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殿忠，我校法语学院1956级校友，毕业后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外事局任翻译，而后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直至退休。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曾荣获“全军教书育人优秀教员”称号，被评为总参系统英雄模范。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及实践、比较语言学，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译著二十余部，被中国翻译协会评为“资深翻译家”，任教育部学位办同等学历硕士学位全国统考命题审题专家，南京大学法语博士生答辩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各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学弟今年八十有三，马齿徒增，年华虚度。你会说，这么大年纪了，还上来凑啥热闹啊！其实，对母校而言，你多大都是个孩子。对老师而言，你一百岁，老师也比你大。因此，每当我想起母校，想起母校的老师，都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大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正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回忆起来自然繁花似锦，美不胜收！但我今天想呈现给各位的，是我的几位前辈老师，几位堪称国宝级的大师。不讲他们的学术成就，不讲他们的贡献，也不讲他们的头衔，只在他们的百宝囊中随便取出几件小物事，麟龙身上的一鳞半爪，让后学晚辈们找寻心灵的相通之处，也算给我们北外这个百花园里吹进一丝清风吧。

我这段回忆的时间跨度是从1956年我入学起，到1961年我毕业的这五年内。第一任院长是李宗仁的秘书，民革中央委员刘仲容。大学三年级以后便和对门的俄语学院合并，仍叫北京外国语学院，但院长则换了张锡俦。合并前的外院有五个语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和罗马尼亚语。合并后，一个偌大的俄语学院就变成了一个俄语系。我是西法语系法语专业的学生。

当时英法西德几个语种已经有许多出名的老师了，像英语的初大告老师，兼院图书馆馆长。（他女儿初红裳是我们同级的英语系同学，如今也应该是小八十岁的人了)像许国璋老师、王佐良老师等，当时就已经很有声望了！我们那一代，把老师称为先生，一反在中学时的习惯。因此，我现在也仍以先生来称呼这些老师。

一、一丝不苟的宋国枢先生

宋先生给我们上课，留下了非常出名的一句话，大家有机会便拿出来互相开玩笑，就是: "Je ne comprends pas! "（我听不懂!）他上课我们如有问题要提，必先想好了怎么说再举手提问。如果你提的问题中有一个语法毛病或一个词用得不当，他就板着面孔: "Je ne comprends pas ! "你再说，如果仍然说错，他仍然是"Je ne comprends pas ! "你第三次还是说错了，他就不说了，就开始一五一十的给你指出，并认真地解答你的问题。这就逼得我们上他的课要十分小心。答疑课也是如此。他来到教室，双臂支在讲桌上，双目前视，绝不说一句话，就等着你来提问。如不小心说错了，仍然是"Je ne comprends pas!"

平时你的作业有了毛病，或者出了粗心的错误，他也批评得十分严厉。除了指出问题外，如果这毛病挺大，或者不应该错，他会说"C＇est formidable !" "formidable"法文是个中性词，看你怎么用。意思有:了不起的，非常棒的，或者是，太可怕了，太吓人了。你作业出了问题，当然不是非常棒的事。因此，宋先生formidable你一次，你会窝囊好几天，同学们也会开你好几天玩笑。

宋先生还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译法的译者之一。当时他们一班人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翻译，有一次学生们到那里去看他，只见他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坐着发呆，手托着下巴在捻胡子。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有一个词，到底该用哪一个总是拿不定主意。这不禁使我想起唐代卢延让的诗《苦吟》中的一句: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好像南京大学法语系的何如先生也是毛选译者之一，并且还是定稿人之一。

宋先生年轻时曾留学法国 ，主修法律，是戴着法学博士帽回国的。他还是民革中央委员。人很瘦小，皮肤也较黑，似乎也不太注意穿着。外院刚迁到北京时，门口有卖大碗茶的老头，宋先生闲来无事，就和那老头坐在地上聊天晒太阳，一聊就是很长时间。这和我们另一位法语教授郭迪诚先生没事就喜欢一个人骑着单车串北京的大小胡同的癖好有些相似。

二、心宽体胖的陈绵先生

和宋先生相反，陈绵先生长得白白胖胖，个子不高，却极其富态，面团团作富翁状。我一见到他就想起庙里的大肚弥勒佛，真是罪过！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京味十足。他来上课，一进门就目不斜视，根本不看学生，很潇洒地，很随性地，略带漫不经心地说上一句:"Bonjourｃamarades!"，于是我们就齐声回答: "Bonjourprofesseur!"这时我总疑心陈先生的法语也是法国地道的巴黎"土"话。

