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安惠侯，我校法语学院1963届校友。曾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驻突尼斯兼驻巴勒斯坦国大使、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驻黎巴嫩大使、驻埃及大使。2001年退休。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理事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

我出生于1938年兵荒马乱中，童年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武汉度过。儿时最深刻的记忆是跟随父母躲避飞机的轰炸。抗战胜利时，我7岁，上小学二年级。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我11岁，独自跑到汉口中山大道观看解放军进城。12岁小学毕业，考进武汉二男中。1953年加入青年团。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汉一男中上高中。1954年参加武汉防汛战斗，被评为武汉市防汛三等功臣。1956 年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制五年。期间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等政治运动和三年“灾害”。批判、斗争、超强劳动、饥饿、浮肿的日子至今还记忆犹新。1960年本科四年级后，我被分配到法语翻译班。1963 年翻译班三年毕业，被分配到外交学会东方组担任翻译。半年时间里，参加接待了几个非洲代表团和学习团。

1964年年初，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到“赴布隆迪建馆小组”报到。组长是一等秘书江燕，另有机要员一名、司机一名。全组四人，就我一人懂法语。抵达布隆迪后，一切涉外事务，从工作到生活，都要通过我来操办。在学校里从未接触驻外使馆的事务，在外交学会半年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对我而言，真是处处、步步都是困难。直到半年后，柳雨锋大使带着使馆其他人员抵达，我作为大使翻译，处境大大改善。

当时，布隆迪的邻国刚果（利奥波德维尔）民族英雄卢蒙巴被西方殖民势力杀害，他的支持者在刚果（利）西部和东部发动反对殖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他们的斗争得到我国的支持。刚果（利）东部地区与布隆迪接壤，刚果（利）部分民族解放斗争领袖流亡在布隆迪。他们与我馆也有接触。我建馆一年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布隆迪国王撤换了具有民族情绪的首相，改组政府，同时宣布中断与我国的外交关系，要求我馆人员尽早撤离布隆迪。布隆迪军队以保护的名义包围我使馆，禁止使馆人员自由出入。柳雨锋大使带领全馆同志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我第一次出国工作，就经历了这一事件，的确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和考验。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法语组。在这里，我学到不少东西。1965年9月我又被分配到“赴毛里塔尼亚建馆小组”。一行五人：临时代办一等秘书卫永清、机要员一名、翻译两名、司机一人。两名翻译以我为主。有了布隆迪一年的锻炼和半年翻译室工作的经历，加上临时代办是位有水平的外交官，对我来说，这次建馆比上次赴布隆迪建馆，工作顺心多了。我们抵达毛里塔尼亚时，台湾“使馆”尚未撤离。经我方多次交涉，毛政府将台湾“外交官”赶走。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吕志先大使主动要求回国参加“革命”。1967年7月，我也奉调回国参加“革命”。当时，各个驻外使馆回国人员都组成“战斗队”，我回国后自然成为“驻毛里塔尼亚使馆战斗队”成员，我馆战斗队加入“驻外革联”，被激进的“99兵团”视为保守派。我馆小人少，战斗队也就三五个成员，没有特别激进的人，加上吕大使平易近人，待人宽厚，与大家的关系融洽，战斗队没有给他写一张大字报。这在当时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吕大使告诉我们，其他的大使还问过他，为何看不到针对他的大字报？1968年4月， 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返馆工作。1969年 ，我被提升为随员，成为最低级别外交官。1970年1月，我结束在毛里塔尼亚四年半的工作，奉调回国。休息一段时间后，干部司通知我去干校。我做好一切去干校的准备。

此时，在美国的策动下，朗诺集团于1970年3月18日在柬埔寨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政府。而西哈努克亲王正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启程来北京访问。苏联方面在西哈努克亲王赴机场途中，将柬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告诉他。事后，西哈努克亲王回忆说，在飞机上他心情忐忑，不知中国方面将如何接待他。当飞机停降北京机场，他从机窗看到周恩来总理率众多官员在机坪迎候他时，忐忑之情立即被感激和激动所替代，他知道中国仍然支持他。

