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春秋，我校1949级革大校友。研究员，从事世界战争史和大战略研究。曾先后在西北军区、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工作。曾登上美国大学讲坛，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让美国学生对中国刮目相看。个人专著有《俄国军事史略（1547-1917）》和《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另有《世界战争通鉴》（主编兼撰稿）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世界战争史分册（编审兼）撰稿。
1987年2月，应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历史系邀请，在几经周折之后，终于获准去该校访问。当我从飞机上第一次看见美国本土时，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遥想青少年时代，我对美国无比崇拜，那时，看美国人是仰视。也曾想去美国留学，无奈家里出不起钱，自己水平太低，只好望洋兴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对美帝国主义无比仇恨，看美国人是鄙视。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平等互利，看美国人是平视。时至今日（1987年），不是我本人或所在单位花钱让我去美国留学，而是美国人花钱请我去讲学。真是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叫我自己也感到惊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戏剧性的变化？还不是因为我背后站着一个自强不息、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我为此感到自豪。
我的东道主堪萨斯州立大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文科中以军事历史的教学在全美比较出名，同时地处美国的中西部，与中国的交流远不如西海岸和东海岸地区频繁。因此他们对于我的访问很重视。我是以从事美国军事史研究的名义（实际上还包括战略研究）去的，因此，历史系决定该系军事历史权威、美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罗宾.海厄姆教授负责接待我。这位老教授二战时当过飞行员，一生著作颇丰，我们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就有不少他的著作。在我国流传较广的《简明战争史》，就是他早期的作品。无巧不成书，这本书的中译文审校工作就是我担任的。他对中国军事历史十分向往，因此我们成了朋友。
第一印象：图书馆
我一到系里报到，海厄姆教授为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领我到图书馆办理手续，因为他们知道我主要的目的是去搞研究，当然离不开图书馆。我不经意地站在图书馆的一个窗口前，不时还回头和他讲话，突听咔嚓一声，原来是窗口里边的工作人员为我拍照。几小时后，一张印有我歪脖子相片的电子借书卡就送到了我在历史系的办公室。图书馆还为我准备了归我使用的小包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图书馆本身是开架借书，谁都可以自由进入书库，从任何一个书架上取出任何一本书阅读，只要不拿到图书馆外面去，不需要办任何手续。书库内备有先进的复印设备，免费或者廉价供读者使用。同时他们还告诉我，每一位教授，包括我这样的访问学者，都有权向图书馆推荐新书，让他们去买，买回来以后，所有权归图书馆，使用权优先供推荐人享受。这点给我印象深刻。学校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美国的大学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事后我发现，不仅是堪萨斯州立大学，美国其它的军内外院校都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我每到一个学校，比如说北方的明尼苏达大学，还有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和西点军校，主人总是惯于领我去参观他们的图书馆，并且引以为荣。他们的图书馆现代化程度非常高，每个人都可以任意使用电脑查询资料。许多图书馆（例如中西部的十多个大型图书馆）都是互相联网的，借书可以互通有无。美国科学文教事业比较发达，看来同图书馆的现代化有密切关系。
一次学术讲座的连锁效应
在我从事研究的同时，他们要求我为历史系的教授和研究生做一次学术讲座，讲的题目和时间由我自己定。据我了解，他们之所以要我做一次讲座，实际上是为了试探我的学术水平和英语水平能不能将来为他们开课，如果能够开课，他们准备以后再次邀请。我当时很慷慨地同意，我说：“讲一次太少，讲三次吧。”对此历史系负责人喜出望外。
我的第一讲题目是“军事历史研究在今日中国”。这一讲里面，我特别突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军事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比较突出地介绍了抗日战争的研究。因为当年是卢沟桥事变50周年，我借这个机会大讲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同时我也介绍了军事科学院，特别是军科院在军事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
第二讲的题目是“俄国370年对外战争史的基本总结”。这是根据我所写的《俄国军事史略（1547-1917）》那本书的结论，把它译成英文，稍加整理，作为一次学术报告，代表一个中国学者的观点。
第三讲的题目是“我对美国军事历史研究的看法”，包括我在研究美国军事历史方面的一些与美国学者不同的认识。
