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9年10月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干部子弟班读高一。我一向重文轻理，记得化学老师曾在课堂上痛心疾首地说，“裘企阳，大学理工科没你！”我听了不但不难过，反而暗自窃喜。太好了！我本来就想搞写作嘛！
当时，该校其它班级学的都是英语，只有干部子弟班例外，学俄语。教我们的老师是定居中国会讲汉语的白俄。没有课本，全靠口授。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安排虽属无奈，其实却好处多多。不仅是发音准确和说出来的话符合规定情景。尤其是，彻底抛弃了学语法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因为，学语言就像学开车学游泳一样，是学技能而不是学知识。只有专门研究某种语言的结构方式的人，才需要懂得甚至精通该语言的语法。另外，我此前学的外语是英语，现在改学俄语，又别扭又好奇，所以特别喜欢俄语课。
临毕业前，一位曾是地委书记级记者的校领导专门找我谈话，讲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正好同我的想搞写作的理想不谋而合。所以，在高考报志愿时，我首选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其次是我饶有兴趣的“俄语”。接到通知书时我看到，录取我的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怎么回事？虽然这同样对我的胃口，但我还是不大明白，难道我文科考分不够？后来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1955年才设立的，1952年还没有呢！其次大概是因为，当时特别需要培养俄语人才，而主动报该志愿的则寥寥无几。
本来，开学时间应该是每年的9月初，但是由于位于内城墙西南顶角——鲍家街西端的校舍尚未建成，新生一直要等到1952年12月才可以去报到，而且一开始时同学们的宿舍还借用了位于鲍家街中段北侧前北京女师大的校舍。
入校后，我被编入了该校第46班。我们的老师全都是苏联妇女。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全都是来华援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顾问的夫人。
由于我高中学的是俄语，所以听课时感到很轻松。不过，虽然我的成绩从未低于5，却总也拿不到5＋。问题在于我改不了的臭毛病——粗心大意，在笔试时总会出现拼写错误标点符号用错之类。正因此，老师给我特别定了规矩：答完了卷子不许交，一直要等到下课铃响，用这段时间认真检查和修改所发现的错误（包括笔误）。这个对我量身定做的规矩不仅使我后来拿5＋几乎成为常态。尤其是，培育了我后来从事各类职业（特别是涉及收付金额的金融业融资租赁行业）时的十分严谨的习惯（例如，数据计算测算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八位数等等），使我终生受益。
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的笔试是命题作文，有两道选择题，给考生两节课的时间，课间可以在走廊里休息十分钟。那一次我走出教室休息时，我的同班好友丁北海问我写了多少了。我说，“还没选好题目呢，一字未写。”他一听就急了，叫我别休息也别犹豫了，赶紧回考场定题目动笔。结果是，没到响铃时我就写完了，而且成绩不错。
当时，期末考试时口试项目的规则是，全班同学先在考场外走廊里自己报号排序。考场里讲台下面坐着六位或八位考官，当然其中的多数不是本班的老师。面对考官，有三个座位，前面坐的一个考生直接口头回答考官的提问，后面并排坐的两个考生则按黑板上的试题做现场准备。对此，同学们几乎都想排序靠后，以便多留一些最后的复习时间。而我则不然，我是个急性子，又贪玩，所以我总能轻松地拿到第一号。在考场里，面对这么多考官，我的虚荣心会急速膨胀，兴奋不已。想不到的是，越是这样，我的对答反而越好，总能拿到好的成绩。当时我自己也不明白原因何在。后来，在我从事了若干极不相同的行业，以至成为了高工、高级顾问、独立董事和全国人大《融资租赁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之类时才明白，其实，这正是我平时在课堂上聚精会神不断思索的必然结果。真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呀！