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第一，听他的课不紧张。他绝对不会严肃地批评我们。第二，听他的课有意思。他绝不照本宣科，他能从他在北大学习时未名湖畔的趣事逸闻一直讲到巴黎圣母院。陈先生是在法国学戏剧的，是戴着戏剧学的博士帽回国的。50年代中期中央歌剧院排演歌剧《茶花女》，便是请他当的顾问。

陈先生年轻时候是个非常活跃和爱国的青年。五四运动时，他是第六个翻墙跳进曹汝霖院子的学生！解放前，他参加进步戏剧活动，和著名演员张瑞芳等人在一起。抗战时期，张瑞芳等进步艺术家组织"中旅剧团"南下，他因诸多原因没能同往，留在北京了。

陈先生很随和，我们都愿意接近他。只要有时间，他就用京味十足的北京话给我们讲故事，讲家事。我们还常去他家里玩。他原配夫人去世，陈先生又娶了一位法国太太。她似乎不太懂中文。我们一去，她便到另一个房间去。有一次我们问陈先生，怎么认识的这位太太。陈先生还是京味十足地大声说:“我原配去世，我一个人日子不好过”，说着一指隔壁房间，接着说道，“于是我就续了她！”

陈先生豁达、开朗、乐观，心态特别好。我们总觉得他活得很潇洒，脸上总是带着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有一次他因病住院，忘记什么病了，他人胖，总不外乎心血管之类的病吧。似乎很严重，当时我们好像都很紧张。后来听说好转了，可以去探望了。有一次我们相约去看他，只见他病房的窗上挂了不少千纸鹤，不下四五十只。他说，这是他养病时自己叠的，用香烟的包装纸。他还对我们说，护士供应的香烟盒不够，请我们帮他收集。于是我们就替他收集香烟盒。这样一来，他病房里的千纸鹤也就更多了，待到天花板和窗户上都挂满千纸鹤的时候，先生也病愈出院了。我现在想，如果我有病住院，我绝对做不到他这样。第一，我没有他心灵手巧，不会叠千纸鹤。第二，我真的没有他老人家那么淡定从容。

三 兢兢业业的鲍文蔚先生

跟着鲍先生学习大约有近一年时间。印象中没见他笑过，夹着讲义来，夹着讲义走，脸上一半愁苦一半严肃。沙哑的嗓子，带着江南口音，他的话对我来说，比他的法语要难懂些。

他讲课时，绝不似宋国枢先生那么严格可怕，更不似陈绵先生那么活泼亲切。他除了课文内容，绝不讲半句题外话，下课也是扭头就走。平时也很难接触，只觉得他态度生硬，难懂，没有亲切感。对鲍先生好像没有太多可以回忆的素材。

只有一次，我有一个问题实在不懂，憋得难受，一定要去问问他才行，便在课间大休息时拉了一个同学和我一起叫住鲍先生问问题。待到问题提出，他一点也不意外，好像非常理解我们为什么提这个问题，他就慢条斯理一点点地讲给我们听，这时距离感好像少了一些了。他的回答牵连到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太懂，他似乎马上就看出来了，便又开始解释这另一个问题，这问题讲清楚了，丝毫不跑题，马上接到原来的问题，就这样，他娓娓道来，讲了近十分钟。看到我们真的明白了，才问了一句:"Compris ?"，我们非常感谢地回了一句: "Oui, compris,merci professeur ."他听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这一番答疑大大改变了我们平时对他的印象。整个讲解如行云流水。像一片秋日蓝天上的白云，冉冉地向我们飘来，又从容的飘去。又像一泓清水，在山涧里潺潺流出，遇到阻碍，又很自然的绕过，经过几番曲折又汇入主流。时间虽短，却是一大享受！

从此，我们，特别是我，觉得鲍先生比原先亲切多了，也和蔼可亲了！也就开始注意了鲍先生。

后来了解到，他是从解放军张家口外语学院调到我们北外的。原因好像是他在反右时被定为右派。不再适宜留在军队了。后来又听说他解放前参加我党地下工作，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云云。总之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解决，不是我们小孩子所能顾及的事情。更何况，这些道听途说也极不准确，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但也从此，鲍先生也就成了我回忆母校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四 多才多艺的庄元泳先生