4月的一天，干部司通知我立即去一趟。副司长许寒冰同志告诉我，支持柬埔寨抗美救国斗争的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即越南、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会议即将召开，法语翻译人手不够，派我前去临时帮忙。她特别强调要注意保密。我随即去钓鱼台国宾馆的“柬埔寨外宾接待办公室”报到。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次临时帮忙竟然历时八年。我先在国内柬办工作五年。开始柬办由韩念龙副部长直接领导，接待组由礼宾司司长韩叙负责，简报组由亚洲司司长曹克强负责。我驻柬使馆人员撤回国内后，康矛召大使一行接管柬办。原柬办人员经过调整，我被留下。1972年1月，我被吸纳为中共党员，随后提升为三等秘书。1974年，康矛召大使被免职，参赞孙浩被任命为驻柬大使。不久后，我被破格提升为一等秘书，成为使馆首席馆员。1975年，柬埔寨红色高棉解放首都金边。5月1日，我作为赴柬埔寨先遣组成员前往金边。我驻柬埔寨使馆复馆后，我出任使馆调研室主任。在红色高棉治下，生活了三年。这也是一次特殊的经历。1978年6月，在越南军队侵人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之前两个月，我奉调回国，结束了八年多的对柬工作。

1978年12月到1979年12月，我被派往河北省遵化县岳各庄公社挂职锻炼，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我们一行四人，分配在不同的公社挂职。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们这些人一直被认为是“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不了解社会，不知道国情。在农村一年里，我与农村基层干部朝夕相处，广泛接触农民大众，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劳动的艰辛、生活的困苦，也体会到他们的坚韧、善良、乐观和智慧，他们对党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时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我在农村已经感受到改革浪潮的涌动。

1980年，我结束农村锻炼回部，被分配到外交部亚非司。这是我入部后第一次在部内地区司工作。虽然我当时是正处级干部，但我愿意从科员的工作做起，一切从头学。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件新鲜事。司领导开始要我去综合处，在我的要求下，同意我去北非处，与大学毕业刚进部的梁玎玎一道主管突尼斯。对此，听到一些议论，我泰然处之。从此，我正式开始从事中东地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如果加上在驻毛里塔尼亚使馆的4年半时间，从事中东地区工作共25年。

1981年10月，我被派往驻摩洛哥使馆，任调研室主任。1984年9月，晋升为参赞。在摩洛哥将近五年时间里，我经历了三位大使，他们是：糜镛大使、秦加林大使和韦东大使；两位政务参赞：周海萍和安峰石，二人都曾分别成为使馆临时代办。我在同一任期中，先后在三位大使和两位临时代办领导下工作，也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历。

1985年8月，我奉调回国出任亚非司副司长。司长是朱应鹿。不久，朱司长被派往突尼斯任大使，我驻科威特大使杨福昌回国任亚非司司长。从此，我与杨福昌同志结下不解之缘。

1988年，我在亚非司副司长任上工作三年后，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任大使。在阿三年时间里，有几件事值得一写。一是，赴阿前，我得到的信息是：阿政局稳定，油、气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抵阿后，我看到一些奇怪现象。经过进一步了解，我感到阿政局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很可能要出事。就此我馆向国内发出两份电报。事态发展不幸被我馆言中。10月4日，即在我抵馆后仅20天，阿首都爆发了严重的群众性骚乱。一些年青人在市内打、砸、抢、烧，六七栋政府大楼遭抢劫、焚烧。首都陷人瘫痪。骚乱向外地蔓延。数天后局势才逐步恢复正常。这次骚乱只是全国性大动乱的前奏。执政当局在骚乱后加快变革步伐，基本遵循西方自由民主那一套：放弃社会主义，打击执政党，实行多党制，进行自由选举。结果是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民阵）一蹶不振，伊斯兰势力崛起。后者不仅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而且眼看要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胜从而上台执政。此时军队出面干政，废黜总统，宣布大选无效，逮捕“伊斯兰拯救阵线”骨干。这激起伊斯兰势力的暴力反抗，酿成持续10年的全国性大暴乱，造成近10万人死亡，100万个家庭受害，经济损失200亿美元。

二是，1988年11月11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郊外松树俱乐部召开第19次特别会议，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我及时了解到内情，并报告国内，同时建议尽早承认巴勒斯坦国。

三年后，1991年 10月，在阿尔及利亚局势恶化前，外交部调我回国，改任驻突尼斯大使兼驻巴勒斯坦国大使。杨福昌同志先是提升为部长助理，后又提升为副部长。亚非司司长由王昌义同志接任。

当时，阿拉法特的总部设在突尼斯。同年12月27日，我抵达突尼斯上任，先后向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巴勒斯坦国主席阿拉法特递交国书。

在我抵达突尼斯前，本·阿里总统可能是从邻国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中，汲取了教训，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镇压了一大批伊斯兰极端势力。此举被欧美西方国家视为违反民主自由、侵犯人权，予以谴责。我在突尼斯任职期间，接待了杨尚昆主席的出访，杨主席与本·阿里总统在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内政、确保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等方面共同语言很多，交谈甚欢。

