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袁忠福，男，生于1946年9月，籍贯陕西省耀县。1965年入学，属英语系本科一年级4班，于70年8月毕业，71年9月从沙洋农场返校进修，于1973年4月分配到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兵器系统)第四翻译室（设在西安庆华电器制造厂） 。1985年12月因工作需要调入山西阳泉晋东化工厂引进项目指挥部，1994年1月归属该厂科研所。1992年12月晋升为副译审。
袁忠福与班级部分同学近期聚会合影（袁忠福位于照片后排右一）
一忆恩师刘承沛
人物简介：
刘承沛，江西赣州人，1922年生于上海。1945年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1949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编著有《英国文学名篇选注》。
由于“文革”的冲击，我们六五年秋入学的这一届学生正儿八经学习不到一个学年就搁浅了。运动中，我们破四旧、斗、批、改，乃至被挟裹到派系的纷争之中。我很担忧这样混下去没有真才实学，将来到社会上派不上用场，因而一直有意识地自闯门路学习。为此，我不时去图书馆浏览《北京周报》，买英汉对照的《老三篇》、《毛主席语录》、袖珍字典，悄悄找老师录磁带，不明白之处请教高年级同学，真叫难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年后季，当时留校的六九、七○两届学生都已下到湖北沙洋七里湖干校劳动锻炼了。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每天的业务学习逐渐增加到半天，到七一年九月份，结束了干校生活，返回北京进修学习。
真叫时来运转，七一年十月至七三年三月进修学习期间，刘承沛老师担任我们班的英语课主讲老师，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对于他的学识、人品我们是早有所闻。而只是在他给我们正式授课之后我们才有了亲身的体验。
刘老师高挑个儿，稍嫌瘦削的身材，一直留着平头。他庄重文雅，性格开朗，深邃的目光给人以智慧、精明。他总是衣着整洁，秋冬季多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
对于刘老师的经历我不甚了了，依稀记得他是南方人，解放前曾供职于外交部，五十年代来到外语学院，堪称教师中的元老。在当年英语系的师资队伍中，他和丁往道、杨树勋、张道真和袁鹤年等有着同样的资历和声望，仅次于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几位知名教授。
刘老师授课有方，对于我们的精读课他举重若轻，讲得十分精彩，加上他漂亮的中、外文板书，更是相得益彰。他给我们讲授的“Lenin in London”, “Comrade Chang Si-teh”, “On Chungking negotiation”, “On the beach”至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不仅串讲课文，指出语言特征、语法要点，而且有针对性地提问，要你朗读几个句子，从你的语音、语调、停顿以及重点词是否读出即可判定你是否真正掌握了课文，他对全班十六、七个人的学习情况了如指掌。例如，“cannot tear oneself away from …” (流连忘返，不忍离去)这条固定短语出现在“Lenin in London”一文中，说的是列宁参观大英博物馆是那样的专注认真，对每一件展品仔细研究，几乎着了迷，以至于久久不忍离去。我至今仍记得刘老师讲解这句时的那种认真劲，因而这句话也就镌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又如，在讲述“回忆张思德”和“关于重庆谈判”两节课文时，他先后要我朗读例句，其中包括：“Comrade Zhang Si-teh is not only your squad leader, but also our squad leader”。当他发现我语调正确，停顿得当，重点词突出，他大为称赞，我也十分高兴，无形中增加了学习钻研的激情。开始接触orchard 和 government 两个词，我由于粗心不用心注意读音和拼写，总是误写为ochard 和 goverment, 读音也不尽准确。有一回刘老师要我在黑板上听写一组单词，正好包括这两个冤家，结果我写的照错不误，当众曝光。刘老师纠正后一再叮嘱我们要细心，词根务必要记准。
刘老师批改、讲评作业也十分认真。对作业中的错误不只是简单地改正，旁边还往往注明这样改的原因，可谓循循善诱，不厌其烦。至今我仍保存着几本他当年批改过的作业本，以为念想。七二年春我在广州实习时刘老师给我的一封信不慎丢失，甚为遗憾。
课余时间刘老师也常到教室、宿舍和我们聊天。他学识渊博，对于世界政治、历史、人文地理可以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特别是谈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要事件和政要，他给我们说得有条不紊。我们偶尔也造访他家，总是受到他和师母的热情接待。闲谈中也离不开外语，如 “He’s the very picture of his father”, “This picture came out very well”就是他教给我们的，至今记忆犹新。
