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外人

1986年至1988年，我在非洲坦桑尼亚从事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其间有幸见到了坦桑尼亚国父、执政党主席尼雷尔。1987年下半年，提前一个多月全厂就开始了迎接的准备工作，搭起了鲜花做成的彩门，在中国专家的努力下，把所有的机器全部开动起来，让尼雷尔看到一幅大干Ujamaa(社会主义)的样子，尼雷尔在视察时特别高兴。尼雷尔在视察期间接见中国专家组组长，我是翻译，当我用纯正的斯语翻译组长的讲话时，教师出身的尼雷尔友善而慈爱地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斯语？这时我的斯语派上了用场，我说，Shikamoo！尼雷尔回应Marahaba!这是斯语中晚辈对长辈的问候语，意思是匍匐在你的面前，吻你的脚！尼的回答，好孩子。我用斯语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的斯语，教我们的老师是坦桑尼亚人。今天见到导师尼雷尔我非常兴奋，我曾认真地拜读过您的非洲统一理论。您是我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和周的朋友，毛和周都已去世了，而您依然健在，我们如同见到中国的领袖一样。中国在曼谷拉工作的专家都像过节一样，穿着正装来见您，希望能与您合影，放大后挂在家中的正堂上，和毛和周的像并排放在一起，成为家族传世的荣耀，他们有的已在坦桑从事援外工作多年，有的为了见您四整年没有回过家。欢迎您到中国去，如果您去了中国专家的家，我们会杀鸡宰羊，场面会比这里还要热闹，因为您知道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用斯瓦希利语最得意的一次，尼雷尔凝神地望着我，不时点头，身边的坦方官员们也十分专注地倾听。尼雷尔转身向身边的办公厅主任说安排照相，三十多名中国专家热泪盈眶，热烈鼓掌，场面十分感人。在这之前怎么请示也不同意的事，都认为不可能的事，竟然办成了。大热的天，我让中国专家们有的穿着中山装，有的穿着西装，热得满身是汗，如果照不成相，真不知说什么好。总经理马赛拉从那时领教了我的才干，他见到我就晃头，这个表情据说是马赛族赞许的表现。从那时起我这个北外毕业的翻译兼支部委员的威信在中外真的提高了很多。

我和专家组组长郝德本同志陪同尼雷尔共进午餐。餐厅外，曼谷拉地区的两万多居民倾巢出动，载歌载舞，鼓声动天。人们重复地唱着，尼雷尔！尼雷尔！真的尼雷尔！我们见到了真的尼雷尔！餐厅内，尼雷尔端坐中央，缓慢地用餐，不时放下餐具向两侧看着，等到所有的人都放下了餐具，他喝了一口咖啡，离开了座位，显得很有风度和教养。尼雷尔出行车队前面等距离有两辆警车，尼雷尔上车后英制陆虎吉普车一声轰鸣，急速驶去，消失在欢呼声中。

我仍然沉浸在我是北外人的自豪与兴奋之中……

在校生派大用场

1974年9月，在大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我参与了农业部接待坦桑尼亚农业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由20多人组成，主要是来自坦桑尼亚的各级农业官员和先进代表，作为学生参加这样的活动，必须政治可靠，外语过关。无论是参观农场和人民公社，还是游览古迹名胜，我们都按照农业部外事局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满足非洲朋友的需要，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坦方代表团团长是坦执政党中央委员卡捷姆保,当时的农业部长沙风在北京饭店和北京烤鸭店两次宴请代表团。时任分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以卡捷姆保为团长的坦桑尼亚农业代表团。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受重大外交国务活动的锻炼和洗礼，与中外领导人的合影照片登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

44年过去了，我的照片再也没有上过人民日报，似乎也不可能再上人民日报了。从1979年离开北外，1988年最后一次参加援外活动，我已远离了外事工作。但10年学习和从事外语工作的经历在人生中却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北外的生活使我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教会了我学习和记忆的方法和适应内外工作的能力。北外所积累的知识基础，让我一生都对国际问题十分专注，总想对国际问题加以研究并提出建议，出访归来总想写一些考察笔记，经常对不同的工作对象讲解和分析国际形势，仿佛我同外交、外事工作有着不解的情缘……

我远离了所学的专业，远离了酷爱的工作。离开北京以后，从事了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和地方党政工作。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勤学苦练，踏实工作，认真负责，追求卓越等在从事语言和外交工作所形成的习惯，始终是我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10年的外语和外事经历毕竟不是人生中很短的时间，何况还是在青春岁月花样年华。值得庆幸的是，这10年给我留下了人生中美好的回忆，丰富了我的文化知识，增长了见识，提高了思维的能力和方法，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资治通鉴》初版时的前言，至今依然让我温故如初，如利刃发硎，砥砺意志，座右铭行：“大凡本固则末茂，源浚则流清。……当可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立报国之节，知其利害，晓其善恶，追览既往，奋扬开来，……登高山，临深溪，至千里，绝江河。”

(作者：亚非学院斯瓦西里语1971级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