庄元泳先生是我的法语启蒙老师。26个法语字母就是他教的。随后就人手一个小圆镜子对着口型每天都"a–a–a…b–b–b…"这样练下去，语音阶段有三个月之多。庄先生要求很严，真正称得上一丝不苟。有时候他纠正我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庄先生得天独厚，他家在上海附近，学法语，语音绝对不成问题。全靠了庄先生倾力教导，我的发音还过得去。才工作时，有人问，你的法语是在哪里学的?我会挺胸昂首，很自豪地告诉他，我是北外毕业的！学外语的，特别是搞口语翻译的，或多或少都以自己是北外毕业的而自豪，别人听后也会向你挑大拇指。我是北方人，清浊音分不清，在这方面庄先生花大力气纠正。我自认发音还算可以。如果有什么毛病，那不是老师教的，是我自己没学好！

说庄先生多才多艺，其实不很准确。他声音浑厚，歌唱得好，也能表演。喜欢古诗词，常给我们念首诗词什么的。他也很联系群众，现在的西院，那时的北外，没有那么多房子，整个外院就那么大。夏末秋初，学校周围开满了格桑花，我们不认识，错以为野菊花。课外时间我们就常和庄先生到这里来散步。比如第一次在一起散步他就给我们背诵了一阙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非常欣赏这个小令，说通篇没有一个动词，却把秋思写得活灵活现。作为一家之言还是言之成理的。当时我只是有点奇怪:一个外语老师竟然还对古典文学这么有兴趣。

他还给我们唱法语歌曲。有抒情的，有激昂的。还加表演。比如他唱"GamindeParis"（巴黎顽童），还走到前边来，蹲下学小孩走路，伸开右手大拇指顶在鼻尖上手掌左右摇摆……

我们的语音，以及一年级的基础课都是他教的。到了五年级，庄先生又给我们辅导泛读课。那时我是课代表，联系就更多了。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外事局任口语翻译。有一年柬埔寨有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偌大一个代表团，还有好多重要的活动，我一个人自然是难以胜任！于是就请师尊庄先生"下山"担任首席翻译。我们在全国许多大城市参观了一遍，一起工作了近一个月。

后来我调到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庄先生担任过一届全国法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又在一起开过几次会。可以说，北外的法语老师，我和庄先生接触最多，也最相熟。

庄先生好像是1956年北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的。我是1956年考入北外的。他第一次以一个年轻教员的身份来教我们这些大学新生，这也是缘分。

庄先生比我大不了两三岁，但他是我的老师，又是启蒙老师，我自然始终对他以师礼事之！

五 和蔼可亲的陈振尧先生

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陈振尧先生，总是在眼前出现一位笑容可掬，讲话低声细语，和蔼可亲的长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和庄先生同庚。但两个人却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研究方向，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陈先生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吧，陈先生在一本刊物上登了篇文章，内容已记不清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出了点毛病。当时在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的我的学生许均，他那时刚毕业不久，其时我正带着他上课。陈先生文章里的问题被许均发现了，他就大胆地向那份刊物上投稿指出，待到发表出来后，我们都大吃一惊！其时陈先生已经在法语界很有名气了，而许均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而且，陈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又是许均的老师。这不是徒孙向祖师爷发难吗！当时我倒不顾虑别的，心里就是怕陈先生面子上过不去。

不久，法语研究会在南京开会（那时陈先生是会长)，我见到了陈先生，问起这件事。他听后，满脸笑容，非常淡定从容地说道: "那个问题是我出的错，他提的对！"说罢又问了问许均的情况，并大大表扬了他一番。

我想，仅凭陈先生这种治学精神，就够今天的后学晚辈学一阵子了！自那以后，我对陈先生，又多了一层敬意！

我满怀敬意忆起的这五位恩师，现在健在的大约只有庄元泳先生和陈振尧先生了，然而也都已是奔九十的人了，愿两位老师健康长寿。

各位学长学弟学姐学妹们，几天来把我自己拉到六十年前的时空里去，在精神上拜谒了几位已逝的先师，和几位尚还健在的老师。又因此，在西院，在东院“徜徉”了几天。因师及校，由校及师。虽然有些疲劳，却也非常愉快！

写作当中又想起了许多少年在校的往事，比如北外第一个学生话剧团的诞生（不才是该团团长)，排演的曹禺的话剧《雷雨》曾应邀到外交学院演出，并大出其风头，等等，等等。

年华逝去，我的老师，我的北外，却始终占据我心头的第一，正是——

难忘最是恩师情，

梦魂常向母校萦。

六十余载跨逝水，

八万里路沐春风。

殷殷师尊驾鹤去，

莘莘学子圆梦行。

沧海桑田任尔变，

师道尊严是永恒。

（本文荣获“情归北外”征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