毕业考试（口、笔译）之后，刘老师给了我双5分，我欣喜若狂。这不只是对他辛勤教诲的回报，更是对我终生的鞭策，鼓励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断钻研进取，切莫辱没了刘老师的名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革时的特定氛围，动辄用所谓阶级立场、感情来衡量人的言行。这使刘老师往往对自己的出身、背景心有余悸。一次在课堂上提问同班的孙九苟（贫农出身，江西人），他天赋差些，学习较吃力，作题难得有对的时候，但那时却是超常发挥，居然答对了，刘老师很高兴，顺口说了句：“Comrade Sun has become clever this morning！” 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话被传到年级教研室引起轩然大波，立马开会叫刘老师作检讨，说是对贫下中农子弟的感情问题，刘老师心里很委屈，但仍得作检查，伤心得落了泪。同学们也觉得太那个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拿个鸡毛当令箭！很为刘老师鸣不平，只可惜难于启齿。
一晃离开母校已是二十五载，未能与刘老师晤面。仅记得九六年在家里看电视时，正值播出一场外语口语竞赛，刘老师和熊德倪老师作为嘉宾主持人出现在屏幕上。我十分激动，心里祝福他老人家。
刘老师的学识、人品永远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
二忆周珏良教授
人物简介：
周珏良，安徽东至人，出生于天津，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48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院。历任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我国英语界著名教授、学者，在英美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翻译和中国文化方面深有研究，尤其在中西文论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著作有：《麦克白的悲剧效果》、《毕利·伯德的一种读法》、《中国诗论中的形式直觉》、和《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等。译著有：美国麦克兰（Norman Maclean）《李尔王分析》、《济慈论诗书简》、惠特曼《蒙太彭夫人书信选》、《水手毕利·伯德》等。编著有：《英美文学欣赏》等，并与王佐良共同主持《英国文学史》（五卷本）的撰写工作。
六十年代母校英语系在全国知名的三位教授之中，我比较熟识的要数周珏良，许国璋次之，至于王佐良，则稍为生疏了。
1967年末至1970年初，正值文革中漫长的“斗、批、改”阶段，在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后来的师生结合搞运动的荒诞岁月，周教授作为批斗对象被分到我们本一四班，为此还成立了专案组，这对他来说真有点“黑云压城”的架势。在六八年夏天的几个月里，他连家也不许回，一直被“圈”在我们班的教室里，由我们几个男同学夜以继日地轮流“陪伴”着写所谓的“交代材料”。由于他早年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享受着著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因而一旦查起来就非得追根刨底，看他是否是一个暗藏的“特务”。记得我们班还为此搞内查外调，忙得不亦乐乎。结果无非是没有问题。
周教授毕竟是鼎鼎大名，一开始和他接触时我们也存有戒心，生怕被“腐蚀”、“拉拢”，到头来说不清道不白。谁知日子一长才觉得自己的幼稚可笑。在那个特殊年代，对他我们只能直呼其名，尽管他当时已逾知天命之年，头发稍嫌花白，但一点也不介意。他是一位真正的恂恂长者，慈祥可亲。他毕竟是从教多年，言谈中很讲究措辞，语气和缓，彬彬有礼，生怕冲撞了他人，回想彼情彼景，我心中十分愧疚。
闲谈中他也随意问问我的身世及上大学前的情况，关心之情溢于言表，希望我趁年轻时多学点本领。有一次他竟要我随便读一段英语让他听听。在教授面前我很拘谨，因为在运动之前正经八本的学习时间不过十个月，后来虽说自学也没有弄出什么名堂。他叫我别紧张，放松些。于是我鼓足勇气读了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英文译文中的一段。他听后很高兴，夸奖我的语音、语调不错，然后他神色凝重，指出我的语言基础还太嫩，语感差。他说英文朗读、讲话和中文不一样，中文可以一个字一个字串起来说，字与字之间停顿较均匀，每个字的发音长度没有多大差别，而英文则不然，单词有长有短，音节有多有少。仔细听读各单词占用时间不尽相同。这一条必得处理好。而我在读那段文字时的大毛病恰恰就在这，读单词（乃至句子）不分长短，等量齐观，周老师听起来当然感到别扭了。接着，他给我示范朗读了几个单词和句子，听起来的确令人神往。他的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周教授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字，看他的所谓“材料”，对我来说无疑是在欣赏书法，他还交称赞毛选的英译本和主席诗词译文译得好，在业务上如此虚怀若谷，实在令人折服。
袁忠福与班级部分同学于68年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