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难忘的往事

                                                  ——纪念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70周年

作者简介：姚培生，197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欧语系。曾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曾先后任驻吉尔吉斯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克兰大使。

“世界上凡有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就有北外校友的身影。”—我一直记着这句名言。我在北外学的是俄语，而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俄文大队正是母校的前身。因此，作为北外校友，我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在母校的八年多时光，令我终身难忘。是母校为我打了基础，送我走上了外交舞台，成为一名高级外交官。

上海世博会上一件事

自1995年初至2005年底，我先后出任驻吉尔吉斯、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4国大使。在近11年中，我结交了众多境外朋友，多次接待过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为促进我国与驻在国的双边关系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工作过的地方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也给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政要和学者等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去年我被任命为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副总代表，主持外国代表团的馆日活动和迎送参会外宾。当乌克兰代表团事先获悉我将主持他们国家馆日活动的信息后，代表团团长请求将与我会见的时间延长半小时，理由是：我曾在那里当过大使，希望见到老朋友时多说几句。据世博会礼宾组同志讲，这样的要求还没碰到过。为满足乌方的要求，礼宾组为此破例作了调整。也正值世博会期间，乌克兰新当选总统亚努科维奇访问上海并参观了世博园。临别时，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大使先生，见到你我感到格外亲切，我此生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之间建立的诚挚友谊，那是段十分美好的时光，我希望你有机会再次来乌克兰！”原来，在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我间接、直接地向他表示了同情或支持。在选举最白热化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预祝他竞选成功。虽然因内外因素他最终受挫，但我的所作所为显然给了他强烈的印象。我从乌克兰离任时，前总统库奇马与我进行了长谈，并赠给我一部他自己的大作《乌克兰不是俄罗斯》，并在扉页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大使阁下，您无愧地代表了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和今天的伟大中国。我坚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关系定有美好的未来。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双方在漫长的征程中已迈出了头几步！”2003年秋，我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辞行时，他授予我一枚金质奖章—共和国友谊勋章。纳说：“你为发展哈中两国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你应当得到这样的荣誉！”时任哈外交部长的托卡耶夫对我说，这种勋章不是随便颁发的，哈建国13年来一般只授予本国人士，外国大使获得此荣的寥寥无几。

我列举上面几个例子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只是想说明，大使的岗位是崇高而光荣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驻在国领导对大使的赞誉并不完全对他个人。在那个岗位上，我不是具体的我，我代表着我身后的伟大祖国和人民。因此，每当向驻在国国家元首递交国书宣读颂词时，我内心会自然升起特别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外交都从小事做起

有人曾问我：“你一到外交部，是否就有当大使的蓝图？”我笑着回答：“不要说蓝图，连想都不敢想，但当大使秘书的想法早已有之！”其实，人生之路，不在于你表面多么辉煌，而在于你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在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始终恪守一条：不浪费每一天时间，不马虎每一件小事。人的才干、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1973年5月第一次去驻苏联使馆工作，先在办公室干了好几年杂务，买票、接货、购物样样都干。接待过路代表团不知其数，陪同国内来客参观列宁墓不知多少次。可以说，我是见过列宁墓次数最多的人。当时由于办公室人员少,工作量大,早出晚归,赶不上吃饭,在外边啃点面包喝点水是常事,久而久之我的胃功能受到了损害,食欲不断减退,睡眠越来越差,不得不靠安眠药。1977年底，我还突然遇上了一件“伤心”事：一头黑发在一个月内几乎掉光，只剩下了微不足道的一些稀毛。这令使馆很多同事惊讶。无奈，我叫理发师给我干脆锄了个精光。才三十多一点的我一下变成了另一幅模样，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复杂心情。一个路过莫斯科的大夫给我进行了会诊，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光照不足，蔬菜水果摄入量少，加上精神过分紧张，作息不正常，都会导致这种急性脱发。他建议我调整作息时间，并介绍了治疗办法。我当时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想换个体力消耗少些的工作，或者换个单位，或者离馆回国。但经过反复思考，我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要求，而是出门戴着帽子继续做原来的工作，直至1977年调到研究室工作。

