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叶进，我校德语学院1984级校友。科隆大学哲学系日耳曼语言文学硕士。曾执教于波恩大学东亚系中文翻译学院。自2008年至今在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汉学研究所任教。曾合著出版了对外汉语教材，及元散曲选集译著。
我们是1984年进入北外的，当时还叫北京外国语学院。2018年正好是我们毕业三十周年。夏天回国探亲、度假时，部分在京的同学相约回母校小聚以兹纪念。二十周年时，部分同学也组织了聚会。可惜我无法参加。不少老同学都是十年一见了。时间就是这么匆匆流逝。
学校和我们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昔日每天都进进出出的、西院大门右手边的德语楼虽然还在，但已然不见了学子们的身影，代之以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楼前的过往空场也被神秘地围起来，答案只能待下次返校时揭晓了。德语学院已搬进了新的教学楼。
尽管如此，移步校园，随处依然能捕捉到我们当时求学、求知、生活的足迹：入校后大家曾在东院校区主楼前的花园合影。如今这里已被铭刻着“兼容并蓄，博学笃行”校训的石碑取代；楼后的晨读园更加郁郁葱葱，晨读的少女一袭白裙，还是那么神情专注，不知可否还记得我们这批年轻人？男、女生宿舍楼，大操场，网球场，露天电影场，大礼堂，电教中心，图书馆，食堂，公共澡堂，开水房，小卖部等，虽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观，但大体格局还是记忆中的样子，还是在那块大小方圆上。三十年前的一幕幕又活生生浮现在眼前，从入校的第一天到跟它依稀辞别。
来了就是主人——在北外求学
“来了就是主人”，北外校长那时用这句话欢迎我们新生的到来。对于从小几乎未曾离开父母身边的我们来说，从此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我虽然是北京人，而且父母家其实与北外相邻，但精神上我已远远地离开了父母的窠臼，成为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儿……自由了，独立了！
报到的那天，我被分到了五号女生宿舍楼二层、五人合住的寝室中。房间二十来平米，三个把角各摆着一张上下铺双人床，靠窗的两个床铺中间有一张带着敞开的抽斗的长书桌。进门的左手边是大家放洗漱用具等的地方。所需的铺盖、被褥等都是各自带来的。而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学校会提供这些用品。
简单安顿下来后，就拿着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去一个临时作为办事场地的大饭厅注册并领取饭票！每一个大学生在读四年期间包括生活、求学的所有费用完全由国家承担。虽然不算优厚，远比不上如今的条件，但不能忘记，它保障了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专心完成学业，无论是哪个年代，大学生都是时代和社会的宠儿。人们常爱算一笔账，说多少个农民多久的辛勤劳动才能养一个大学生。教学设施也远没有今天那么现代化。大一的时候学校发福利，每人领到一部便携式单卡磁带录放机。大家好开心！每个同学都把它放在枕边，时不常还拎到校园坐在草地上听外语，听音乐……
除了课本，记得老师发的补充材料及试卷等都是油印的。中国那时刚刚开放不久，原版及原声的教材毕竟不多。英语好些，而德语则是个不大不小的语种。但尽管如此，从大一开始学校就为我们请了外教。我们的第一位外教是民主德国来的瓦格纳女士。后来我们也有机会接触和认识了一些在京的德国留学生。高年级后，外教每周在当时新建成的电教楼安排大家看一次德国电影。那年电影《英俊少年》(Heintje–Einmal wird die Sonne wieder scheinen)流行的时候，全国都在听电影里的歌曲，歌词的中译本就是我系袁僧祐老师提供的。而我们则能够直接欣赏德文歌词，学着唱原文。多自豪！学德语还是有用的！德文一下子变得动听了，当初极为不适应的生硬的、令人感觉舌头都会打结的词如ich, tschüss, möchtest, sprichst及难发的小舌音都忘到脑后了。如果那时大众、奔驰、德甲、德啤流行的话，我们该会更自豪吧？我们也追过星，如茜茜公主的扮演者罗密·施耐德（Romy Schneider），电影《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角纳斯塔西娅·金斯基 （Nastassja Kinski）以及德国流行音乐巨匠乌多·约尔根斯(Udo Jürgens)。
我和德语的结缘，有巧合也有其理所当然。父母觉得我应该去学德语，因为家里有亲属在德国，毕业后也许可以申请去德国。我也就听从了。从此便走上这条不归路，从没后悔。德语、德国决定了我后来的发展。大四的时候，社会上出国潮流刚刚开始，但还是以公派为主，而德语范围公派出国那几年几乎没有什么名额。自费出国虽有可能，但门槛还很难迈。父母试探跟六十年代定居德国的伯父联系，请他为我做担保。伯父为人宽厚，很快答应了。接下来按程序边打听边做，也没多大把握。没想到，大四下半年居然一切必要的手续都办下来，如愿收到科隆大学的录取通知！这真是一个喜讯。这也许使我无意中成了德语系第一位自费出国留学的人。
突然一下子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一切，德语虽然学了几年，对德国文化、历史、政治有些了解，想到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依然感觉遥远陌生，又充满好奇。兴奋和对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校园、故乡恋恋不舍之情相交织。这一下可真的要远远离开父母、亲人了……
回味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能带走的是几年扎实的、集中的语言基础教育，校园浓郁的、用功的学习氛围。把朝夕相处的集体生活留在记忆里，还有校园里的一草一木，载着我们足迹的一条条小路，那代表着开始萌芽的对自由的向往的“摇摇咖啡馆”。北外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关注的不再只是自己的饭碗(über den Tellerrand hinaus),超越了井底视野，超越了国界，无论是音乐、文学、艺术，还是哲学、美学、心理学都尽可能去接触外来的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北外一直都处在中国国际化的领头兵和执行者的位置。
