲和教材审查及全国英语教学调查结果的评审工作;80年代末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中的日常交际用语内容正是在他的指导下编定的；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他一直担任人教社英语教材的顾问,特别是中英合编的中学英语教材的高级顾问;他通过夏大的东西方中心和中国教育学会外语专业委员会开展了数次教学研讨会,邀请过十多位中国学者前去夏威夷进行学术交流。

大家称邓教授是一位“很有名气而又很无名气的学者”,说他很有名气是因为他具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又是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专家,是中外颇具影响力的专家。大家还称邓教授为‘坦克’,意思是经他看过和改过的试卷就不会存在问题了。邓教授作风严谨，胸怀宽广。人教社80年代的统编教材也主要是靠他这位精通英汉语言和文化的专家把关才得以保证质量的。即使在中英合编教材期间,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审稿,他总是逐字逐句地审读,从内容到形式,甚至到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特别关注教材是否反映国内外发生的重大变化,如环境、生态、科技发展、妇女权利、人口问题、青少年教育和健康等,他多次指示我们要注意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要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为什么说他又是很无名气的学者呢?因为他为人低调,很少张扬,善做幕后工作,包括审稿改稿、备课讲课、辅导学生等，从不凸显自己，因此同行中知道他的作为的人可能并不多。

然而,因为他的名字署在了中学英语教科书上,许多中学生就直接给邓教授写信,提出疑问和要求,他不厌其烦地尽量作答,而且每年定期将信件转发给人教社编辑处理。有一次,东北一位女学生居然写信说要上北京来拜访他,他立即写信劝其不要来,结果这个女孩还是来了,他担心孩子安全亲自去车站,通过大喇叭找到人,把她接回家,待了两天后买了张票把孩子送了回去才放心。他这个大教授如此热情又体贴入微地对待素不相识的中学生,实在令人感动。在夏大期间,他多次联系和接待国内去美的访问学者,那时他已是古稀高龄,却不辞辛苦地亲自驾车带大家外出活动。这也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人们想采访邓教授时,他表现得很不积极。他轻描淡写的谈到自己的工作:“我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专长。英语是我的第一语言,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史只是在大学时代学了一点,中美文化研究是我‘先天性地’拥有双语、双文化背景的必然结果。人教社让我看稿子,是因为如果找外国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找外语出身的国内专家,他们的英语又非第一语言,且缺乏在英语国家的生活经验。所以我只是‘凑巧’赶上,让我这个海外赤子得到为祖国效力的机会。 再说,几十年来我为祖国做的一些工作,不全是一个人做的,在北外的工作是在许多老、中、青教师的帮助下进行的。在基础教育英语教学方面得到的帮助更多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邓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位好老师。他学问很高但很谦虚,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待人真诚热情。工作精益求精,学风严谨。更可贵的是他不趋炎附势,讲究实事求是,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他积极建言改进市政工作;他所审的书稿达不到要求,他会拒绝署自己的名字。2020年12月18日,我们深深敬爱的邓教授已平静祥和地驾鹤离世,但是他那和蔼可亲的容颜和为人师表的精神将会永存于世,激励着我和无数他的学生在外语教育领域里继续继承他的事业，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