当时的教学方法之一是在课堂里放一台留声机。同学们可以用它听由苏联歌手或合唱队员用俄文演唱的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歌曲。我发现，听歌曲是语言教学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其一，听歌曲让人轻松愉快，绝不会枯燥乏味，因此大家爱听，不会像上课时那样可能走神甚至打盹；其二，发音可以准确；其三，如果你学会了唱某一首歌，那么，其中的平时单独学不容易记住的词语，就因为是嵌在整个句子里面的而很容易地就记住了。例如，“手风琴”这个词俄语怎么说你可能一时想不起来，而如果你会唱《Одинокая гармонь》（《孤独的手风琴》），那么，你就可以吟唱“Снова замерло все до рассвета,Дверь не скрипнет, не вспыхнет огонь. Только слышно, на улице где-то Одинокая бродит гармонь.”（“黎明来临前大地入梦乡，没有声响也没有灯光，唯有从街上还可以听到孤独的手风琴来回游荡。”），从而就记起俄语管“手风琴”叫“гармонь”了。正因此，我在俄专时先后从外文书店买了苏联列宁格勒国家音乐出版社于1953、1954和1955年出版和按类别分的三册《俄罗斯歌曲》，共有歌曲607首。其中，我会唱的约150首。
我在师大附中时曾是男女附中剧团的成员，同一帮爱玩和会玩的同学玩了三年。也正因此，我入俄专不久就被推举任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赢得了我此生最高级别（副部级）的职位。当时俄专有个特别规定：鉴于来华的苏联专家和夫人都爱跳舞，俄语专业人员也必须会跳舞。因此，每周六晚上所有学生都不得离校，而是去食堂搬开桌椅学跳舞。而且每次都是由校长师哲（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同一位女老师先跳一场作示范。另外，为了多一些练习的时间，每周有两天各班级都得在下午课后在教室楼下的空地上练舞。管理监督此事的任务，就落在了当时还不会跳交谊舞的我这文体副部长的肩上。
2003年，在我年满69岁，已经退休、在虽然担任某行业协会高级顾问、但无需天天出去开会或讲课的情况下，有朋友向我推荐了北京的一个名为《快乐的风》的老年合唱团。我听了十分高兴，立刻就去报名应试。他们的规矩是让每一位应试者唱一首他们指定的俄罗斯歌曲，然后由他们决定录取谁。巧的是我去得较晚，排在末尾。因此，在唱完指定的歌曲后我居然被允准再唱两首。想不到的是，唱完后我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而且当场决定我被录取。可惜的是，由于行业的事情实在太忙我竟从来未能同《快乐的风》的老年人一道合唱过一次！
说到俄罗斯歌曲还有一处不得不提，那就是位于世纪坛西侧一个地下室的专门提供俄罗斯餐饮的《基辅餐厅》。那里只在晚间营业，客人在吃喝的同时还可以付款点唱俄文歌曲。演唱和伴奏的都是来自基辅身着军服的基辅军队合唱团的功勋演员。他们同中方是长期合作关系。中方提供场地和餐饮，他们负责演唱。来华的每一批演员各在京服务一年，然后轮换。这家餐厅的价格不菲，每位客人点的酒菜最低必须够100元，点唱一首歌则是50元。它的特点在于，来这里的客人很少是为了来品尝乌克兰菜肴，而几乎都是为了来欣赏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歌曲的。谁爱来呢？当然是五十年代直接用俄语同“老毛子”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来这里就是怀旧以及同老友相聚，其中就包括我同住在北京仍有联系的俄专的同班同学们的聚首。多好的机会呀！
在俄专，我给自己取了一个俄国男儿的名字——舒拉。原因是附中剧团曾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过苏联名剧《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剧中的小舒拉就是我扮演的。多年后，我还用舒拉这个笔名发表过文章。后来，一些对我五十年代的经历不甚了解的朋友曾问我，你好端端的一个中国人，干嘛要个起外国名字？我调侃地说，“我自称‘输啦’，不是说明我很谦虚吗？”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由于当时的校长是师哲，所以俄专师生是在我国媒体还未报导的第一时间得知的，甚至不迟于我的时任国家财政部长的继父吴波。
