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文仲

回忆起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外语学院的生活，首先想到的是革命大家庭这句话。现在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活也很珍视，但是，绝不会有人把大学比作革命大家庭，听到这样的比喻可能还会发笑。可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革命大家庭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革命大家庭对于我们来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50年底参加军事干校时的抱负是参加空军或者海军，可惜的是我当时体重只有44公斤，家里人戏称“两袋面重”。空军、海军没有收，坦克兵也不予考虑，最后被分配到外语学院学习外语，心里老大不高兴。到了学校，看到的大幅标语是：“来了就是主人”。老同学待我们又十分热情，心情才好了一些。

五十年代北京冬天的天气十分寒冷，当时滑冰的季节比现在长得多，超过两个半月。当时的外语学院在西苑附近的旧兵营里，生活条件比较差。我们二三十人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取暖全靠屋子中间一个不大的炉子。我们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每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就有一个人来生炉子。炉子生起来以后，屋子暖和了，大家才起床。后来有一天，生炉子的人没有来。我们都很奇怪，就问为什么没有人来生炉子。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不是专门负责生炉子的工友，而是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我们心里感到十分惭愧，老同学对我们如此关心，每天花时间给我们生炉子，而我们却毫不理会，把这一切视为当然。

我进入外语学院的时候只有十五岁。同年的还有潘绍中、张永彪、王怀祖，我们都在乙级，这个年级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比我们年纪大。有的比我们年长一两岁，有的比我们大五六岁。记得当时每逢选举，我们几个小字辈儿的就坐在大礼堂的后面，因为我们没有选举权，只能坐在后面做“观察员”。当时的感觉是时间过的太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18岁，才能和别人一样有选举权。王钰龙同志作过我们班上的班长，他年纪比较大，考虑问题周到，做事稳妥，在班上很有威信，对我们象是老大哥一样。后来他作学生会的主席，我作生活委员，还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近十几年来，50届校友经常在春节聚会，活动很多，老王为大家的事情操劳，热情不减当年。

西苑时代同学们之间关系密切，常常在一起谈心。心里有什么烦恼的事一席谈话就烟消云散。同学们相互十分了解，感情很深。如今想起当年的同窗心里总是暖洋洋的。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思想改造抓的很紧，当时的日记几乎每篇都是在检查思想和谈思想进步，不是检查自己读报不够认真，就是谈论看苏联电影之后的感想。当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看了《乡村女教师》、《幸福生活》、《难忘的一九一九》、《宣誓》等电影，浮想联翩，有时甚至难以入睡。

每学期期末都举行思想鉴定。领导动员之后，每个人自己先写一个思想小结，大致上就是写自己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认识。写完以后在班上讲，然后同学们提意见，展开批评和帮助。我每学期写思想小结，主要是写两条，一条是和家庭划清界限，一条是批判个人英雄主义。与家庭划清界限是我们大部分同学都要涉及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出身不好。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大约是因为我当时学习成绩不错，自我感觉良好。思想鉴定会上同学之间的批评虽然也可能尖锐，当时听了心里不舒服，但是，与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和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同学之间的批评，即使有的言词过重，也绝不是故意伤害别人，更没有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的情况。

每个班配备一位助理员，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辅导员。同学们有了困难和思想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助理员谈话。我当时年纪轻，思想不稳定，有的问题想不清楚，有时心里很苦闷，就常常去找班上的助理员袁青侠同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与助理员谈的大概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当时却认为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袁青侠同志总是耐心地听我讲，从不厌烦。听我讲完以后，她从各个角度帮助我认识问题，摆脱开思想上的羁绊。每次谈话之后，我都感到如释重负，原来低沉的情绪又高昂起来。

教我们英语的有李信纯、应蔓蓉、刘世沐等老师。他们教学极其认真负责，对每个同学都很关心。教学上想出许多办法。李信纯老师给我们上口语课，设想出各种场景，让我们利用这些场景练习口语，使我们学得有滋有味。刘世沐老师知识渊博，经常讲的出神入化，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妙的知识世界。课下为了练习口语，组织口语小组，还规定在‘英语口语周’中同学们见面必须讲英语。每逢口语周每个同学的胸前别一个小纸片，谁说了中文就要在上面记上一笔。期末举行英语晚会，有的唱英文歌曲，有的演英文相声，有的上演短剧。这对平时开展口语活动起了促进的作用。不过有时也出现演出冲击英语的情况。记得有一次英语晚会上有一个班的同学演出武松打虎，英文讲的不多，武打却很热闹，演武松的同学进入了角色，骑在演老虎的同学身上，一边挥拳猛打，一边不断地大声喊：‘You beggar, I’ll make you suffer.”台下的观众很是高兴，拚命鼓掌。

参加军事干校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在外院的学习和生活，不仅塑造了我的人生观，确定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还直接影响到我的喜好和习惯。我班上的尹相华同学是从山东来的，他喜爱体育运动，体魄健壮，肌肉发达，在单双杠上可以做很多“高级的”动作，还会武术。晚自习之后盥洗完毕我们一起到单双杠的地方一边练习一边聊天儿。尹相华有时在单双杠上表演一些惊险动作，赢得大家的赞叹。这些接触和活动促使我越来越喜爱体育运动。后来认识了一位姓倪的同学。他是学校长跑队的队长，刚开始在一起聊天，后来就跟他一起跑步，对于长跑的兴趣越来越浓。每天早上要跑两三千米。以后参加了学校的长跑队，经常参加比赛，有时还拿名次。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体重从40多公斤增加到60公斤。

我原来对于音乐一窍不通，但是同班同学戚名宗是个音乐迷。闲聊时他给我讲了交响乐队的组成、各种乐器的特点和在乐队中的位置和作用。在他的引导之下，我对于音乐也开始有了一些兴趣，还花了不少时间背乐器的英文名字。他后来终于成为学校乐队的指挥，工作以后还买了他心爱的黑管。我虽然并没有象他那样对于音乐如痴如狂，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我对于西方古典音乐的兴趣确实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使我一生受益不浅。

毕业以后，同学们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几十年来，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见面的机会很少。近年来退休的老同学逐年增加，每逢春节总要聚会畅谈一番，不管以往联系多少或者是否有联系，只要一见面，就象又回到了50年代昔日同窗的时候，无话不谈，不论谈什么都那么亲切。这种凝聚力从何而来？我想，这是因为我们都有西苑时代这一段共同的经历，都是西苑时代培育出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