阿拉法特主席多次单独召见我。有时提前半小时通知，有时要我马上就去。好在使馆与他的办公处在同一条街上，距离很近，我总能及时赶到。谈话内容基本都是：以色列方面对巴采取了严重行动，希望中国政府予以谴责；或巴方已发表某项声明，采取某项措施，希望中方予以支持。我则在职权范围内做原则性表态后，允将他的要求报告政府。当时媒体盛传，巴以双方正在就巴权力机构返回被占领土、在部分地区实行初步自治进行秘密谈判。一般认为，以可能会让出部分加沙地区。一次阿拉法特约见我时，我问巴以谈判进展如何？阿拉法特只说了一句话：“无论如何还应包括杰里科!”回馆后，我与使馆同志反复琢磨这句话的含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由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两部分组成。巴方不能接受仅在加沙实行自治。杰里科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小镇，但对巴方具有象征意义，让以色列让出这个小镇也不会特别困难。我们的结论是：巴以双方可能正在就“加沙—杰里科自治方案”进行秘密谈判。我希望在驻突外交使团和我认识的巴勒斯坦友人中核实情况，但几乎一无所获。我大胆决定将使馆的分析报告国内。过了一段时间，媒体开始谈论“加沙—杰里科方案”。 再过一段时间，我已离任回国，阿拉法特主席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3年9月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阿拉法特于1994年7月1日返回巴勒斯坦，5日在他主持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杰里科宣誓就职。

1993年，亚非司司长王昌义提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任命我为亚非司司长。我于1993年8月20日返京，几天后，突发肾结石，疼痛难忍，住院治疗。出院后，于9月6日上任。

当时我国对中东地区的工作方针是“总体超脱，适当介入”。亚非司的同志们感到这一方针过于谨慎，缺乏进取。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亚非司提出对西亚北非地区工作的三点意见：一、西亚北非地区是我国周边的战略延伸；二、做好石油大文章；三、全面发展经贸关系，重点放在海湾地区国家。当时对我国西部边陲安全的威胁，主要是三股势力，而三股势力与中东地区的一些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做好对中东地区的工作，有利于维护我国西部边陲的安全。我们希望中央能像重视对周边地区工作那样重视对中东地区的工作。我国从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我国势将需要消耗更多石油。当时，我国进口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所谓做好石油大文章有三层含义：一是确保我国进口石油渠道通畅；二是吸引中东石油美元来我国投资；三是创造条件走出去开采石油。此外，中东地区是我国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也是我劳务承包工程的重要市场。亚非司认为包括沙特、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海湾地区应是我发展经贸关系的重点地区。

1994年，外交部干部体检，我尿检发现大量红血球和蛋白，经进一步诊断，确定我患肾小球肾炎，需住院治疗。一位副主任医生劝我病休。我当时56岁，不甘心就此病休，心想无论如何也应坚持工作到60岁。

1995年，我陪同江泽民主席去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1996年，我陪同江泽民主席出访埃及。

在我结束三年亚非司司长任期时，我入部以来，第一次就我的工作安排向领导提出要求：能否派我去个小使馆工作。干部司满足了我的要求。1996年10月， 我被任命为驻黎巴嫩大使。

黎巴嫩使馆是三类馆，没有地区调研任务。我抵馆后，出于习惯继续关心地区形势，并不断对地区重大问题向国内提交研究报告，受到亚非司的重视和好评。

1998年2月，我得悉台湾“行政院长”连战计划访问黎巴嫩并拟在黎建“台湾商务办事处”。我及时从友人处了解到有关具体情况，向始作俑者——黎外交部长进行了严肃交涉，随后我还约见了多位黎高官，坚持做工作，终于打掉这一访问计划。

黎巴嫩气候好，信息比较灵通，官方和民间都十分好客，很容易交朋友，使馆同仁相处融洽，我对工作环境很是满意。此时我已经年满60岁。没有想到的是，1998年12月，外交部任命我为驻埃及大使。后来才知道，外交部已任命驻埃及大使杨福昌回国任外交学院院长，需派人接替驻埃及大使的空缺。

我驻埃及使馆是地区大馆、调研重点馆，每年接待许多重要代表团，大使工作繁忙。我真实地担心身体吃不消，但作为已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外交人员，“拒绝”二字说不出口。我只能接受这一安排。1998年12月26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抵达开罗就职。

在埃及，我经历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是，1999年4月陪同穆巴拉克总统访华。江泽民主席与穆巴拉克总统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中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埃及是与我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

