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贻聪，196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美大司，拉美司副司长，驻尼加拉瓜使馆参赞，驻厄瓜多尔和古巴大使，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驻阿根延大使。

近日，偶遇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批校级领导成员，自然有一种亲近感，谈到当年的学校生活，聊的很为愉快。他们问我可否将之写成文字，篇幅无需很长。思索再三，以为可能有助于校史的研究，决定从命。

回忆中，想以“误打误撞进北外，艰苦求学”未毕业”；学生生活多样化，情思集结感恩诚”来归纳我在北外的五年，也作为本文抒写的段落。

误打误撞进北外

我出生在江苏省北部地区的乡村，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后在县城淮阴按部就班地读完小学和初、高中。1958年高中将毕业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南京设立考场，于当年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前单独招收学生。我向父母讨要了十几元钱，并向学校告假，独自乘坐小火轮和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碾转到达南京，不报任何希望地参加了那次考试，紧接着又按原路返回淮阴参加全国统考。因为未报希望，报考时就随手填报了招生简章中列有的西班牙语专业，而实际上对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真的是毫无所知。

全国统考后没几天，因为学期还没有结束，参加完高考的当届高中毕业生都还住在学校等待结业程序，学校的大喇叭里突然传来喜讯，说“高三X班的徐XX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学校里一片哗然，欢声雷动，我自己当然更是惊喜不已。

按照北外录取通知书的要求，我于当年8月底同考上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位同班同学结伴，赶赴北京报到。为节省费用，我们背着行李（包括棉衣、被褥），从淮阴先乘小火轮到宿迁转乘汽车到徐州，再从徐州乘火车慢车到济南，换乘从济南开往北京的另一趟慢车（那时只有途径徐州开往北京的快车，没有从徐州直达北京的慢车车次，我们为了能够省钱，只能分段转乘）。在位于前门箭楼东南角的北京火车站弃车后，我们两人“分道扬飙”，他去北郊，我则上了去西直门的有轨电车，再从那里登上32路公共汽车（即现在的332路）到“荒郊野外”的魏公村，扛着我的行李，步行经过“北京俄语学院”和“北京工学院”之间的一条小路，好像路边的草丛里还有一座“齐白石墓”，于离家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问询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途中紧赶慢赶，历时近三天两夜才进入北外的大门。虽然筋疲力尽，又倍感孤独，但北外大门口和院内随处可见的“来了就是主人”欢迎标语，还是让我感到轻松、振奋、亲切，有了一种终于到家了的感觉。

由于当时的联络非常不畅，我在离开家乡前没有收到北外关于推迟开学日期的通知。学校看到我的困难，决定让我入学，并在西法语系（当时西班牙语和法语是属学院的同一个系）的法语三年级学生宿舍里为我安排了一个床位，同时协助我解决了吃饭等生活问题，直到两周后正式确定我的所学专业和分班时才从那里搬出。那座楼现在已经不存在，原址在如今学校西院大门的南侧，“工”字型大楼的东半部，我住的地方在一层。我记得，我当年在法语三年级宿舍的室友有蔡方柏(后来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王振铭（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副局长）、刘驯刚（从轻工部外事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安惠侯（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和中国驻埃及等国大使等职），以及李家忠（后被派去北京大学学习越南文，曾担任驻老挝、越南大使）等人。同他们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或许因为他们是我在远离故乡和亲人后认识、相处的第一批人，故而印象深，情意笃，相互长时间视为挚友。因为年龄和个头的关系，他们几位校友都用“博迪”（法语“小”的意思）亲切地称呼我，直到现在见到我时依然如是。

可以说，我入北外和进入西班牙语系，完全是“误打误撞”，因为仅凭在中学对外语的一点兴趣，怀着“试试看”的心理，便报考了“不知道”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填写了“一点都不知道”的西班牙语专业。当然，后来随着了解的逐渐增多，我则越来越喜爱上了这个重要的语言工具，用之为国家服务了数十年，还在“古稀”之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了“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的称谓。对北外，则更是充满终身感恩戴德的情怀。

