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训常

2001年9月22日晨，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我应邀前去参加母校北外60周年校庆，9时许抵达学校东院西门。门前车水马龙、人潮如涌。门内彩旗迎风招展，花坛似锦，招待人员笑脸相迎，整个校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校友见面，心情十分激动。大家亲切握手、热烈拥抱、互致问候。老校友母校重聚，感慨万端，遥想当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现在已是满头华发。校友们三三两两手牵手漫步在路上，一起观瞻昔日的教学楼、宿舍旧址，当年学习、生活的场景历历在目。十时许，庆典开始，与会者聆听了校领导作的北外发展的光辉历程、优秀代表的精彩发言和兄弟院校代表的贺词。他们的发言不断地激起阵阵掌声。会后，59级留苏预备部同学在国际交流学院门前摄影留念，接着共进午餐。午餐会上，大家起立高举酒杯祝母校越办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对母校的盛情邀请表示衷心感谢。

但是，我们也感到有美中不足之处，即把师生分开参加庆祝活动，使我们难以晤面。作为个人，我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王静恩师。尊敬的校长、老师，亲爱的校友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想见到王老师吗？她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在寻找恩师的背后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师生情难以忘怀

王静老师1931年生，浙江宁波人，少年在故里读书，青年参军，后从部队考取北外俄语系，毕业后留校，在留苏预备部教课，六十年代曾赴苏进修。她在党内曾担任教师支部委员。

北外学习幸遇王静老师。我1938年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豫东农民家庭。1959年8月考取郑州大学政治历史系。同年9月底，我与从郑大、河大（原开封师院）和新乡师院被高教部选拔的8名留苏预备生，怀揣通知书，背上行囊，从省会郑州登上北去的列车，跨过黄河，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原野上，经过大约8个小时的飞驰，抵达久已神往的首都北京。到北外报名后，我被分配到留苏预备部26班突击学习俄语。该班有2位任课老师，一位是王老师，另一位是石老师；有来自北京、上海、郑州、石家庄、保定和张家口等市十四、五位同学。他们比我早到一个月，都是当年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尖子、外语学习的佼佼者。我学习外语的环境差、起点低，加上地方口音重，发音不准确。当时老师都是用俄语授课，第一堂课，我就听懵了。老师提问，无言以对，而城市来的同学对答如流。检查发言，其他同学都通过了，唯独我有一个卷舌音发不出来。在外语学习上与同学有如此大的差距，使我产生了无形的压力，心理负担比较重。

王老师的谆谆教诲，使我树立起学习俄语的信心，并走上出国留学的征程。王老师通过课堂上学生回答问题和检查发音，掌握了我学习外文的薄弱环节，她不是看不起我，厌弃我，而是亲近我，倾注更大的精力辅导我，使我发奋图强，后起直追。下课后，她常走到我的身旁，面带微笑，轻声慢语地同我聊天，对我的学业、心理、生活、健康给予关怀。她对我说，学习外语如同小孩子学说话一样，哪有一学就会的，总得经过大人多次教，多次纠正，孩子才能掌握住。你的关键是要大胆，不要怕说错，只有经过反复多次练习，才能牢记住。光有勇气还不够，还要用心仔细分析研究俄语同汉语在发音、语法和句型有什么异同点。在此基础上多实践，多增加词汇，很快就可以迎头赶上。至于卷舌音的发法，你可到宿舍，把缸子盛满水，用嘴含一口水往外喷水，冲击舌尖就可以发出P的音。听了王老师的一席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复习补充俄语基础知识，逐渐掌握了学习外语的窍门，学习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1960年8月出国考试达标。

出国前，虽然我在北外学习俄语仅仅8个的时间，但是这段经历，为学习第二外语和专业知识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找老师一波三折

参加北外60周年校庆后，我产生了寻找王老师的想法，并告诉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波兰历史研究的老乡、我校校友刘邦义研究员。他说，“王老师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支持你的想法。”于是，我开始了实际行动。

首先我通过六十年代在越工作期间结识的良师益友、前中国驻越大使馆秘书、北外越文教授离休干部文庄同志，到老干办打听该校离退休干部中是否有一位1959年8月至1960年8月在留苏预备部26班任教的王老师（当时只记住老师姓王不知其名）。询问的结果，无人知晓。

我不甘心上述结果，接着给北外老干办正式发出一封材料，恳请他们帮助查找王老师。老干办的同志很负责任，经翻阅档案材料，向所属干部打听，查无此人。然后，他们将信件转到北外附中，继续查找，仍然没有结果。最后将信退回北外传达室。不知是哪位热心朋友，在信封上写了“王德珮老师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楼2门502号”几个字退回我的住处。看到信封上的字，我知道了王老师的下落，连忙给她写了一封信，并请她在复信中写上联系电话。不久，我就接到了王老师充满热情的回信。

