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国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大学招生。七七年——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经过中央45天教委马拉松会议，终于决定恢复已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中国因此经历了继文革之后，又一段史无前例的历史。是年，考生570万之强，录取名额仅27万，只占考生4.7%。那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 一次的冬季大考。
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全国统考，由各省出题；也是因为十一年的积压，考生云集，考场供不应求，大多省份都实行了初考和复考。我所在的省份，在高考报名之前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次考核删选，不许参加报名的类别有： 本人属于黑五类的、父母、祖辈政治问题属于现行、生产大队或基层党支部明确指名不允许参加者以及不达高中毕业学历的一律不能报名，而且不另设中专考场。我们县分四个考区，八到十个公社为一考区。每个考区初考生近千，考后进省里复考的只剩下几十，全省七个地区，上百个县，好几千个公社，无以数计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参加复考的考生，势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年考生虽说570万，然而被卷入复习以及参与高考工作的人数全国高达1.3亿。往往是家里一人报考，举家行动，祖孙三代，全体参与。一家人七八口，分头托人帮忙、打听寻找复习资料，那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时代。
当时，一切文字形式，除了毛选、革命样板戏，都被视为珍品；一切书籍，无论是老书、旧书、哪怕是破烂残缺、破四旧的残余，都成了复习的至宝。不忘那年废纸一分钱一斤，旧书四分钱一斤，自广播喇叭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废品商店、废品仓库里的“废书”、“废纸”一夜间被人一麻袋、一麻袋地抢买一空。就是家里无人参加考试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被调动起来，翻箱倒柜地找书，凡是尘封多年的旧书老书则更为值钱，开卷有益。一时间，不仅广播报刊、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就连大街小巷、乘客行人，热议话题只有一个，就是高考，中国人十一年来开口不离政治，这次社会现象的突变，是一场何等深刻的复兴！就连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生活在农村山沟、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都把柴米油盐抛在了脑后。办公室、车间里，上山下田农活间，谁能躲过这一话题？！
考题共为四门，文理分科，两科同考政经、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理科另考理化；外语作为文科加试，录取资格必须首先获得文科考试的通过。复考后，初选通过者先行体检；重点大学学生如北大、清华、北外、社科院等，提前政审。百万考生迎来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一刻，有人如鲤鱼跃越龙门，有人此刻一步登天，有人是山窝窝飞出金凤凰。然而，更多的考生却经历了一次人生挫折，留下了无限的、泪水浸透的遗憾......
昨天，系里的张崇智老师在“北外德国校友微信群”上意外地晒出了一张七七级全体毕业生留念照（摄于82年元月），不禁让人浮想联翩，30多年前的旧事历历在目，恍若眼前。77年那年，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德语启蒙老师庄慧丽的爱人、我们东欧语系的徐老师来我们浙江省招的生。那年，北外在浙江省只有三个名额，而且只有德语，整个省里报考德语专业只有一名考生，考试成绩为5分，是百分制中的5分，结果三个名额均从英语报考生中挑选：杭州市包括杭州地区7个县挑选了一名，宁波市及宁波地区挑选了两名。我因为英语成绩优越（成绩是107分，省里拔萃，卷内97分，附加题英文作文：“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10分满分）而作为杭州唯一的名额被北外录取。因良好的档案记录，系党总书记陈淑卿老师找我谈话，让我负责系团支部工作并兼任德语课代表（在此在记录当时的实况，是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在实话实说，作为历史资料）。
77级的同学中，一部分从小学、初中、高中学的是德语作为外语，考大学考的也是德语；而我们外地学生，学的、考的都是英语。因程度不等，分成快班和慢班，分开授课，所用教材也不一。
77级分四个班，两快两慢。进校后，我们慢班从ABC开始学，而快班的同学已经开始上德语阅读课了。除了主课，其他公共课都在一起上，如汉语、政经、历史、体育等，时而举行的大课或讲座则在大教室举行。大三开始学习第二外语，二外统一是英语，如果通过二外毕业考水平，可以免修英语，选择另一外语，我就选择了法语。读研时二外一律是英语。
