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胡文仲，我校英语学院教授、博导，《外国文学》主编。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文学科组成员。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会长；中国高校英语口语协会会长。

秦秀白，我校英语学院1960级校友。曾任华南理工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广东外国语言学会会长；先后担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第二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第一、第二和第三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2003年荣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5年获首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一）

景仰一个人无须与之密切交往，更不必与其朝夕共处、如影随形。景仰一个人源于对其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重，完全是其人格魅力使然。母校胡文仲老师就是我毕生景仰的学者和师长。

第一次与胡老师近距离接触是1964年。那时我在母校英语系读大四。时任英语系主任王佐良先生决定为我们这一届学生从三年级下学期至四年级上学期开设语言理论课（合班大课），包括英语语音学（陈琳教授主讲）、英语词汇学（张中载教授主讲）、英语修辞学（丁往道教授主讲）和英语语法学（胡文仲教授主讲）。在大教室里第一次见到温文儒雅、书卷味十足的胡老师，除了油然而生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忐忑。对我来说，语法理论课十分深奥，但胡老师用他那流利而浅显易懂的英语向我们介绍了国外语法学家对某一语法现象的论述，使我第一次感到：语法不仅仅是规则，而是颇值得探究的语言理论。从胡老师的讲课中我记下了Jespersen,Curme, Pouzma,Zandvoort等语法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著作，为我走上教学岗位后的业务进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每周仅能与胡老师在课堂上见面一次，但他那渊博的知识，温文尔雅的教态，流利动听的英语和气宇轩昂的精神风范已经深深地根植在每个学生的心中，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1965年秋大学毕业后我走上工作岗位，随之便与胡老师失去了联系。记得大约是1982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Follow Me)，我有幸在电视上再次见到和Kathy Flower共同主持节目的胡文仲老师。《跟我学》引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英语热”，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英语教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胡文仲老师随之成了“公众人物”，我内心中也自诩是他的“粉丝”。我知道胡老师会讨厌这种网络语言戏说的，所以我从来没敢对他说及此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末 ， 胡 老 师 任 第 二 届 高 等 学 校 外 语 专 业 教 材 编 审 委 员 会（1986-1990）副主任委员兼英语编审组组长，后又兼任第一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1992-1996）主任委员，在这一时间段里，我有幸每年都能在年会上与胡老师有所接触。胡老师在我心目中已经升华为我的人生导师和楷模。我称呼他“胡老师”，其中的“老师”既不是简单的尊称，也不是沿用时髦的社交用语，而指的是西汉文人扬雄在《法言•学行卷》第一章中说的“师者，人之模范也。”

（二）

我景仰胡老师，是因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低调做人、认真做事” 的品德。胡老师对许多人都说过：“做人要踏踏实实，如果不踏踏实实，学问做不出来，也做不成一个诚实的人。”这极其朴素的语言是胡老师的真情吐露，也是他那高雅圣洁的人格魅力的集中概括。在学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胡文仲”何许人也，他恐怕不能算作一位学人；在英语教育界，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胡文仲的著述，他恐怕不能自诩为“业内人士”或“圈儿里人”。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胡老师的学术著述包括《英语的教与学》、《澳大利亚文学论集》、《跨文化交际概论》、《跨文化交际教学与研究》、《和胡老师谈学英语》、Encountering the Chinese:A Guide for Americans(与Neal Grove合著）、《外语教学与文化》（与高一虹合著）等12部；编著有关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高校英语教材和教学方法以及英语学习等方面的著述16部；主要译著12部，另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他是国内外公认的外语教育家，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界的引路人，为我国的英语教育事业、跨文化交际学、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化研究等学术领域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他是在国内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第一人；亲手翻译了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人树》、《探险家沃斯》等名著，他是把怀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还翻译出版了《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老师1987年翻译并发表的澳大利亚剧作家杰克·希伯德（Jack Hibbard)的经典剧作《想入非非》曾于1987、1988年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和北京公演。