到研究室后，我先做大事记，整理基本资料，再一步步学写调研报告。在研究室，每天翻报纸、读杂志、看电视看似很轻松，但实际不然。一是难了解到实情。当时的苏联是封闭国家，公开渠道透露的信息量很少很少。与当地的人基本没有接触，更不可能获得货真价实的东西。二是怕犯政治错误。因为当时中苏国家关系对立，研究成品中提出的看法观点往往跟风跑，不实事求是。我记得，1973年部里曾有人写过一篇关于苏美关系的看法，被上级批之为“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作者检讨了很多次。从此研究人员头上被无形套上了紧箍咒，写报告时总要左顾右盼，穿靴戴帽，直到认为找不到“茬子”。因此文革中调研是真正的“绞尽脑汁，搜断枯肠”。文革结束后，许多框框被打掉了，外交部领导要求调研也必须实事求是，不要跟风。但任务也是不断加码。1987年我第二次去使馆研究室工作时，正巧赶上苏联戈尔巴乔夫大搞“民主化”时期。由于苏联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地区乃至世界格局变化的问题，因此，我中央领导一开始就给予高度关注，不断要求使馆提供分析报告和基本看法。研究室政治组的每个同志心理压力很大很大。我从早到晚在办公室里看报分析，本子记了一本又一本。为了及时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不得不经常工作到半夜，甚至凌晨。我记得，1990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准备放弃执政党地位，实行所谓的“三权分立”制，此事引起我国最高层的严密关注。为了使我中央领导以最快的速度得到第一手材料，研究室同志为此不休息连续工作了两昼夜。所有信息资料硬是用手抄写后直接发往国内。会后研究室同志疲惫不堪，两天都没缓过神来。所以说，在外交战线上没有省心活。即使宴会上招待会上举杯碰杯，那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外交是崇高的职业，同时也是苦差。操心事、麻烦事远多于爽心事、快乐事。有一年我来母校招生时对学生说，“不怕苦的你来外交部，怕苦的你走其他路！”

外交工作不是开汽车，一两天可以学会。它是一门永无止境的高深艺术。在十多年的大使岗位上，越深入工作，越觉得自己知识不够。因为对外交官而言，没有多余的知识。肚子里没货，别人就瞧不起你。所以我一向不爱麻将纸牌，而是利用一切时间阅读各个学科的书籍来补充“养料”。除了政治、经济、外交、历史类，其它音乐、艺术、自然科学等等也多少有所涉猎。我记得在乌克兰时，乌科学院院长会见我时介绍航天技术，希望与我有关科研单位继续合作。我一听就明白，不需他作过多解说。因为航天技术类的书恰是我喜爱的业余读物。连理论物理学中的主要问题，我也搜集。比如宇称不守恒定律用俄语怎么表达，我曾剪成报纸放在自己的资料夹里，想不到在央视做俄语新闻时派上了用场。

我主持过苏联解体后的首次边界谈判

我在外交部有13年时间专门从事边界问题。苏联解体前是中苏边界问题。解体后是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问题。现在中国与上述四国的边界问题都已彻底解决，其意义极为深远。我是上述过程的参与者之一，自然不会忘记谈判场上场外的事。1979年我从使馆调回部里后被分到中苏谈判代表团，一连工作了8年.刚到这单位时，团领导给我的任务是熟悉所有边界条约文件并要我届时接受测验。从此我开始背诵那些极为枯燥的条约文本，并翻阅档案文献，做了大量笔记。约一年后，老专家让我背诵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条款，我顺利通过了测试。1983年夏，我随总参同志对中苏西段3千公里边界进行了考察，从中蒙苏三国交界点一直行进到中国、巴基斯坦边境口岸红其拉甫，历时50多天。期间我爬上4千米的高山与苏联边防军擦肩而过，在悬崖峭壁上与我边防战士骑马巡逻，与山洪泥石流搏斗过，我们还看望了在严重缺氧条件下守卫祖国西大门的边防战士。我对部里同志说，体验过他们的艰苦，其它困难都不在话下了。1985年夏，部里又派我与黑龙江外办同志考察中苏边界东段水界，从漠河坐船一直到兴凯湖，对黑龙江乌苏里江中的大大小小争议岛屿包括黑瞎子岛进行了详细登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高度评价了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两次考察边界历时100多天，外交部里还没有第二人如我有幸得此机会。