艰苦求学“未毕业”

应该说，北外五年的求学是艰苦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

老师告诉我们，北外西班牙语专业的系统教学始于1952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起始并逐渐发展起来的；1958年那一届是学院西班牙语专业的第六届（1957年因故没有招生)，学制新改为5年（好像5年学制只在我们那一届和59届实行了两年，此后又改为了4年制）；招收的学生应为18人，其中1人没有报到；17名学生分为两个班； 以“小班”形式上课，以便于学生有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我分在58级的2班。

旋即，西班牙语的课程开始，字母发音，日常用语，语汇语法，…….，相继铺天盖地般涌来，让我们深感应接不暇。我在中学里学的是俄语，开始阶段经常与新学的西班牙语相混，不自觉地将俄语和西班牙语混杂在课堂答问或者家庭作业里，因而多次遭到老师的批评甚至责骂，直到差不多一年以后才未再出现西、俄语混合出现的情况。

年级在上升，课业也越来越重。我们由中国老师上课的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基本上都是由从苏联转请来的西班牙语老师直接教课（进入高年级后，又增加了来自智利、秘鲁等国的教师），课堂讲授和师生交流全需用西语，迫使我们必须要学会用西语进行思维和答问。西班牙老师教课使用的“学生先导式”，也就是由学生轮流分段朗读课文，讲解段落中出现的新词（包括常见的同义词和反义词）、短语、谚语等，还要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或疑问。老师根据课堂情况进行必要的讲解、补充或者纠正。因为事先并不知道老师会让你朗读、讲解哪一段，因而每个学生实际上需要预先将每周60多页的精读课文从头至尾全部进行认真、周密的准备，压力可想而知。除去课堂的任务以外，老师还从四年级开始要求我们每周“课外”读完一本不少于100页的文学作品，并交出不超过1页纸的内容综合，由老师评鉴是否读懂、理解。课内和课外的作业，迫使我们每天都要同西班牙语原文词典打交道。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过，在那几年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翻烂过一本西班牙语学术词典，让图书馆非常头痛，真的不是胡夸乱吹。

1960年9月，也就是我刚进入三年级时，学院同意我应文化部电影局的商借，为一个拉美国家电影界访华团担任翻译，历时两周，访问了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那是我第一次担任翻译，也是对所学语言的首次实际检验，所幸还算顺利，受到双方的肯定，也坚定了我学习的信心和勇气。

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1958年入学的大部分同学都在三年级期间被外借去临时参加工作了，只有我和另外三名同学仍被留校继续读书，据说是北外意欲选留我们毕业后任教，因而不放我们去任何地方，包括拒绝了教育部对我们的出国留学安排。我们自己也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致志地研读我们的西班牙文，就连我们各自选修的第二外语都无法顾及。后来我曾经对同学开玩笑说，如果不是未经考试就毕业离校，我的第二外语肯定会不及格，影响毕业。

进入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未几，也就在1963年的3月初，学院突然找我（我是班长）去谈话，说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知学校，要我们全班提前离校，去外文局报到，参加新开办的《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的出版工作，要我代表其他同学马上去办理手续。同学们对能够结束“寒窗苦”，自然感到高兴，但对面临“没有毕业”就要离开学校也深感惋惜。就在我代表同学办理离校手续的过程中，我又接到学院给我的第二个消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要我改去外交部，而且要越快越好。同年3月5日，我带着信函和行装，离开了北外，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外交部。后来，北外按照正式毕业生的待遇，给我以及其他几位同学颁发了毕业证书，承认我们等同于完成了学业，虽然我们没有学完全部课程，也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和答辩。我的“毕业文凭”是张锡俦院长签发的“文凭登记630205号”。