我的由校长张锡俦签署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公章却是“北京俄语学院”）的55字第143号毕业证书是1955年6月颁发的。其实，我在1955年4月9日已经奉命离校。那天上午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要我务必在当天（周六）下午，到位于东城区某胡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办理到某单位就职的手续。我问是什么单位，他们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说我还没参加毕业考试还没有拿到毕业证呢。他们说不必了，毕业证书保证发给你。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欣喜若狂。哈哈！有证啦！不用担心考试成绩差啦！当天下午我到了人事部，他们给我开了介绍信，要我务必在4月11日到位于积水潭南侧的某单位去报到。我问那是什么单位，他们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报到后才知道这是总参通信兵枢纽部刚建成的（保密）二站的由穿便服的苏联军事顾问及下属军人来华培训使用管理和维护该站的我国通信兵指战员的一个项目。所谓“二站”， 就是运用有线载波通信技术的“中南海——克里姆林宫保密热线”。我的职务是技术翻译。事后得知，命我报到的原因，一是我俄语过关，二是我出身好。
这里必须说明，我从1952年12月考入俄专到1955年4月9日离校，一共只读了28个月。所以，我的学历连大专都不够，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与学历无关。
此前我偏爱文史，理化差劲。偏偏这里每天要讲的是军用电子、载波通信、脉冲技术等等专业术语。自己一下子从课堂上的外语高才生变成了工作中总要出洋相（例如，多次闹出把“纱包线”译成“沙子包的线”之类的笑话）的生外行。当时真不舒服呀！也曾暗中抱怨，若是象宠爱我的老师曾经许诺的那样留校做语言学研究生或是被分配到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去翻译马恩著作或红楼梦之类该多好！但是，说到底还得面对现实。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服从分配是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于是，为了面子只好拼命。夸大地说，这或许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要用功，第一次经历从无到有的磨练。在每天晚上到后勤学院上三小时的夜校学张家口通信学院的课程的同时，还要听苏联专家的个别辅导，自己再找苏联军事通信学院的教科书啃。毕竟是有压力，压力能变动力。事实证明我也并非天生只是学文科的料。工作中所需的理工科方面的专业知识，尽管不能（也无需）同专业人员比，却也终于应付了下来，而且显然给兵部首长王诤留下了“业务上还行”的印象。这一段的努力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干了三年，军衔没升，还是少尉一个，职务也没提，倒反而在五八年部队精简的大浪潮中由于我所参与的二站的建设和人员培训任务已经完成、几十位苏联军人已经回国、我已经没有具体任务，而被派往北大荒军垦农场去当摘掉帽徽肩章的农工了。
北大荒的生活是浪漫的，尤其是因为我和一同从二站去的女友在那里结了婚。北大荒的生活不用说又是艰苦的。好在我们小夫妻都还皮实，吃得了苦。但是，远离城市甚至可以说远离文明，我们俩的专业知识都派不上用场。而作为农业工人我们又哪能同那些大老粗比！所以常常又是很苦恼的。我当时的确梦见过在北京的大街上散步。不过，我可没有在农场混日子。既然我是奶牛队的班长，我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挤奶、准备饲料、清扫畜栏以及放牧之类的日常工作。我要钻进去，我想我这辈子就跟奶牛干上了。所以我汇款给北京外文书店请他们把所有涉及畜牧的俄文书籍都邮寄给我。结果是，有一次来了一个苏联的畜牧代表团。他们参观牛队时我自然是陪同，而且我还可以直接用俄语回答他们的提问。临别时代表团的团长在感谢我的介绍和夸奖我们的工作之余，竟问我毕业于苏联的哪一所畜牧学院。我想，之所以会有此提问，很可能是由于我的介绍的专业程度。例如，在全过程中从我嘴里竟没有说过一个“牛”字。我的用语是“大有角偶蹄类”！
想不到的是，不到两年我就被王诤部长点名调回北京，爱妻也一起回来了。事后才知道，国家有一个苏联援助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制造项目，七六一厂承担其中制导车内装备的制造任务，来了一批苏联专家，需要比较熟悉军用电子的技术翻译。首长想起了我，才有了这个机会。