从魏公村到莱茵河畔
1988年四月我告别亲人，带着一只大大的行李，乘坐巴基斯坦航班经卡拉奇转机前往德国。目的地是莱茵河畔的科隆。国内的学习使我一个学期就通过了进入大学专业学习的德语测试。如果不是因为办各类自费出国留学手续而错过了大学开学日期，直接通过语言测试进入专业学习也并非不可能。不过在语言班学习的几个月的时光也不算虚度。一是，知识永远都不会白学；二是，在语言班里接触到了跟自己一样的国际学生；三是，这段时间可以用来了解和熟悉德国大学的学制安排、课程设置等各方面的情况。
中德大学学习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从体制上来看，是一切包办相对于一切自主，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延续下来的固定班级的概念在德国大学消失了，这里也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校园，相对灵活的学制取代了固定的四年本科；从治学理念来看，没有了规定课本的研习及考核，代之以注重方法论及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学和学生自主选课题的学分制，教师承担的角色以及师生关系也十分不同。
生活上一切就更要靠自己。德国大学虽然没有学费，但学生的衣食住行再也没有国家来承包了。换句话说，我们一夜之间要完成从脯乳期婴儿到成人的跨越。当初的茫然及别无选择可想而知。这时最需要的是积极主动，坚持和超强的适应能力。经过五年在大学和社会中的历练，我终于拿到德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按规定选的两门辅修是教育学和汉学。起初也考虑过改读经济类或新闻学，但当时要改专业就意味着得先去读至少两年预科，然后相当于参加德国的高中毕业考。
由于自己要解决衣食住行，国内带来的习惯性的感觉是，打工会分散精力，不能全力以赴地读书了。但要换个角度看，其实并不是事倍功半，因为从中我们已经开始积累从业的经验，学会自食其力，干什么倒是次要的。选择的工作也从刚开始纯属以挣钱为目的，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到后来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将来的就业方向。这样，我开始慢慢接触到一些与中国相关的部门和机构。比如，直到九十年代中，中国私人旅游都还未成气候，但有很多政府及官方团体来德国。通过熟人了解到，当时的首都波恩市政府下属有个经济及旅游部负责安排与接待很多这类代表团，需要懂中文的人协助，我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这个工作兼有导游和公关的角色。开始之前要接受培训，包括了解游览地区的历史、文化、建筑、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也要学习即兴解说及交际方面的技巧。培训及资料都是德语的，学习后将这些信息转换成中文。这份工作虽然有点挑战，报酬也没有在某单位打一个假期工多，但学到东西却更有价值。另外，通过接待这些团体，有机会接触到国内许多政府部门的人士。一次陪同中国环保部一个代表团，通过这次接触，给他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如果不是因为后来赴其他国家工作生活，就可以跟他们保持联系，兴许就此走出一条不同的职业道路。其实，确定职业时，往往不一定是坐在家里通过看招聘广告、递简历成就的。扩大交际，多接触各种关系，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场合也要认真对待，它们也是你表现才干、积累经验的重要舞台。
家庭与事业
跟环保工作擦肩而过，的确有点可惜，不过机会不会只光顾一次。后来我又接触到德国外交部语言服务中心，歌德学院，德国发展援助基金会，科隆的一个德中文化中心等等，总之重心在向中德文化交流、语言教学倾斜。受众变成德国人，以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再加上流利的德语及德国人文、思维方式的熟稔，感觉学有所用，很对口。
1995年我科隆大学毕业。一年多后，因家庭原因我离开德国，暂时中断了在德国的一切工作关系，来到越南。越南的风土人情和语言文化深深吸引着我。因同是亚洲国家，又受儒家文化的浸染，接触起来与德国非常不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较易融合的感觉。1999年，我们全家又回到德国。
再次冲刺职场时，一切等于要重新开始。而这新的开始是我最没想到的。当时波恩大学的东南亚学系刚成立不久，经介绍系里同意我担任越南语兼课教师。后来我从东南亚系又顺理成章地转入汉学系，继续从事汉语教学，2008年又转入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担任汉语讲师至今。
就这样我的人生轨迹从中国到德国，经越南，又回到德国。从北外一名学生出来，最后成为德国教育体系内一员。我之所以能在大学立足，自我感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语言及表达能力，得益于多年来从业方面的经验积累。虽然读学位时也辅修过教育学，但它带给我的应该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引导和熏陶。求职时，没有人会让你阐述洪堡或皮亚杰的教育理论或教育心理学。另外一个喜欢大学工作环境的原因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不断提高自己的自由的学术的空间，虽然在德国大学得到长期合同并非易事。
我们同一届像我这样基本从事语言工作的是少数，大部分同学参加工作后都转入其它的领域包括政府部门，德企，旅游，个人创业等。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这一代正是其最早的受益者。由于我后来选择在德国定居，未能切身参与祖国翻天覆地的建设，但是祖国强大的发展为我们在海外立足无形中提供了很多机会。如今中国虽然已成为经济大国，但国际上对它的了解依然很片面，肤浅。中西方文化交流与沟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需要我们培养出大量的通晓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德国人。这应该是从事我们这一行的人的使命。
（本文荣获“情归北外”校友征文大赛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