学生生活多样化

坦诚地说，学生的生活比较苦，但也很愉快。苦，在于任务重，压力大；愉快，在于多样化，同伴多。

我出身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差。我的父母原先是农民，后来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了国家地方干部。由于家庭人口多，我的父母、我和6个弟弟妹妹，还有在农村务农的祖父母，基本上都靠我的父母工资生活。在全国困难时期，我的母亲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退职，不再领取工资，使得家庭生活更为困难。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下进入北外的，5年里一直用的是我从家里背来的被褥，没有添置过衣服，甚至无钱购买鞋袜，因此学校给了我每个月十几元钱的助学金，使我得以顺利读完大学。

初入大学时，学校饭菜不限量，学生吃饭可以随意。好景不长，国家遭受的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学生也开始粮食定量，副食逐渐减少，饮食方面的困难明显增大。不过，在此情势下，校园里笼罩的依然是浓浓的读书气息，大家的生活继续多样、快乐，只是减少了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数量和天数。

在北外的5年时间不长，但却经历不少，有的还应该是学校历史上的重要笔触。例如，外国语学院和俄语学院的合并、西班牙语专业从法语和西班牙语系分出单独立系、大部分语系从西院搬迁到东院，等等。

在一、二年级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我记忆犹新的是参加过在门头沟区安庄的挖“鱼鳞坑”和在北外西院操场上“炼焦碳”。挖鱼鳞坑是在山坡上选择适宜的地方挖好栽树的坑，以便其他人去栽种树苗。炼焦碳是为炼钢铁准备铺料，因为北外在当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的行动中也有任务，我们分配到的部分是炼焦碳。这两项工作都属于重体力劳动，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其间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一是我创下的“吃饭纪录”，二是在炼焦中犯过的“错误”。

“吃饭纪录”，是因为我在门头沟区的安庄挖“鱼鳞坑”期间，曾经有过一顿饭吃过15个普通馒头的记载，虽然没有进入“吉尼斯”，但也属于惊人的数字了。大体情况是这样的：挖坑是重体力活。为了减少上下山的时间，每天早上4时起床，早饭后扛着工具、带着干粮和水上山，下午2时收工下山午餐。一般早餐都无胃口，在山上时也很难吃下东西，待到午餐时大家都是“饿狼扑食”。虽然在劳动期间，主食比较宽容，但副食不是很多，故而馒头成为了重要的对象。我的食量一直比较大，在中学就曾有过一顿饭消灭掉一斤半生米做成的熟饭的经历，在那种条件下更是可想而知了。

至于炼焦中的错误，那是因为同伴对操作知识掌握不够准，害怕过了时间导致凝结，提前打开放焦油的阀门导致火灾，还惊动了119的救火车辆。但由于我在烈火熊熊中空手去关闭阀门，事后非但没有受到处分，还得到了口头表扬。

在学校里的高年级期间，我被选举担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经常主动在食堂里帮助卖饭。由于服务动作快、准，每每受到食堂工作人员和学生们的肯定和赞扬，也从而被许多校友知晓。

在北外5年里唯一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我是在共产党的呵护下长大的，还长期受到身为忠诚的共产党人的父母亲的直接熏陶。信仰共产党、紧跟共产党，是我永恒不变的决心。在北外，我也写过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我于一年级的暑假回乡后在系里的板报栏里贴过“人民公社有一哄而起之嫌”和“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感言，从而受到批评，并失去了被培养的资格。不过，对此我没有害怕，更没有后悔，当然也没有改变我追随共产党的信心。

情思集结感恩诚

回想起来，北外给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不仅教给我知识，给了我为国家服务、效力的本事和工具，包括我能为新中国第一代绝大多数领导人担任翻译的可能（除毛泽东主席外，我曾有机会为那一代所有其他重要领导人担任过翻译），还使我领悟到做人的基本道理，但没有收取过我任何费用，还给我以基本的生活费用和保障。所以，我虽然没有能够在北外实现入党的梦想，但我对北外确实怀有从心底里感恩的深深情思。离开北外50多年来，我一天都没有忘记北外。我在任何地方都以是“北外人”为光荣，为骄傲。

