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苏碧颜，籍贯广东顺德。1935年出生。越南归侨 。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1952至1953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现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任见习团员。后复入高中。1956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分配在德、西、法系西班牙语专业学习。1963年毕业。同年外文局《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即到该文组工作。1973年调至 《人民画报社》西班牙文编译室，1990年上半年度度退休。

苏碧颜， 1952至1953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现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任见习团员。后复入高中。1956年考入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分配在德、西、法系西班牙语专业学习。1963年毕业。同年外文局《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即到该文组工作。1973年调至 《人民画报社》西班牙文编译室，1990年上半年度度退休。

1956年我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名：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初秋，我去外语学院报到。在人们的帮助下，我把小提琴、手提箱，加上一个被褥卷从寄宿的女中带上往西去的32路汽车上。到魏公村站下车，没见到前来接新生入校的人员，无奈又没法联系。那时，公共汽车行驶的柏油路两旁是旱沟和骑自行车的黄土路。我照着别人的指点，横过马路往西走。我就把提琴和箱子先拿着走一段路搁好，然后回头拽拉那个装被褥的帆布行李卷。一程复一程，进入荒芜野地，人烟稀少。我绕过俄语学院一侧的围墙，终于外语学院出现在眼前。原来，俄院和外院的正门隔街相望。以后苏联专家撤走，两院合并。

进入外院后，首先要填写专业志愿表。少年时，我阅读过一些法、德、英语著作的中译本。感到它们深厚的文化底蕴。我没选英语，因为会的人很普遍；德奥有许多我崇拜的伟大的音乐家、文学家。但听德语发音硬绑绑的，不由自主地想起电影上纳粹军队齐步走的皮靴声。这是当时幼稚的联想，于是填报法语。作为团员，服从分配，最终，我被指定在德、西、法文系的西班牙语专业。当年，我对遥远的西班牙很陌生，对西班牙语更是毫不知晓。

入学不久，我被指派每周下午课外文艺活动时教拉小提琴两小时。依稀记得有一位老师，四、五位同学在小教室里（外语授课教室一班约有十余人），他们每人各站一角拉琴。我带上自己的小提琴作示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教师。看来，他们颇有兴趣。不过，他们程度不一，我逐个陪练、指点。但几把琴在一起各拉各的，变成不和谐又不合拍的噪音。 另一方面，我没看过西译汉的书籍。闻说西语是个小语种，翻译工作像似一盒万金油，没有专长，传声筒而已，我思想有些波动，学习不很专注，被批评为“不红不专”。我感到是该为祖国需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于是辞去课外小提琴辅导员的任务。

我从云南带到北京的小提琴实际上是童年时父亲补给我的奖品。抗日战争初期，我随父母移居越南河内。太平洋战事爆发后，父亲在越南的产业被日本侵略军掠夺殆尽。于是他告别妻儿，冒着战火只身返回昆明重新创业。那些年，母亲为维持生计而且不让子女辍学，和一些逃难流落的乡友互相扶持，共度难关。避战乱而迁址的协和中学对家境窘迫的子弟也加以勉励和帮助。我就读其附小。小学四年级时我获得了学业第一名。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小心翼翼带着这张奖状和姐妹弟弟随着母亲千辛万苦地回到春城昆明，与分别多年的父亲团聚。我递上那张奖状给爸爸看。他仔细过目，非常高兴，随即答应补赠我一件奖品。父亲的一位姓谭的好友是毕业于杭州艺专的高才生，主动要教我拉小提琴。不久，这位谭先生把代购的儿童用的小提琴摆到我面前并开始教授第一课：在A弦上拉长弓。弦乐的音色美极了，像在歌唱，令我着迷。始初，谭先生带上他的琴到我家作示范。年余后，又帮我和另一年幼的琴童家长兑换一把稍大的琴。最后，又为我从一位长者手中购买了一把成人琴。随着练习曲程度的加深，我也长大了，可以每周日携琴到老师家上课了。从此，这把小提琴与我形影相随，历经沧桑。