200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上午，我和刘邦义同学一起带上礼品前去北京语言大学登门拜见王老师。她及其丈夫刘道遵先生一起在住所热忱接待了我们。落座后，我们表达了对老师的敬意，随后畅谈了在北外分别后40多年各自的工作变化，翻阅了老照片。大家一直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11点半，我们提出辞别。王老师不答应，并诚恳地挽留。她说，“都分别40多年了，你们还记着我，一定得用餐后再走。”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邦义说，“刘道遵先生的外貌在我脑海中还有一些印象，但王德珮老师的外貌同我记忆中的王老师不一样。在她的回忆中没有提及我班任何一位同学，且影集中也没有我班同学的照片。”邦义认为，“王德珮老师的确教过我的课，但是是否教过你，我不能肯定。”就这样，寻找王静老师的线索中断了几年。

靠校友如愿以偿

2006年9月23日，我应邀参加了母校北外65周年庆典。在东院电教礼堂我结识了2006级英语系学生代表黄爱淳女校友。她为人热情大方、乐于助人，使我再次产生寻找王静恩师的念头。

庆祝大会结束后，小黄领着我和老校友新华社罗马分社首席记者黄昌瑞到学校西院用餐。在学校东院西门口碰到同窗好友陈秀琴、姚祥和朱丽。小黄说：“你们老同学见面不容易，正好我带相机，给你们照几张像留念。洗好后，我给你们寄去。”照完相、用完餐后，我们握别各自回家。

同年9月底，我收到小黄给我寄来的合影，并附有一封信。她的认真、负责精神使我十分感动。于是，我在10月初，给小黄写了封感谢信，并在信中提出利用校刊刊登寻师启事的办法找王老师的要求。

信发出后，不知什么原因，小黄在2007年4月底才收到我的信。接信后，小黄亲自到俄语学院资料室等有关部门打听王老师的消息。在复信中，小黄说：“由于历时甚久，要找1959年时任教的老师，还真的得费一些周折。不过，请您放心，我会继续打听的，一旦有消息，我会立即同您联系。”

同年6月15日，我接到小黄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使我如愿以偿。她在信中说，“第二次去俄语学院资料室打听王老师的消息时，有幸遇到了热心肠的孙老师（女）。她听了我提出的要求后，不厌其烦地同有关部门联系，最后了解到1959年曾在留苏预备部一班教过课、后在首都师范大学任教的女教师吴汉樱家的联系电话；教您的另一位姓石的老师，如果没有错，她叫石志敏。”

根据孙老师提供的电话，我拨通了吴汉樱老师的电话。我问吴老师认识王老师吗？她肯定地说，“我认识王老师，她的名字叫‘王静’，在北外留苏预备部时，我同她住一个宿舍，她是教师党支部委员。后来，王老师从北外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任教，现已退休。她的联系电话是××××××××。”

接着，我一连给王静老师家打了几次电话，家中一直无人接听。又过了几天之后，我拨通了王老师的电话。她告诉我前一段时间到女儿家去了，刚回来几天。她告诉我，她曾在留苏预备部26班教过课，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和年龄最小的同学的名字，以及两位女同学的名字还记得。最后王老师告诉我她家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打过电话后，心想，这次找到的恩师没错。因此，心情十分兴奋。当晚，又给几位在京工作的同班同学打了几个电话，把找到王老师的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听后都喜出望外，表示下次聚会时一定邀请王老师参加。

值2007年重阳节之际，我受几位校友的委托，先去拜访王静老师，向她致意，并了解一下近期的起居状况，以便决定邀请参加聚会事宜。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我怀抱鲜花，手提礼物，登门看望王老师。见面时，王老师仍像当年那样微笑着对我说：“分别40多年了，你还记得我，来看我就很高兴了，还带这么贵重的礼物干什么！”我说：“学生应该的。”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王老师而言，一日为师，终身为母。当时在家接待我的，还有王老师的丈夫。

向王老师致意后，我们一边饮茶，一边回忆往事。王老师说，“你出国后，我继续留在北外任教，后调北京语言大学教书，1965年被选派苏联进修。在此期间，我曾在莫斯科大学遇见了你的老同学杨文堂，回国后返校任教，直至退休。”

我说，杨文堂是我的河南老乡，留苏时学习土耳其语，回国后曾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往江苏连云港工作。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是，在北外学习结束后，于1960年8月拿到赴苏留学的护照。出国前夕，由于世界风云变幻，根据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凡是赴苏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除了学习语言的之外，一律改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我被改派到越南学习历史专业。1965年8月在河内大学毕业。当时正值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急需越文干部，我没有回国就被分配到新华社河内分社当翻译，后当记者。1969年工作期满调回新华总社参编部任《参考资料》编辑，后任《国际内参》副主编，直至1998年12月退休。

接着，我们还谈到我班其他同学的情况，例如：从中央音乐学院来的朱同德、朱丽、温蕴译、何复兴、白宇、陈更明六位同学的工作情况；我班女同学陈秀琴，在北外毕业后赴苏学习波斯语，回国后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从事研究和任教授。马玉琪同学留匈回国后在文化部工作，曾任中国驻匈大使馆文化参赞。冯桂林在总参三部，魏杆生在河南郑州，叶名合在江西外办工作。王朝栋在湖南衡阳退休。

听过我简单的介绍后，王老师感到十分欣慰。她说：“你们都是当时青年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感到十分高兴！”师生之间的交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仍有说不完的话，直到中午用过餐回家为止。

在寻找恩师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些曲折困难，但决心始终没变。有的人问我何以如此认真执着，我的回答很简单：“吃水不忘掘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