可是，胡老师从不在别人面前谈及他的学术建树和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殊荣。他在《含英咀华五十载：我的英语学习和教学历程》 一文中说道：“我虽然自认也还勤奋，几十年来夜以继日，在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总的说来，以我心目中的标准——亦即英语系学术群体的标准——来衡量，我总觉得自己还相差甚远。”倾听胡老师的心声，与胡老师相比，我等后学晚辈只能感到羞愧，无地自容。作为“公众人物”，胡老师自然早就引起各界媒体的注意。China Daily曾称呼他为“TV and University Star”[1]，许多报刊、电台、电视记者上门要求采访，胡老师多予以拒绝。在《跟我学》走进千家万户时期，时任《北京晚报》记者的王维俭先生曾多次要求采访胡老师，最终只能叹息：“说实话，采访胡文仲是件难易参半的事。易的是他对《跟我学》了如指掌，对这套节目的优缺点、中国学生应注意的问题和如何掌握学习方法等，叙说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稍加整理，便是一篇好的文章。难的是他对自己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劳动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等，避而不谈：逼问之下，往往淡淡一笑，谦虚地说：“成绩是大家共同取得的，我没做什么事情。”无奈之下，王维俭先生只能求助中央电视台电教部副主任、《跟我学》的编导徐雄雄，方才打听到：录制《跟我学》最紧张的阶段，胡老师的夫人吴祯福老师正在澳大利亚进修，独生女儿在北大读书，胡老师时任北外英语系副主任，工作十分繁忙，常常是每周星期三下午六点准时车接他来电视台，他五点五十五分才由学院跑回家换衣服，常常是拿上两个馒头在路上啃上两口权作晚餐；有时候还要在车里和Kathy Flower对词[2]。胡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认真做事、低调做人的师长，不愧为我国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楷模。

（三）

我毕生景仰胡老师，还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真诚善良、不求名利、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中国学者风范。知识界人士从小都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但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世风不古的氛围下，一个学者能够毕生保存真诚善良的那颗心并非易事。我这里说的真诚善良不仅仅是指做好事、行善举，而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理应具备的学术品德。

胡老师的真诚善良首先体现在他的治学态度上。2011年8月， 为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胡文仲选集》，收录了胡老师近半个世纪之久所撰写的有关外语教育与教学、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语言研究等领域的学术论文^[3]。如果你把《选集》精选收录的50多篇论文仔细通读一遍，你会发现：胡老师做学问的态度如其做人一样：真诚朴实，言必有据，言必由衷，说话公正，不讲空话；他善于运用概念，但从不腾云驾雾般地玩弄或炒作概念，而是直击问题本身，以事实为依据，据理论事，回答的都是现实存在的实际问题，所说的都是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也很少“引经据典”，更不会“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哗众取宠；他学术视野宽广，但从不盲目追从国外流行的理论。在他看来，学术既不是玩弄概念，也不是单纯的纯逻辑推演，而是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揭示真理的独立思考。诸如“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2001）、“突出学科特点 加强人文教育”（2006）、“对于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回顾和再思考”（2008）、“中国英语专业教育改革三十年”（2008）、“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2009）、“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2011）等论文都集中体现了胡老师真诚朴实的学术品德。他的著述闪耀着他对学术研究毕生存有的敬畏之心。这就是新时期一位学者应该具备的学品。

胡老师的真诚善良还体现在提携后学上。凡涉及英语学习和英语教学的问题，不论是他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不论对方是初学者还是大学教师，胡老师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耐心解释，认真商讨。我本人就是受益者之一。胡老师还曾多次惠寄图书给我， 有些是他的作品， 有些是别人撰写的作品， 均是他认为我会喜欢的书籍。凡是与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表现出的与人为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和虚怀若谷的气度所感染。

（四）

我毕生景仰胡老师， 更因为他是我国外语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引路人。上世纪60年代， 他在北外主持了听说教学法教改试点项目，80年代他主持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制定，90年代他主持英语专业教材编审工作；2001年当选第三届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长后，他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等形式使我国的英语教学研究得以蓬勃发展。2005年7月23日，胡老师代表中国站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执委会和国际委员会联席会议的讲台上，做了13分钟的简短、有力、真诚的发言，使得中国成功夺得2011年第16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的主办权，被喻为我国语言学界的“成功申奥”，为我国外语教育史增添了绚烂的一笔。

就外语界各学科领域而言，著述成果多、业绩辉煌者并不罕见，学术威望高并兼任各级领导要职者也为数不少，但在某个学术领域具有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学者却不多见。在我看来，作为我国当代著名外语教育家、“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外语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之一的胡文仲老师就是一位具有鲜明学术思想的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我学识浅陋，没有资格予以全面评说。但根据我的学习体会，我觉得他至少在两个方面已经初步形成独到的学术思想体系：一是外语教育和教学理论与实践；二是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挖掘、总结并发扬光大。