到了大四，经过三年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地努力，慢班同学的德语水平很快跟上了快班的同学，基本上已经齐头并进，然而到了考研，考第二外语时，学英语出身的考生就占了优势。
北外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高等学府，她的前身是延安外国语学校，是当年毛主席、周总理亲手缔建的高等外语学府的雏形。北外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强调又红又专，虽然校内有无数的中央高干子女，如宋庆龄的女儿、刘伯承的儿子等，北外强调发扬延安精神，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学校实行供给制，不设特殊小灶，无论高干子弟还是江南学生一律吃窝窝头，喝棒子面儿粥。北外树立健康的校风，不提倡跳交谊舞，学校组织系里的男女同学跳圆舞曲，反对在校本科学生搞对象，出现男女同学谈恋爱，会作分班拆班处理，毕业分配不照顾恋爱关系。
文革后恢复高考那年，北外同北京外交学院一样不属教育部管辖，直接隶属国家外交部，这是陈毅老总建国初期当外交部长时的主意，方针是我国的外交干部由外交学院培养，而北外为国家部委及我驻外使节及联合国机构输送口译人才。中国第一出名的优秀翻译家唐闻生等都毕业于北外。直到1980年后，国家因加重了教育机制，扩大了教育权限成立了国家教委，两所高等涉外学府才归属教委领导。
北外的办学风格是听说领先，本科期间加强口语听说训练，在语音实验室强化变位、变格及语言基本功训练。北外不同于北大、社科院，北外的毕业论文要求用德语完成，我自己的本科及硕士论文均用德语写成。这样也有个好处，一旦到了德国深造，博导可以直接读你的论文，帮你向攻博委员会写推荐信，不需要再补写学分。北外课堂用语实行德语教学，第二年起配备外教，在开始的两个学年中把德语语法过滤一遍，等学到了虚拟式，语法就算基本上通篇学完，余剩的疑难到了第三学年逐渐补缀。除了专业主课，第三学年开始增设德语副课，诸如阅读、听力、语音练习、德国概况，翻译等，翻译侧重文字对译，以中译德居多。为培养同声传译专业人员，北外校内建有联合国同声翻译人才专门培训中心。
北外德语系的前身是东欧语系。这种语系的称谓与设立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吻。在我们 进校时，德语专业只是东欧语系的一个大语种，民主德国当时被称为东德。那时整个东欧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老大哥的率领下，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及军备上的抗衡，那是继二次大战结束后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时期。东欧语系除德语外，还有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等，这些小语种一般最快也要两年招生一次，每次七、八个学生，有的甚至要四年以上才招一次。到了我们本科将近快结束时，德语专业才从东院搬家到西院，从东欧语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德语系。德语系里包括了瑞典语种，或许是语种或地理位置的缘故。
77级不设选修课，不搞学分制，课程均为必修，每个学期都由系里发下新定的课程表。考试实行计分制，5分最好，2分最差，是苏联式的评分标准。5分为优，4分为良，3分算及格，2分被淘汰。计分一律采用红笔，红5分是学生努力学习的目标，是又红又专的象征，当时的口号：为红5分奋斗！当然暗地里也有学习逍遥曲的流行：3分好，3分好，不摸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买根油条不用找，三分三分刚刚好。但这种思想系里一旦发现是要受批判。实际上，北外的学生个个勤励好学，天才蒙蒙亮，整个校园已是书声朗朗四起，早读是北外的优良传统。毕业时，除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外，每人还得到一本计分册，可用来作为继续学习或参加工作时的资格凭证。
到了1981级，中国才首次恢复了从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研究生，那年全国能招收研究生的大学寥寥无几，很多大城市都没有能具备收研究生的学院，在北京除了北外，其他就剩下北大、清华、社科院；像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也只有某些高校的个别文革前的老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但到了第二年，情况就有了迅速改变。德语系面向全国，第一批由应届生中录取研究生9名，6名在校生，三名保送德国深造。6名在校读研生中，5名专业为日耳曼文学，一名为语言学。直到1987年，德语系第一次获得招收博士生的资格，第一个在读博士生是封兴良；本系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为任卫东（1992,09 ——1997,06），祝彦老师为他的博导。
（作者：德语学院1977级校友金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