二是，1999年5月接待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埃及。多年前，李瑞环同志曾路过埃及，对当时使馆的接待很不满意；这次访埃前一站，被访国临时改变日程，取消了总统与李主席的会见，李主席对使馆工作提出了批评。陪同李出访的外交部副部长连夜让人打电话给我，要我馆尽力搞好接待，“挽回影响”。使馆全力以赴。负责使馆调研工作的参赞高育生主动请缨，担任前台指挥，做出重大贡献。在访问即将结束时，从卢克索飞亚历山大的专机上，李瑞环主席把我叫到他的包间，对使馆的接待表示满意和感谢。他说，驻埃及使馆有战斗力，工作井井有条，饭菜可口，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大大超出代表团出发前的估计。我心中石块落地：完成了外交部交给我的任务，甚感欣慰。

三是，建议江泽民主席第二次访问埃及。江泽民主席计划于2000年4月出访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和南非。这是中国主席首次访问以色列。该消息传开后，阿拉伯媒体议论纷纷。2000年1月，穆巴拉克致函江主席，邀请他“在下一次中东—非洲之行时，再次访问埃及”。显然这是针对江主席的上述出访计划特意发出的邀请。外交部并未将此事通报我馆。2月21日，埃及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部长助理约见我，向我递交了穆巴拉克总统对江主席书面邀请的副本，并告诉我正本已由埃及驻华大使递交中国外交部。根据我的工作经验，江主席于1996年已经访问埃及，外交部不可能建议江主席接受穆巴拉克的邀请，再次访埃。我经过反复思考，并与使馆有关同志仔细商量后，决定建议江主席接受邀请，并陈述了数条理由。鉴于上次访埃，江主席没有去亚历山大市，建议江主席抽出一天时间访问亚历山大，会见穆巴拉克。使馆的建议被江主席接受。江主席第二次访埃取得成功，取得了预期效果。

四是，2000年12月3日，埃及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部长助理约见我，宣布：埃及航空公司将于近期开通至台湾的直通航线。8日，台“外交部长”宣称，台埃将于年底互设办事处，名称分别是“驻埃及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和“埃及驻台北贸易文化办事处”。对此，我馆根据外交部的指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交涉，会见了埃总理、副总理、国家情报局局长、总统办公厅主任、外长、经贸部长等高级官员，我外交部也多次召见埃及驻华大使，终于打掉了上述两项计划，既维护了国家的权益，也维护了中埃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

2001年8月，我奉调离任回国，11月1日我办完退休手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聘我为特约研究员。2002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吸纳我为理事，后又出任常务理事。此外，我还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结识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我与他曾在开罗见过一面，未能深谈。2006年，外交部委派我率团前往观察巴勒斯坦议会选举，朱教授被邀请为代表团成员。在这次大选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获胜，法塔赫败北。随后，哈马斯组阁执政。经过这次出差，我与朱教授加深了了解，建立了友谊。经他努力，我被聘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和该中东所主办的杂志《阿拉伯世界研究》编委会成员（直到2016年）。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中央电视台四台常邀请我作为嘉宾就伊拉克危机和中东问题进行评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杂志《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常向我约稿。随后，我常应邀为《阿拉伯世界研究》杂志撰稿，并出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东学会、上外中东所、北大阿语系等单位举办的关于中东地区形势的研讨会。在一位老大使的鼓励下，我于2006年前后开始为《解放日报》、《北京日报》、《半月谈》、环球网、国际网等媒体撰写时事评论。70岁时，我学会电脑打字，这为我写文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我之所以“退而不休”,有如下原因：一是习惯使然。我外交生涯的后半段，一直从事中东地区工作，养成了关注和研究中东问题的习惯。二是有感而发。西方媒体从它们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对中东事务往往进行歪曲报道和评论，而国内有些学者受其影响、拾人牙慧，使得我常有发出声音、以正视听的冲动。三是兴趣驱动。经过思考，形成观点，写成文章，投向媒体，获得采用，有时还会得到友人的点赞，不亦乐乎？我一不抽烟喝酒，二不玩牌下棋，很少游山玩水，不擅吹牛神侃，如果没有一点儿别的兴趣，生活岂不太单调乏味了。

去年我党召开19大，今年政府换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一心，奋勇向前。我年届八旬，欣逢盛世，定当继续发挥余热，为祖国的外交事业鼓而呼。

2018年6月于北京

（本文节选自安惠侯校友《中东热点的冷观察》一书中的《八十感怀》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