看了边界实地，参加边界谈判的感觉与别人是不一样的。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方与俄哈吉塔四方商定继续谈判边界问题，并确定了“一对四”的工作机制：即中国为一方，对方四国联合组团为一方，亦称联方。1993年2月，我受命率中方工作组前往莫斯科与联方代表团举行了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边界谈判。因对方是四国官员组成，人数自然比中方多的多，俄方出任团长。哈、吉、塔派出的外交部高官，分坐在俄方代表两旁。我在非正式场合对俄方一官员开玩笑说：“你看，四对一是’不平等’的谈判啊！”那位官员恰说：“感到‘不平等’的应是我们，四方加在一起才顶你一方呢！”那次会虽没有讨论具体的边界线走向，但共同确认苏联解体前中苏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并就今后的工作程序和方法达成了共识，会议气氛较好,似乎没有发生过苏联解体这件大事。在以后的几次工作组会议上我与“联方”开始按国别讨论边界线走向。涉及到哪个国家的边界，就由哪个国家代表发言并提出具体划界主张，其它国家代表一般也在场听会。“一对四”的谈判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磨合一直工作到我与四国边界问题的全部解决。

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和民族的尊严，绝对不像做买卖那么简单爽快。每方都很谨慎耐心，反复研究对方提出的方案。在工作组会议上，一方提出具体方案的发言有时只有几分钟，对方听后提出休息，表示要“认真研究”。这一研究或一小时或两三个小时，或拿不出对案，只声称“带回去研究”。这是常事。一方往往能容忍对方长时间的研究。在边界谈判中，“研究”两字使用频率很高。不过“研究”两字在不同场合确有不同理解。中苏对抗时，谈判也是战场，“研究”两字基本不用，更多使用的是“抗议”、“反对”、“拒绝”、“不同意”等词，将对方建议顶回去。我发现苏联的老谈判手听到“研究”两字时很重视，惯于反复琢磨。他们认为，“研究”两字含义深刻，有时暗示可能接受对方提案或建议，有时碍于面子不愿使对方尴尬，用“研究”作挡箭牌。这就需要对“研究”作研究，以判定对方的真正意图。现任哈萨克斯坦议会领导人的托卡耶夫就是一个重视“研究”的资深外交官，他精通汉语，参加过中苏间的很多谈判。他在一本专著中对“研究”两字作了解析，可谓对“研究”研究到家了。

有意思的是，谈判中双方经过长时间磨合，在阐述原则立场表明基本观点时还往往会说相似的话，唱相似的调。记得有一次在外地参观后，我与对方组长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商量会议总结问题。我已写了个提纲，并向他罗列了要点。他也自己写了个提纲，并罗列了要点，发现与我的总结几乎一致。“英雄所见略同,你的总结性发言我不会再研究了！”——我这样对他说。研究边界问题和参加边界谈判是我外交生涯的重要部分，对我后来担任使馆领导工作大有助益。

学习俄语从“P”音开始

人生来去匆匆，我早已年过花甲，因而现在常常回忆往事，回忆中学母校、大学母校

一用到俄语，总会想起中学时代的第一课。1958年9月，我在老家小学毕业后考入镇上的初中学习。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初中一年级4个班中2个学英语，2个首次开设俄语。我被分在俄语班。我在农村出生，是地道的土孩子，第一次接触外语觉得很新鲜。教我第一堂俄语课的老师是南京大学毕业生。他说俄语里的卷舌音“P”你们得学会，不会发这个音，苏联人听了会感到别扭。他一连读了10来个带“P”音的单词，引得我们哄堂大笑。从此，我们开始像学鸟叫那样“嘟噜噜”地练个不停。我很快学会了，一年下来多数学生也学会了，少数学生到高中毕业也没学会。但老师没有强迫每个人都要学会，还告诉我们，革命导师列宁也不会发这个音。这令我吃惊。

我在中学俄语学得较好，老师总夸我，越夸我就越来劲。到高二、高三时，学习已无多大难度，考试总在前三名。高中毕业时我甚至可以为一些学得吃力的同学作点辅导。但1964年报考北外时，心里其实没有底，不过是想碰一碰运气。后来得知，我俄语得了最高分。