1952年春天，我来到北京，加紧练琴，准备秋季到天津投考音乐学院。那一年，妈妈拆剪她那件半新的黑底带白暗格厚实布料做成的旗袍，用尚未变卖的缝纫机轧制成一个服帖的小提琴盒外罩。5月2日清晨，母亲拎着一个皮箱，我拿着一把提琴，往火车站走去。我带上行李跨上停在窄轨铁道上的车厢，隔着车窗向母亲告别。我看到满含泪水的双眼，她在目送一个未独自出过远门才１７岁的女儿到遥远的北方……

13日上午，我终于到达渴望已久的首都了。一名跟谭先生学小提琴的男生奉命到前门车站来接我。放眼望去那沐浴在灿烂阳光下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疲惫顿消。我们执意提着行李走过宽阔的广场，再寻公交车奔往老师家。

谭先生和师母有一双比我年幼的儿女，一家四口待我如亲人，我就在这里借宿搭伙，练琴备考。不料该院报考资格由初中改为高中毕业，而我读完高二上就赶来北京了，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谭先生向他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后该乐团隶属中央实验歌剧院，即今中央歌剧院)说明情况，申请吸纳我。一天，乐团团长黎国荃，指挥李德伦，章彦，首席周恩清先生等在乐位团排练厅临时摆放的长桌后面，一字排开地坐下，为我单独进行面试。我忐忑不安地拉了一首H.E. 开塞的练习曲。后来我被录取为见习团员，是一个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了，享有约90工分供给制待遇。乐团还特派首席周先生指导我继续提高琴艺。我感到庆幸又感到新鲜，搬入与排练厅同院落的宿舍。

乐团人人各尽其能，力求尽善尽美。李德伦先生为普及交响乐，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带领管弦乐队奔走各地。他为大家讲解各种乐器的特点，随后请队员演奏一番。他深入浅出，风趣的话语迎来笑声阵阵。我最记得李先生说：小提琴外文名是violin.。有译音“梵婀鈴”，不如叫它“歪脖鈴”。你瞧，果真，演奏员必须脖子偏向左肩才能依靠腮托和因人而异相适应的垫肩夹持琴身，让左右手灵活自如地活动。千千万万初涉音乐的人，音乐爱好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永远怀念这位可敬可亲的李大爷。

1952年，我第一次领略到北方的寒冬，清晨，摆在窗边墨水瓶里的墨水居然会结上一层薄冰。同室与邻舍三番五次地教我燃煤球炉。她们外出时，我不会封火过夜。我耐得住严寒，但因幼小时，好奇学小伙伴掰指头玩扭伤，右中指渐感疼僵。1953年秋季，我以同等学历报考音乐专业和普通高中（无插班）都被录取了。我知道手伤会妨碍深造，心中很彷徨，与指挥和师长商讨。我思量再三后重返高中，三年后作为应届毕业生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从此，我就在海淀区学习、工作、生活，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我在海淀的住所不时有西班牙音乐界和文化界的人士来访。他们对颐和园十分赞赏，有时间还去走访在北大、北外的老友。人到暮年，不太拉小提琴了。因为正如李德伦先生幽默的比喻“歪脖鈴”，老者不宜。不过，我还是舍不得把它束之高阁，因为是它陪着我从昆明来到北京，陪伴我度过了数十载人生。

2001年5月西班牙大使晚宴上，歌剧大师、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在苏碧颜的文章《充满魅力的萨苏埃拉》上签名

补笔：人民画报社秘鲁籍改稿专家碧尔玛（Vilma Aguilar）女士、于1979年5至6月应中国音协与中央音乐学院的邀请，举行了《秘鲁民间音乐讲座》。单位派我和陈致远学长分别担任上、下两部分的翻译。可惜当年我没有录音机，又没能转录讲座的现场录音和翻录些许音响资料，竟未能给自己留一点纪念。对已故的碧尔玛专家的音容笑貌只有依稀的追忆和心底深切的怀念。

注：本文收集于海淀区图书馆倾力打造、海淀区文化委员会推出、2010年6月开明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海淀》一书的《人生回眸》篇中，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