胡文仲老师的外语教育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在“外语教育规划刻不容缓”（1997）、“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2001）、“AMatterofBalance:Reflections on China’s Language Policy in Education”(2001)、“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2011）等论文中，他站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详细回顾和审视了我国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和修改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尖锐指出语言规划失误的代价及后果，明确提出：外语教育规划是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安全的大事，制定外语教育规划必须与当前的政治需要与长远的教育发展有机结合；要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要考虑语种的多样性。他诚恳呼吁：我们急需开展外语教育规划方面的基础工作（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实情调查），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领导和管理外语教育规划工作。步入耋耄之年后，他还挂念此事，在“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培养高端外语人才”^[4]一文中，胡老师强调要根据国家需要培养复合型双语、多语人才，尤其是高端外语人才，并提出五点建议：1）在制定高端外语人才培养规划前，对于国际组织的需要和要求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2）根据国家各部委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要做类似的调查研究。3）为了培养双语和多语人才，在招生分配上大胆改革。4）语言环境对于学习外语十分重要。在制定培养方案时要充分考虑为学生提供特殊的语言环境。5）制定灵活、弹性的教学方案，建议制订双学位、本硕连读、国内外共同培养等特殊教育方案，使学生既学到专业知识，又通晓两种以上（含两种）的外语。这些独到的见解都值得我国外语教育领导部门和专业人士认真思考和研究。

胡老师的外语教育思想还集中体现在他的《基础英语教学论文集》（1985）、《英语的教与学》（1989）、《高校基础英语教学》（2006）、《胡文仲英语教育自选集》（2008）、《和胡老师谈学英语》（2009） 等著作中。他认为，外语教学法流派众多，对于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不能停留在诠释和介绍，而应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独立看法，他主张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他是最早把交际教学法的理念和原则引入国内的学者之一。在“交际教学法初探”（1982） 一文中，他既详细、准确地介绍了交际教学法起源、特点，又论述了争议的焦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主张外语教学应当借鉴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外语学习必须与对象国的社会和文化学习密切结合；学生应当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应当合理地运用交际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强调外语教学和学习的阶段性，重视外语学习的基本功训练；鼓励教师从事教学中的实证研究，成为既善教学又做研究的全面人才。他还针对我国英语教育的学科特点、复合型人才培养、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诸如“谈谈外语教学的专业倾向”（1986）、“对北京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基本经验的探讨”（1988）、“高校基础英语教学研究的新动向”（2005）、“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2006）、“对于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回顾和再思考”（2008）、“人文通识教育与英语教育”（2008）、“中国英语专业教育改革三十年”（2008）、“英语专业‘专’在哪里”（2008）等多篇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为新时期我国英语教育和教学改革指明了探索方向。

胡老师在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从另一个层面丰富了他的外语教育思想，而且为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会长和名誉会长，撰写并出版了《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1988）、《跨文化交际学选读》（1990）、《文化与交际》（1994）、《跨文化交际面面观》（1999）、《跨文化交际学概论》（1999）、《超越文化的屏障（2002；修订本2004）等著作，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为了配合跨文化交际学的教学与研究，他还编纂了《英美文化词典》（1994）、《现代实用英语例解》（1987）。上世纪80年，他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在国内引入跨文化交际理论：一是为什么说“学习一门外语实际上是学习一门外国文化”；二是如何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进入90年代后，胡老师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已从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这一微观层面扩展并升华为作为外语教育中的一门学科的跨文化交际学。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诸如“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1992）、“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1994）、“关于编写文化词典的探讨”（1995）、“迎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局面---评介最近出版的三本跨文化交际学著作”（1998）、“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1991）等论述中。进入新世纪后，胡老师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研究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参照国际上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前沿水准，探讨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交际学。他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实证研究”（2005）、“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2006）、“跨文化交际课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探讨”（2006）、“评介英国出版的一部跨文化交际著作”（2007）、“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2010）、“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2013）等著述中提醒我们：“文化”与“交际”犹如空气，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我们必须注意跨文化交际学这门学科的边界，切勿把涉及语言与文化差异比较研究的所有东西都“扔进”跨文化交际学这一研究领域，而应厘清究竟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哪些要素、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等基本概念问题，还要准确确立其学科地位，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营造学科氛围。总之，胡老师关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外语教育和教学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研究和探讨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战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突然闪出每年教师节都能读到的一句话：“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时光荏苒，我本人也已步入耄耋之年。抚今追昔，我深切感激母校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怀念所有在课堂内外教导过我的恩师们。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母校的感恩和敬意。祝愿母校明日更加昌盛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