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幼云，1940年8月生，1957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后曾留校任教。曾任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会谈主翻，国际劳工组织性别平等局首任局长。

回首60年人生路，对我影响最大、给我帮助最多的，是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我国著名外事翻译家张幼云女士。

1971年，我从东北兵团被选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我们这批学员，英语基础参差不齐，有的同学来自外国语学院附中，有的同学连26个字母都念得不太标准。张幼云女士作为我们班的第一位英语老师，为了尽快提高我们的成绩，她倾注了巨大的爱心和耐心，让我至今感怀。时年，她孩子尚小无人帮照料，晚自习，她就带着孩子到教室，辅导我们。张老师还用自己绵薄的工资，给我买来一把小镜子，口对口地教我发好每一个音。

毕业时，我以优秀的成绩，被选派到当时被中国认为是学习葡萄牙语最佳地方的澳门学习葡语，学成后返回母校教授葡语。临行前，张老师又专门送了我一本胡绳先生的专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历史关头，资讯匮乏，我对澳门乃至于对中国的近代史知之不多，这本书对我帮助极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悟出张老师送我这本书的深刻含义——诚如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读史使人明智。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但是我至今一直将张老师送我的这本书，置于我澳门办公室的书架上。正是张老师送我的这本书，无意间打开了我探究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此后，我考取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继续探究中国近现代史，写出了专门研究中国大地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的专著。

虽然张老师只教了我不到一年，但是我与她的联系从未中断过。1974年，张老师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作为邓小平先生的翻译，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谈判的全过程。我也受张老师的推荐，到澳门工作，成为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的中方翻译。

澳门回归祖国前夕，我又受命担任澳门理工学院建校以来第一位由华人担纲的校长。张老师又作为我任校长后，首位邀请的华人嘉宾，为同学们上了主题为“如何认识世界，做好外交官”的一课。

生命中因为与张老师的际遇，我的人生好像埋下了一根与外交割不断的线。也因为当年受到张老师等北外一批业有专精、视生如子、大公无私、肯于奉献的先生们的教诲和感召，我将人生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教育事业上。

“再学一门外语，不要将第一外语搁置。即使学好了，也不要骄傲，你想，一大堆梨堆成的峰谷肯定比你几个梨堆成的峰谷要高。”当年我不到30岁，因为成为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个葡语老师而意气风发时，张老师对我说的这句话，忽然让我揣摩了许久。至今，我拿到了葡萄牙国家级的所有学术荣誉——里斯本大学名誉博士、里斯本科学院外籍院士……也受聘内地和外国一些知名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我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曾表示聘我为兼职教授，我始终不敢接受，因为当年我的恩师，如张老师等一批学高身正的先生们，在我心中太过崇高，太难以逾越，他们始终是我为人为师、做学问的榜样与标尺。

“普专兼擅,中西融通”是我上任澳门理工学院后，为学校立的校训。“一辈子不停下对学术追求的脚步，老老实实做专业”是张老师等北外老一辈先生为我人生烙下的学术底色，他们当年给我的教诲和授业解惑的示范，我也用到了澳门理工学院的治校过程。他们像我心中的一尊神像，让我每天、每月、每年，都发自内心的要上一炷香，听听他们的点拨与教诲。

                        张幼云女士和李向玉校友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