在我任大使期间，家乡的一份报纸以《农家走出驻外大使》为标题，报道了我在中学的故事，夸我“聪明伶俐”。这实在是夸过了头。但说我刻苦始终、勤学不辍，倒是事实。我老家虽离上海不远，但1964年之前连电都没有通上。在小学时期，我用灯草灯，中学时期才用上了煤油灯。家庭作业都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完成的。在盛夏的傍晚，无数的蚊子飞虫向你扑来，我不得不一手拿着蒲扇使劲驱蚊，一手拿着笔争分夺秒做作业。为阻止蚊虫叮咬，我甚至用“六六六”农药粉直接涂在胳膊和大腿上。尽管达到了驱蚊目的，但用多了皮肤变成了紫红色并伴有阵阵刺痛。夏天有烦恼，冬天也很难熬。由于南方冬季没有暖气，室内常是零下温度，即使穿着棉袄棉裤棉鞋也觉浑身透凉，手指常常失去知觉做不了作业。但最艰难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闹饥荒，大家只能饿着肚子上学。但即使那时，中学母校中也没有一个学生辍学，没有一个老师中途辞职。今天回头看，过去的苦日子，倒成了我人生路上的财富。个人意志得到磨练，性格变得坚强，懂得人应热爱生活，珍惜时光，奋发向上，将来报效祖国。

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老师教我语音语调

1964年9月，我踏进了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从农村一下跳到首都学习外语的最高学府，开始还不大习惯。倒不是学习问题，而是不会说普通话，与北方同学交流出现了障碍。记得在班里第一次召开入校心得座谈会上，我每讲一句话都要想一想怎么发音表述，磕磕巴巴讲话，北方同学忍不住发笑。大概过了半年，我才基本学会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这一关过得也不容易。不过幸运的是，系里为我们班配备了最有经验的俄语老师，其中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老师专门教我们班的口语课。当时我们都知道李立三担任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后被撤职。但大家认为，系里安排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夫人教课，说明对我们这个班的重视。我所在班的学生均来自外地，且都是工农家庭出身，因此被称之为工农子弟班。由于我们原来在中学学的俄语发音南腔北调不标准，所以大学一年级一开课就必须纠正。李莎老师对我们特别有耐心，一点也不摆架子。她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想出办法一词一音地加以纠正。可以说我后来能掌握较标准的语音语调，应主要归功于她的努力。我有21年在驻外使馆工作。在与驻在国友人交流时，他们总是夸赞我的语音语调，以为我是留苏学生。在任大使期间，我常在媒体发表讲话、到学校作演讲，体会到好的语音语调可明显拉近我与听众的距离。

从1964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母校的教学是正规有序的。学校对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作了不少改革尝试。我印象较深的是，减少纯文学性文章，尝试增加政治性文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后来成为必读文章。这些文章的译文都经过中苏权威语言专家的反复推敲审定的，语言质量无可挑剔，很多段落老师要求学生背下来。那时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很浓。每天清晨校园里书声朗朗抑扬动听。做早操时，各个语种的学生都用外语呼口令。我住的宿舍楼里是俄语系、东欧语系、亚非语系的学生，大家在楼前各占一块地方，各呼各的口令，叽哩呱啦，互不相扰，外人看到觉得很有趣。

文革中母校受了伤

1966年6月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扫掉了校园内的平静局面，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大运动。学校从院领导到系领导顷刻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牛鬼蛇神”、“黑帮黑线”、“特务内奸”等各种罪名加到了他们身上。一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在无政府主义狂热的冲动下，侮辱折磨领导干部甚至无辜的教师。打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幌子，少数人的残酷无情令人发指。我的老师李莎与他的丈夫李立三也多次被造反派拉在一起公开批斗，对他们罗织了所有的罪名。

十年浩劫不堪回首，国家在各个领域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特别是教育领域，“批判一切打倒一切”成了时髦口号。在极左思潮横流的年代，连经典外国文学作品都不能阅读。我记得，我系有一个同学偷偷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位告密者将此事报告了系进驻我校的工宣队领导。该领导在全系大会上说：“有人不想着改造思想，到现在还读封资修，这是什么立场还用说吗？”不过，这个领导还算嘴下留情，没有点那个同学的名。1970年春，外语学院全校迁到了湖北沙洋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形式是边劳动，边搞“斗批改”（搞阶级斗争，批判封资修，改革旧的教学）。我在农村长大，因此下地劳动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什么农活都难不倒我。当时最累最难的农活莫若插秧了。但我总是插得速度最快、行距最齐，大家都说我是干庄稼活的“老手”。大概过了半年，学校里成立了由工农兵宣传队领导的教育革命班子，各系相应成立了教改小组，我作为学生代表与系里两位老师一同被选入该小组，负责新教材的编写工作。由于文革中政治问题被提到了吓人的高度，因此每人说话写文章都小心翼翼，唯恐被戴上黑帽子。当时宣传队要求我们在新编教材中必须体现政治挂帅，不许有“封资修”的东西出现。对老师最难的是，要确定哪些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哪些词是属于“封资修”的。我记得一个老师编了这样一个练习题：“金鱼在水里快乐地游动。”工宣队一个同志审查时地说，“你瞧，养花赏鱼，一点没有革命气息，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有一个工宣队员说：“别墅是资产阶级住的，这个词也不能用。”我还记得自己在全院召开的教改讨论会上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大意是：外语教学要革命，不适应时代的东西要清理，但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基本的方向，哪些东西剔掉，哪些东西保留。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院工宣队一位领导立即打断我说，“什么方向？难道要资产阶级的方向？教学改革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方向，还用怀疑吗？”当时我心里猛然一阵颤抖：我怎么敢要资产阶级方向？我想都不敢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俄语系教材编写小组总算编出了第一篇俄文 《智取威虎山》。这算是系里教改的第一个具体成果。负责编写的老师在全系大会上朗读了这篇课文，并简要介绍了出笼的经过。无疑，当时这类教材是响当当的革命教材，因为全国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八个样板戏。