作为北外的学生，在校期间曾有幸直接听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心慕已久领导人的报告和训导，让我们懂得道理、明确志向，从政治上夯实基础，真的心潮澎拜，热血沸腾。

作为北外的学生，我们有机会多次参加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政治活动和集会，诸如国庆阅兵、声援古巴革命等，使我们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有了活生生的认知和体会

作为北外的学生，我们常会在周末被安排到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寓所，陪同他们看电影、跳舞，既是实习和师生交融的机会，也为困难中的我们稍微调剂精神和生活，明白待人处事的简单道理。

也是作为北外的学生，我在1960年11月以“三年级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学院接待格瓦拉的访问，同这位叱咤风云的世界名人有了第一次直接晤面的机会，为我后来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启迪。

还是作为北外的学生，我从入学开始就有一位让我终身受益的老师，她就是岑楚兰教授。岑老师原是越南华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年轻的岑楚兰冲破阻拦，毅然回国效力，以仅有的法文基础，接受国家交给的为讲西班牙语的拉美朋友访华担任翻译的任务，也从此与西班牙语结下了不解之缘。1952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她与其他3位略懂西班牙语的同事一起，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西班牙语教学事业，成就了中国西班牙语专业如今轰轰烈烈、欣欣向荣的壮丽局面，个人也从仅能用西班牙原动词进行简单对话成长为全面发展的语言学教授。我进入北外后，岑楚兰就是我的班主任，教过我们的还有孟复、李庭玉、李世媛、汤柏生等中国老师，但更多的是来自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专家，他们中有西班牙的梅嫰德斯、列赛阿和智利的罗哈斯等。岑楚兰老师虽然比我年长不了几岁，但在专业和政治、生活方面都引导我成长，让我受益匪浅。因此，在前不久应邀参加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其政府为岑楚兰教授授勋的仪式上，我对西班牙大使和使馆公使分别说过：祝贺西班牙选对了授勋的对象，祝贺岑老师获得应得的奖赏，还祝贺我自己也在岑楚兰教授的直接引导和督促下成长为一位合格的外交官。这些话里面，应该有我对西班牙语的认识和感情，有我对北外给我恩德的认可惦记和感激。

作为北外的学生，我还享受到一项特殊的恩德，就是我在北外的校园里得以结识了校友、我后来的发妻徐丽丽。她是浙江宁波人，比我晚一年进入北外英语系。我们志同道合，相互深度理解，共同生活了50余年。由于她多年随我奔波，多病积累，晚年几种脏器衰竭，医院曾多次下达病危通知。2014年2月她在海南突然病重留医，我设法租用医疗专机将她运回北京，但终于在一年后弃我而去。由于儿孙们坚决反对她和我同葬于海流中的刍议，我将她安葬在我的故乡，并在她的身旁为我预留了位置。我无法忘记这段历史和人生，也无法忘记它的发生地。

当然，北外在那5年里给予过我的远远不止这些，也很难细说周全。感恩北外，是应该的，也是经常要在实际去做的。因此，自从设立教师节以来，无论身在哪里，我每年都会给我的北外班主任老师岑楚兰打去电话，向她表示祝贺和感谢，实际上也是以她为代表表达我对其他老师和整个北外的感谢。

如果说要有感恩的实际行动，我想我还可以告诉各位，在我的鼓励和安排下，我的两个孙女都在步我的后尘，准备用西班牙语作为为国家效力的工具和手段。如今，她们一个在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系读四年级，一个在同一个系里读二年级。我们之间经常会在微信或电话里用西语交流，沟通情况，相互提醒、切磋，颇为相得益彰。

总的说来，我对北外5年集结起来的回忆和产生的真诚心境，会永远保留在心间，不会忘却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