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恩情山高水长

              ——我的北外记忆

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64年8月8日——让我今生今世难以忘怀。50多年前的这一天，当我还在家中懊悔一个月前高考不如人意的时候，突然，一个同届的高考毕业生来到我家，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学校——四川自贡市第十中学，也叫自贡市凉高山中学。同学说，录取我的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得知此消息，我不禁喜出望外，一个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不错，应该是她，北京外国语学院，我的第一志愿！不错，第一专业西班牙语！我为能够进入我国外语院校的最高学府而倍感自豪！

匆匆吃过午饭以后，我急忙赶赴学校一探究竟。还在午休的班主任程老师知道我来了，赶紧给我开门，将录取通知书递给我，显得也有些激动和高兴。原来，我是母校当年第一个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应届毕业生。

母校自1957年建校，1961年起有高中毕业班（每届2个班）以来，能考上大学的虽说不上是凤毛麟角，但也是屈指可数，尤其是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压缩了招生指标，多数考生均被挡在高校大门之外。我校前三届学长能到北京读书的仅有六二届的1人，读的是北京钢铁学院。而我，成为凉中历史上第二个收到北京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

我差一点“一失足成千古恨”。本来，我不愿意参加高考的。父亲在我初中毕业前一学期撒手人寰，留下我们母子4人，我又是老大，弟弟妹妹很小；母亲在一家街道属石灰石厂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每月至多20-30元。我很想早一点挑起家庭的重担，为母亲分忧。然而，临到高考复习的时候，我又有些“回心转意”，毕竟没有一个同学有放弃高考的打算。班主任老师再三动员我报名高考，尤其俄语老师更是不希望我错过这稍纵即逝的机会。而白白错过一生难得的机会，我自己也心有不甘。我从初中起就喜欢外语，初三年级时就担任了俄语科代表；进入高中，又有曾经当过西南地质局苏联专家翻译的胡老师教我们，让同学们对翻译的职业充满好奇与憧憬。

谁知这一次居然“心想事成”！考上“北京的大学”（就如邻居大妈们说的），让我顿时成了远近的名人，居委会和街坊邻里更是“刮目相看”……

回忆能够幸运被录取，并非自己有多大能耐，完全是因为当时许多客观环境、现实决定的。首先，那时的党和国家的政策取向，强调阶级路线，偏向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而“出身不好的”、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尽管成绩合格，大多被排除在了大学大门之外。显然，我沾了盐业工人家庭（祖父、父亲是“工人阶级”）及老爸是共产党员和母亲是贫农的光。其次，1964年正好是一个关节点，一方面我们国家刚刚走出了“困难时期”，再就是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支持和反对的国家均旗鼓相当，中国随时都有可能进入联合国。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包括外语人才的储备。这一年及1965年，招收外语学生的比例显著增加：北外1964和1965年各招收了800名左右的学生，远远多于往年的数量。另外，第三，西班牙语学生的人数也比上年增加了1倍，共计招收了8个班（专科、本科各4个班；每班12-13人）。

然而，进校以后的费用仍然让人惴惴不安。1964年8月27日，收到录取通知书后19天，我踏上了去往首都北京的路途。我随身携带了一床被子、一床垫絮（褥子），还有少量的破旧衣裤和棉衣裤，及二姑妈赶做了两双布鞋，离开了家乡和母亲与弟弟妹妹。在西安转换直达开车以后，于29日晚到达北京，再乘坐新生接待处安排的校车，来到北外校园，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被分配到西班牙语系（六九届）本科四班，被指定为班长，与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组成了新的团结友爱的集体。

我们班大多数人均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家庭，正是由于有了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免费为我们提供住宿和学费以及医药保健费，又对经济上困难的学子提供伙食费和零花钱的补助，才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拿我来说，我享受了伙食费全额免除（每月15.50元），还发给零花钱每月2.00元钱（后来升成2.50元），有的人甚至更高，例如归国华侨或烈属子女等。有的南方来的困难家庭的同学，甚至连被褥床单也没有带来，学校再向他们提供额外帮助，制作被单，买被套、床单枕头等。对没有棉衣棉裤的同学，还提供布料和棉花，由女同学帮助缝制棉衣棉裤。同学们对学校和党的关怀感激不尽，铭记终生。

除去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之外，学校还对学生们的特殊困难提供帮助。我清楚地记得，入校不久，我的近视加重了，王嘉利老师嘱咐我写个配眼镜的申请，不久后，经过验光配镜，我带上了眼镜，终于克服了视力造成的影响。

在北外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我们的身体也在茁壮成长。我们学会团结友爱、艰苦朴素。我们5分钱可以看一场露天电影，5分钱洗一次淋浴澡。平时，各种“学雷锋小组”为大家做好事。理发、修鞋等不用花钱。我也参加了修鞋小组，学着为同学们做好事，体现了相互帮助、关心、爱护的精神。

入校一个月，我们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大庆，参加了钓鱼台国宾馆前夹道欢迎外国贵宾的活动，就近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也参加了“10·1”天安门广场国庆庆祝活动及晚上的烟火晚会，见到了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前所未有的荣誉与幸福。

开学之日起，我们就进入教学法改革试点，采取“听说法”领先，并不从字母教起，而且是外教老师直接开始，中国老师仅仅坐在课堂最后排的位置。课余及晚自习常常是互相会话和听录音，总之，是以听说为主。我们感觉很新鲜，但同时也觉得收获很大。

然而，入校不到两年时光，正当同学们满怀热情为革命学好外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打乱了我们的学习生活，再也无法投入学习了！师生们被分裂成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在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大好年华从此蹉跎以过，一去不复返……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受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再教育”、下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回北外复读一年又等待分配工作半年……1973年3月，在学校盘桓8年半之后，我们总算离开北外，踏上了工作岗位！

尽管在北外的时日漫长，曾经恨不能早早离去，但一旦离开她，就又思念无尽，常常梦里回到可爱的校园，回到六号宿舍楼……

离校两年多后，第一次到北京出差，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母校，看望敬爱的老师，其中包括董燕生老师等。从此以后，每当有机会，我总会回母校看看，看望师长，参加母校的校庆，或者入校、毕业及周年纪念。因为儿子的家在北京，我更是常常与在京同学联系，到母校看看，拜访老师，甚至陪同妹妹、妹夫到学校参观，给他们介绍我们当年学习生活的情况。2016年3月26日，在成都成立了北外四川校友会，我和一些校友参加了相关的活动，见到了韩震书记和彭龙校长，并作为北外校友，出席了次日举行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感谢母校和老师们的培养，让我所学的外语有了用武之地，作为外交官，在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三个国家常驻达10余年（借调），在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的同时，有机会了解讲西班牙语国家的人民的风景名胜、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也结识了一些外国朋友，增进了中国人民与驻在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双方的经贸交往。

如今，我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回顾走过的道路，心中充满感激：正是有了母校北外的关心爱护和培养，我才能有了一技之长，才能胜任工作，并且能够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与祖国一起成长。作为北外人，我与母校休戚相关，时刻关注母校的一切消息，为母校的成长、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衷心祝愿母校在培养祖国合格外语人才和高级翻译家诸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响当当的外语最高学府和外语人才的大摇篮！

（作者：西班牙语系1964级校友肖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