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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秀，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196级校友，曾任外交部参赞。

2016年9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名北京外国语学院，简称“北外”）建校75周年，英语系1956年届学生入学60周年。在留校工作的同学的精心安排下，几十位已近耄耊之年，头发斑白，面色红润，健康俊朗的老同学从四面八方来到母校相聚。我们夫妇（当时英语系同班同学）怀着感恩的心情回到母校。

如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当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而成。当年我们进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在马路西侧，那天的聚会是在马路东侧，即原来北京俄语学院所在地。

这一天蓝天白云，秋高气爽。我们从60年前常来常往的魏公村，沿着一条现已陌生的路线，在一位天真稚嫩的志愿者，刚刚进入北外的日语系新生彭语心同学的引领下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回顾上个世纪我们进入北外时，那一届英语系11个班，共有一百五、六十名学生，其中有若干人后来进入外交部，当了大使、参赞等高级外交官。

我俩一同分在10班，我们这个班就我先生一个人当了大使。我与两位同班女同学进了外交部。她们俩人后来当了部长夫人，我们三人均为参赞。王光宗老师负责教我们英语发音、语法及阅读，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他非常重视仪表，形象挺拔，目光炯炯，有点像当年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每天到教室都穿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亮。这一点对我们后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影响很深。当时英语系系主任是初大告教授，她的女儿初虹裳也被安排在我们班，可见王老师的教学水平与个人素养多有吸引力。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对学生的发音盯得很紧。我和我先生在内四五个来自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L，N发音分不清。十几个人的教室里谁念错了，他都能辨别出来。但他既不指责，也不训斥。而是面带笑容，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站到你身边。他这一站无形中发出一股威慑力量，让你意识到你的发音错了。这就是他的教学方法。

他不仅教学态度认真，对学生生活也非常关心。记得在北外期间，我们班十几个学生到八达岭长城去游览，那一次就是王光宗老师赞助成行的。我想那时他的工资是不高的。为了组织这次旅游，闹不好他一个月的工资都玩完儿了。可见他多么豪爽大方，特别是对他的学生慷慨解囊，亲如手足的情谊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这次我们首先到西院去看望王光宗教授。实现了深埋我们心底半个多世纪的愿望。1958年我们被外交部选派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自那以后的58年中，我们一直没有见面。先是因为他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们不便去见他。但内心还是同情他，想念他的。进入外交部后，我们这些人近二三十年先后走遍南北西东，就是很少有机会再回母校。

结束在国外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我就想去看看师长。王光宗教授是我头号想见的人。他1957年遭遇厄运后，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多想安抚他受到伤害的心灵，熨平在他光明磊落的身躯上留下的污秽烙印。在这期间，他受到的不公待遇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一切似乎就像没有发生，他到现在记得的是XX对他怎么好，XX在困难时帮了他一把。这就叫好人总是记得别人的好处。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在北外期间，亲临反右派场面。运动一开始，学校就停课了。一时间，王光宗老师无影无踪了。幸运的是，那时他已找到才貌双全的夫人，在北外法语系任教的金帼芬老师，现在也是知名的法语教授。当然有金老师在身旁，随时有人抚慰，过去和现在他都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王教授总是衣着得体高雅，这与金教授的精心收拾有关。他们夫妻双双现在仍住在北外最早建造的那座教工宿舍楼。在我看来这幢楼结构陈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电梯，这对他们这样的耄耋老人实在不便。听说对中国外语教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目前已届102岁高龄的伊莎白教授也住在这个楼，那天她也来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她就住在王光宗教授的楼下。平时她拄着拐杖，在家人的护佑下上下楼。单就这座楼的住户来说，称得上是北外一道靓丽而又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这次到外院是要参加英语系的聚会。趁聚会没开始，我们先到王教授的家里。总算实现了58年来的宿愿——拜见恩师，促膝谈心。到了他家，我们先作了自我介绍，我说我叫“潘正秀”，光听语音他已想不起我是何许人。接着我出示一张名片“潘正秀······”，他两眼一亮“哦，想起来了。”我很高兴在恩师大脑的记事板上还留下了我的印迹。

看着这位教授的家，没有任何装修的痕迹。他们的家具基本上都是老式的，有了年头。但到处干净、朴素、整洁。没有拥挤和杂乱，处处显示女主人的干练和利索。有一个较大的房间布置了客厅、沙发、书架，墙上挂着温馨的全家福。据观察，恩师夫妇家里不用小时工，买菜做饭，打扫卫生，都金教授全权打理。王教授现在听力虽弱，但腿脚还行，他自认为可“健步如飞”。无疑，他在家庭的地位已退居二线了。

那天的联谊会是由我的南京同乡、同学，56届的校友张耘教授主持。王教授也跟着我们从西院走到东院，一起到了会场。据说他现在一般是不参加这类会议的，那天也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才来的。有几十位校友参加了这次联谊会，除了外交部来的同一届校友，外单位来的校友多数都不认识了。因为毕竟容颜都有所改变。但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是北外走出来的，都是好样的，相互都点头示礼。会上数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顾在母校的有趣生活，赞誉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这些人中有部长级的高官，有已退休的大使参赞和仍在职的外交官，还有高级翻译与作家、记者、编辑等各界精英。他们是母校北外的骄傲。

我们夫妇在母校只受了两年教育，但就是这两年给我们奠定了以英语为工具，当一名外交官的底子，起码拿到一个“铜饭碗”。要不然光靠我们后来学的那点非通用语，国家关系遇到风风雨雨，我们的事业就要受挫折。在国外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你说你是北外出来的，人家就会说“怪不得你这么优秀”。说到这里，我就要感谢王光宗教授，他真是我们的恩师益友。也要感谢北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外语大熔炉，让我们在这里接受熏陶，得到磨练，从而打下从事外事工作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