这几次讲座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总的说来效果很好，既出乎美国人意料，也出乎我自己意料。讲座后祝贺的、赠送学术资料的、找我探讨学术问题的、要求介绍中国学术界同行甚至要求我帮助他们访华的，大有其人。可以说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小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小小的中国热。讲学效果较好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术界许多人并不了解中国（少数的中国通除外），但是他们希望了解。一位教欧洲古代史的教授不知道中美建交，一名黑人大学生不知道中国参加过二次大战，当然更不知道中国抗日最早，时间最长，牺牲最大，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结盟。因此，虽然我讲得并不全面、深刻，但听众觉得很新鲜，从而产生了兴趣。中国研究者对俄国军事史和美国军事史的看法，也使好奇的美国学者感到特殊的兴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听到和他们不同的意见，甚至批评他们的观点，并不反感，也不当场辩驳，反而觉得增长了见识。例如，针对美国学者“唯武器论”的观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武器装备的优劣决定胜负，那么，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中，为什么华盛顿领导的装备落后的杂牌军，打败了当时世界第一流的英国正规军？为什么100多年以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的强大美军被装备落后的越南人民军打败？通过类似的例子，我深切地感到，美国人确实是讲究实际的。与他们进行学术交流，一定要诚恳、坦率，不要打官腔、敷衍，要敢于讲真话。
使我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讲座后，距离堪萨斯州立大学不远的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得知了这个信息，学院的作战研究所的所长路易·佛拉歇上校给我来信，邀请我到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去演讲。
按美陆军规定，军事院校请外国现役军人到校，需经陆军部批准。我是没有任何军衔的在职军人（中国军队当时尚未恢复军衔制），校方很快获得批准，并派一名文职教官驱车几百公里负责接送（此人当时正在研究中国的淮海战役）。
我在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讲稿，采取积木式的办法，从原定三次讲稿中抽出某些内容重新组合，效果很好，受到欢迎和礼遇。在报告中，我指出美国军事历史研究在微观方面较发达，在宏观方面则不足；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个别文人学者写的美国军事历史著作，如《为了共同防御》（FOR THE COMMON DEFENSE）一书，也注意了跨军兵种的宏观研究。此时场内气氛活跃，原来是该书两位作者在座（美国军事院校重视吸收文人学者从事教学或研究）。他们非常高兴，会后立即从图书馆借出一本他们的书，签名赠送给我，扉页上还留有图书馆的印记和编号。
紧接着，又来了一件让我没想到的事：我收到位于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主任斯托夫特准将的来信，邀请我去做学术讲座。
这样，我也到华盛顿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去讲了一次。同时，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和我国驻美大使馆的帮助下，我还顺便访问了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美国民主党著名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部，主要了解他们在战略研究方面的一些情况和经验。
除了上述两个军队单位邀请讲学以外，中西部北边的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闻讯也邀请我去做学术报告，具体负责联络和接待的是老一辈的欧洲海洋史专家保罗.班德福教授。他不久前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他安排我主要为该校的军事科学系，也就是美国陆海空三军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讲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我对俄国军事史的研究。两个专题各讲一次。同时还对该大学的苏联东欧历史中心讲了我对俄国370年对外战争史的看法。这次学术活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热情的接待。
在我结束这次访美回国的时候，堪萨斯州立大学历史系主任麦卡洛教授，给我本人和军事科学院郑文翰院长分别写了感谢信，其中给郑文翰院长的感谢信里面说：
亲爱的郑院长：
值此吴春秋作为访问学者在我校的任期届满之际，我们对于您能够发挥他的才能并让他抽出时间来美国，表示感谢和满意之情。单凭贵院在美国军事历史和战略研究者中享有的声誉，这次合作就应当受到欢迎。更何况它使我们有机会在肯定中美两国学者友好交流的同时，还为今后可能的接触打下了基础，因此更应当受到欢迎。
对于我们历史系全体人员来说，虽然与吴先生相处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为有吴先生这样一位有才华并且容易合作共事的同仁，感到由衷高兴。他对别人的体谅和不吝赐教的态度，为贵我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贡献很大。他在我校的学术演讲明白易懂、富有见地。参加听讲的人很多，校报也作了很好的报道。此外，吴先生在我们的学生和全校公众中做了大量工作，以培养对中国的兴趣。我们对这一切表示赞赏。吴先生一直辛勤而且创造性地为帮助未来的中国研究人员建立种种联系。我们对此表示钦佩，也表示赞赏。他的努力启示我们，同时也使我们感到更有理由建立与其他（中国）院校机构的联系。他处理与民间和官方学者的接触，显示出老练、谨慎、有分寸；同时我们历史系也分享了他的努力产生的积极效应。
目前要想明确我方能为那些想到中国从事研究的美国学者或者为希望来美国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何种资助，为时尚早。但我们现在可以说：吴先生作为访问学者在此工作是这种交流价值的极好证明。我们希望今后仍能保持这种交流。同时，我们谨向促成吴来此访问的北京各位官员，致以谢忱。
教授兼系主任约翰.麦卡洛（签名）
1987年6月5日
吴春秋校友（前排左三）与堪萨斯州立大学历史系同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