1960年夏，苏联专家撤退。一夜之间，我这个专职俄语译员失了业。在彷徨中，我继父劝我自修英语。他有一位挚友是外语学院院长。当时所在单位准许我出去公费代培，但需自己联系找代培单位，只要我继父说句话我就可以去进修两年，但他偏不开口。“组织上不调你去脱产学习，你为什么不能自修？你那么聪明，小时候又学过，你一定能学好！”高帽子一戴，我就飘飘然了。于是真的下了功夫，又是好胜心驱使，我一方面钻技术情报（现在称“信息”）专业知识，同时拼命自修英语。每天晚上总要干到一两点钟，星期天总是带点干粮到北京图书馆去泡上一整天。这是第二次从无到有，这时我26岁。渐渐地，业务上有了点名堂，也出版了几个专题的资料卡片集，到1962年已经可以应付工作，以至1963年被连升两级，甚至在文革初期的大字报上被称为“反动技术权威”。然而，不久就是1964年春起为时两年半的下乡当四清工作队员，1966年支援在陕西铜川山沟里的三线建设后的文化大革命，1970年因为我会俄语，我家有苏联朋友寄来的照片，甚至上面有邀请我去苏联玩的留言，以及我妻子是报务员出身，我家又有收音机，我继父是“走资派”，我生母是“叛徒”…… 因此我涉嫌苏修特务而被下放烧锅炉。到1978年落实政策我重又回到技术情报室时，本专业的荒废已经整整十四年了。然而，在技术情报室我不但没有落伍，反而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的情报资料出手，引人注目。由于厂里不但要制造传播声音信号的广播发射机，而且还要开发播送图象信号的电视发射机，我甚至为了自己学习而把一本20万字的英文的《电视原理》翻译了一遍，使自己多少有了些同设计人员对话的资本。以致每次去西安、北京、上海出差搜集资料的申请报告都很容易被批准，直至被四机部广播电视总局借调，在计划处带领一个十人小组，到全国东部几个大区搞行业装备调查和参与我国广播电视装备的规划的制定。
由于我有英语这个现成而得力的工具，所以才能够在改革开放后，更快地进入新的业务领域。1982年我被杭州广播电视机厂招聘负责涉外业务。而这不是我的专业，此前我也从未接触过。所以，我又开始了第三次的从无到有，这时我48岁。我结合每一个项目的情况，从消化进而草拟各种合同文本及各种函电、单证入手，同学习各种实务（商务谈判、技术谈判、申请开证和委托汇付、报关、商检、验收、索赔以及人员接待等等）结合，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抠了一系列的国际商务公约和惯例。一本详解FOB和CIF合同案例的书都快被我翻烂了。为了明确概念吃透其精神实质，象《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这样的法规，我曾试译全文并同官方的文本对照。就这样，我从向内行请教最基本的知识和概念起步，到后来能独立地提出日本东芝成套彩电八五生产线的引进项目资料和合同文本（包括全部商务及技术附件），成为在总局召开的全国各厂拟引进项目评审会上代表杭电进行成功答辩的人和杭电在本项目中对外谈判中的主要参谋。我到杭电头一年的表现，就给了公司领导一个印象，认为此人拿得起来，在彩电生产线引进项目中不可或缺，以致在杭州严格控制进人、人控办停止办公的背景下，由温湖经理自己凭着他的老面子找了四位市级领导特批，于1983年春实现了全家五口从陕西铜川的荒凉山沟向人间天堂杭州的搬迁。
引进项目顺利完成。1986年初，我因母亲病危而请假回京照顾。中国租赁公司闻讯后急忙要借调我，因为八五彩电生产线用的是中租的钱，他们在合作中认识、了解了我，他们觉得需要我这样的人。
在中租，我被指定专管项目审查并处理国内外合同纠纷。这里立即涉及我知识中的两个空白点：一曰项目评估，二曰融资租赁这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及其法律关系。于是我又从头再来。一本《工业贷款项目评估手册》几乎被我翻烂，国际上关于融资租赁的公约、法规、年鉴、手册、期刊成了我的必读资料，其中许多内容被我译成中文。这是我第四次从无到有，这时我52岁。有了这一段紧急“充电”，才使我能够因“了解”融资租赁和“懂得”项目评估，而在53岁这样的年龄时仍被中外合资的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所正式聘用。
我1987年11月被正式调入康富租赁。这时我已经不是什么生手了。但我没有满足于此。既然有了一个新的、而且是人们所不熟悉的舞台，我就要演好我的角色！这是我第五次，在我60岁前后的又一次“从无到有”和“由浅入深”。可以列为“从无到有”的内容的至少是我对融资租赁债权的测算、计算、核算方法的系统研究、据以提出并为本公司所采纳的融资租赁机构的租赁债权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及我所设计的对客户的财务状况的量化分析方法和表格。之所以说是从无到有，不仅因为这些成果本身是一种创新，因此财政部会计司在制订《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过程中一直把我列为需要征求其意见的专家，尤其是因为我为此而首先自学了我本来毫无基础的财会基本知识。