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瑞明 ，我校西葡语学院1962级校友。1968年，因文革到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分配到邯郸改行做宣传工作。1973年调回外贸部，在专业总公司从事对外贸易30多年。其间分别在哈瓦那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商务处，波哥大哥中合资公司，巴塞罗那中国贸易中心常驻。退休后热衷于中外书报杂志收藏和研究。

我是1962年从牛栏山中学考入北外的，当时叫北京外国语学院，本来应该五年后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又推迟了三年，1970年底才分配。如果把母校比做母亲，那么说，我在母亲的身边前后呆了八年。我在读书时养成习惯，喜欢把学过的老课本字典笔记等等资料留下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一部分资料当作“封资修”（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被破了“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扔了；另一部分，由于那几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几次搬家，大部分丢失散佚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太珍惜了，舍不得，一直带在身边，幸运地保存下来。

退休后，工作放下了，时间也充裕了，每个月国家还按时发给退休养老金，有点闲钱，不抽烟不喝酒，无别的嗜好。干什么呢？我继续搞起来收藏，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史料是我收藏的一个专项，也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目的是补充我读书时失去的资料，引发对大学生活的回忆，对母校的怀念。收藏的范围拓展追溯到她的前身“延安抗大俄文大队”、“延安外国语学校”，“华北联合大学”、（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北京俄语学院，以及她的后继，如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革，是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的，国家受难，北外也不能幸免，这段历史不能回避，也没必要回避。那几年，书不能念了，传单、小报、杂志留下了很多，作为北外的史料的一部分，我也尽心尽力收集，已备总结研究所用。

在七十八十年代，北京没有旧货市场，但是地摊不少，有人拿出旧的书报杂志叫卖，我就跑大街小巷，往往能买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九十年代以后，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城南旧货市场、亮马河旧货市场兴起，是我淘宝的好去处，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必有所得；我外出办事或者旅游时，所在城市的旧货市场、古玩城，是必去参观的景点；2000年以后，互联网兴起，旧书网站以“孔夫子旧书网”为代表，汇集了几百家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和个人书摊，我学会了网购，淘宝的范围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和港澳台，甚至延伸到海外有华人华侨的地方。

我的这一爱好，受到多方的鼓励与支持，我的老领导熊健系主任，柳小培系主任把自己珍藏的史料慷慨无偿地赠送给我，老教师岑楚兰、董燕生、张广森、不仅赠送自己的作品，还签上大名。我的外语启蒙老师张桂英，她一共保留下两本自己教学用的西班牙语课本，一本送给西班牙语系办公室，另一本就送给了我。我的同学们，不管是同年级的还是高年级的低年级的，他们知道情况后，纷纷给予帮助，把手中舍不得扔的书籍课本赠送，有时我去取，有时他们寄过来，有时资料很多，他们就干脆开车送上门来，着实令人感动。他们说，放在你那里保险，什么时候我们想念了，就可以过去看看！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原来就认识的和后来才认识的朋友也伸出援手，把家藏书报送来，得知哪里有什么有价值的资料，一准告我。他们说这些东西，不管值钱不值钱，与其处理到废品收购站，还不如送到你的手里，说不定还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诚哉斯言！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的书房关于北外的藏品，书报杂志图片一天一天地增加。这些老资料，因为年代较远，缺少保护，有不同程度的缺损，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们保存好。因此，我学习了简单的装裱知识，进行修补。水平是业余的，工作是认真的。为避免受潮，要进行再包装，加上了塑封；为避免虫蛀，书箱里放樟脑品，每年更换。最后，按年代或内容分类登记入档。我乐此不疲，不厌其烦，不觉得是个负担，而觉得是在以这种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心意，感谢母校八年的培养教育之恩！

有人说，收藏的意义在于藏品得到增值。为了收藏，究竟花了多少钱，现在价值几何，真的无法算计。我的藏品，有的花几块钱，增值了几十倍，有的一片纸，花了上百元，对局外人来说却是一文不值。我认为，凡是关于母校的资料，即使卖方要价离谱，为了不错失机会，也会下决心拿下，不管将来增值与否，不为别的，就是因为那是母校散佚出来的历史资料，我应该保留，责无旁贷。

在整理藏品时，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母校的的历史知识。

首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北外一直给予关心和鼓励，他曾经两次为北外题词，前一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题给“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想必大家都知道，后一次大概就鲜为人知了。那是1959年，我校西班牙语系编辑好了新中国第一部《西汉辞典》，老师们给周总理写信，希望总理题写书名。总理那么忙，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谁心中也没有底。没想到，过些天秘书真的送来了总理题写了“西汉辞典”，四个大字。

我们的老校长张锡俦，不但是个教育家，而且是个翻译家—一个著名的俄罗斯语言翻译家。苏联名著《青年近卫军》，由他翻译成中译本，另一本《日日夜夜》是陈昌浩和他合作翻译的。陈昌浩可是个大人物，曾任红四方面军政委，和张国焘平起平坐的。我们的老校长也不简单啊，1924年参加革命，他在重庆读大学时，就是学联主席！描写苏联英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我们这一辈人在中学时读过不知多少遍，发过多少誓，要向这位姐弟英雄学习。殊不知把英雄介绍到中国的也是我们的张锡俦校长，解放初出版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译者也是他。那时，他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兼任北外副校长。我手中另有一本《文学翻译问题》，是老院长兼党委书记刘柯的译作。还有一本《我所见的波兰》，是李棣华副院长在1954年利用工作之余翻译的。这些北外老领导不仅仅是党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而且是学者、翻译家，他们有高深的外语造诣，有翻译成果，只不过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翻译出更多的作品罢了。

还要特别提出的是，我们的老院长刘仲容先生，大家知道的是他当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参议，民革中央的常委，对新中国的建立劳苦功高。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书法家，原来挂在学校西院大门口的校牌《北京外国语学院》，挥洒自如，名家风范，那是他的手迹！这个题字同时用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学生证、老记分册、老校徽。怀着喜爱和钦佩之心，这些珍品，我一一保存至今。想当年，我们北外的学生，佩戴刘仲容院长题字制作的校徽，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荣誉感！

北外的老教授教师们，外语执教水平之高是全国公认的，我收藏的他们的回忆录、文集、诗词歌赋，说明他们个个拥有深厚的中文功底。

我手中还有几本老版的校友名录。名录就是简单的名字，他们所在的院系班级，所学专业，毕业的时间。他们没有太大的名声，（当然也许他们的成就没有记录在册），但是正是这些一串串一组组的名字，筑成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天在中国教育界的巍巍丰碑。

至今，我的有关母校的藏品，已经超过千余种，藏书处取名雅号“留书房”。不时有人给我提出疑问，你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搞了这么多收藏品，值得不值得？目的何在？现在有什么打算？今后又如何安排它们呢？我知道我们北外有一个档案室，保存着学校的大量史料，我的收藏属于个人爱好，民间收藏。但是，说不定那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藏品恰巧证明了一段北外历史，受到重视，对学校的档案是个补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哪怕仅仅是一件，就值得了！现在，我正在做的是，把整理的史料，发到微信朋友圈互联网上，与人共享，和别人交流藏品，互动心得。也许，在将来，有机会搞一个个人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史料展”，让参观者亲手触摸到北外的史料，规模倒不在乎大小。

我憧憬在未来的展览会上，老前辈们参观，回首往事，畅然心旷，年轻人参观，受到感动和启迪，他们作为今天的北外人，信心倍增，下决心把北外的传统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如是，我心足矣！

正是：收藏我北外，痴心几十载。非是我痴心，既往又开来！

(本文荣获“情归北外”校友征文大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