当然回头看，虽然极左思潮严重干扰了教学，但老师们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用各种方式抵制极左的一套。有的老师即使受到批判斗争，仍然设法让学生多学一点。当然，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无所获，尤其是城里出生的老师和同学，至少学会了分辨小麦和韭菜，知道各种作物是如何种出来的，并亲眼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粮食得来之不易。

我们这些文革前入校的学生还是幸运的。根据外交部领导的指示，在农村劳动了一年半之后于1971年9月又回到母校继续进修学习，直至1973年3月毕业分配。这样一算，从1964年9月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到1973年3月离开母校，我在校时间总共为8年半，这是个不短的时间。

母校—我永远的记忆

一些校友碰到一起时自然会谈起母校生活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没有人会忘记。一位校友最近问我：“你从母校究竟得到了什么？”我说，除了外语知识，有三种精神一直在我记忆中：

一、可贵的敬业精神。在那个年代，绝大部分老师不计名，不逐利，对教学有高度的责任心，绝不敷衍了事。比如备课，课上一小时，课前准备远超过一小时。上翻译课的老师甚至要花上一两天时间编写教案。那时没有电脑，物质条件根本无法与现在相比，连机械打字机都不够用，大型工具书也不全。我看到我系老师通过长年努力，不辞幸劳，将常用范文、词条、例句做成了一叠叠卡片，并做出详细检索目录。在湖北农村，老师们白天坚持下地劳动，晚上不顾疲劳，还挑灯夜战为学生备课。

二、可敬的宽容精神。在十年文革中，院领导和一些老师遭到严重冲击，教员学生分成了派别，少数学生甚至对老师拳脚相加动用棍棒。但全院复课后，受过伤害的老师没有以恶报恶、以怨报怨对待加害过他们的学生。我记得我系一位老师曾被几个学生蒙上眼睛拖到教室里毒打，惨叫声令人心碎。这个老师当时知道谁打了他。但三年后复课时老师并未另眼待他。在一次翻译课上，他还夸这个学生的译文做得好呢。我当时真的肃然起敬！这个情节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个老师不是领导，更不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他挨打的“罪名”就是因为参加了另一派群众组织。虽然1971年秋全校复课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但绝大多数老师都能摒弃前怨，消除派性，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

三、可歌的育人精神。在文革前我始终感到，从学校领导到普通教员，他们始终身体力行，坚持教书育人的方针。我记得1964年刚开学第一周，院教务长就单独约我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领导，当时不免有点紧张。他大概说了如下内容，你以江苏省的最高分考到外国语学院很不容易，今后除了学好外语和其它课程，思想要不断提高，政治要不断上进，要做到又红又专。系党总支书记约我谈话时希望我今后政治业务双丰收。当时，学校里很多同学包括我，在文革前都向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院领导号召师生员工团结互助，艰苦奋斗，学习雷锋精神，争做先进人物。学校还组织各种报告会，邀请参加外事工作的老校友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先进事迹，报告的主线是忠于祖国忠于党。我们高兴的是，尽管经受过文革动乱，但母校仍然坚持几十年优良传统，成为一个真正和谐融洽、不断创新向上的最高外语学府。

往事如诗，诗远行，意无尽。尽管我离开母校已多年，但那段时光永远值得我珍惜追忆！我衷心感谢母校对我的多年培育！祝愿母校为国家造就更多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