而我开始用电脑写材料和可以用电脑中的自动运算工具（Excel5）来进行财务分析这一点也是从无到有。这是迟至1997年7月的事，那时我已经63岁。至于说“由浅入深”，则主要是指民商法范畴内的法理知识，以及在这些知识指导下对各类经济法规的理解。至于对融资租赁交易法律关系的研究，则使我成了本行业内这方面的专家，成为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时就融资租赁合同专章一再征求意见的对象。上述“研究”和“成果”，使我在公司的实务中，在内部核算统计分析方面、在项目评估审查方面、契约性文件拟制方面、合同纠纷和法律事务处理方面成为公司的主力，以致在1994年就应该办的退休手续一直拖到1999年11月才因为怕公司破产员工利益受损才办理。退休后我被返聘到2003年初。此后我曾任中国金融学会租赁业委员会专职高级顾问、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0年10月期满退任），现任全国人大《融资租赁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并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给融资租赁公司的员工讲课。2011年3月3日还给莱茵达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讲了课。
2001年11月，我的104.3万字的专著《融资租赁——理论探讨与实务操作》出版。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元老闵一民在《序》中称，“本书虚实结合，全面系统，既有实践性，又有理论性，在许多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 对于政府主管部门、经济金融界、融资租赁界、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均有裨益。”
1986年我被借调到某公司管投资项目审查。当时接到一个项目，承办单位由一位退居二线的副省长挂帅，他在中央又有支持者，以致各部委都盖章行文批准，只等我单位点头出钱。单位里，二把手急于要做，一把手进退维谷。既怕风险，又怕搞僵。我在审查中发现这个涉及1,600万美元的项目经不起推敲，经济上极不可行，风险太大。我一次次加大调查深度，一遍遍进行数据测算，用最大努力占有尽可能充分的材料。在预测时，把一切可能的情况，特别是对立面所强调的情况都充分估计到了之后，坚持了否定性结论，并且终于被领导采纳。事后受到了好评。
2004年9月，《融资租赁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列入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由财经委负责主持，由商务部负责牵头。我向商务部发邮件，希望：一、摆脱将融资租赁同其它租赁混为一谈因而合并立法的误导。二，确认融资租赁是金融业务因此应该由银监会统一监管，从而结束银监会同商务部分别监管的局面……我认为，由商务部牵头制订融资租赁法是不妥的，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地应该由银监会来承担。并发去了我写的《对融资租赁立法之我见》供参考。
裘 企 阳
2011.05.29定稿
作者 裘企阳
1952年12月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第46班，专修俄语，1955年4月9日提前毕业；1999年11月21日从中外合资的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退休。退休后被返聘至2003年2月，任中国康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顾问；2003年2月至2009年4月任中国金融学会金融租赁专业委员会专职高级顾问；2003年4月至今任全国人大财经委《融资租赁法》立法起草小组顾问组顾问；2006年4月至2010年10月任浙江（现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个人简介 曾任总参通信兵部二站技术翻译，北大荒850军垦农场云山畜牧场奶牛班长，四清工作队员，761、762军工厂技术情报员和司炉工，广电总局计划科调研员，杭州广播电视机厂外事代表，中国康富国际租赁公司审查稽核本部主任兼研究室主任，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