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0年底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参干”），1951年初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简称“外校”）学习的。1954年夏天毕业，那时学校刚刚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我们可能是学院第一批正式颁发毕业文凭的毕业生。当时的“外校”是外交部直接领导的学校，我没有领取文凭就被派到新德里大使馆工作。文凭是后来通过外交信使交给我的。“外校”的校歌教导我们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我们只知道服从组织分配，没有什么现在那样的“双向选择”。“外校” 是个温暖的革命大熔炉，她教学生外语，更重视教学生怎么做人。每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觉得最幸福的时间有两段：童年生活在慈母的怀抱里；“外校”生活在党的阳光下。

现在光阴流逝了56年，但我们入学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时的“外校”设在西苑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大院内。我们初到北京，天寒地冻。我们到校后被带领到用洋铁皮新盖起来的简易大礼堂兼饭厅里，每人发给一套黑色棉学生装、一个马扎和一副碗筷。这副生活装备，我使用了三年半。当时的伙食标准是人民币8万元（即现在的8元），每月生活补贴3万8千5百元（即现在的3.85元）。吃饭八人一“桌”，大家用脸盆打菜， 蹲在地上，喝高粱米或小米稀饭，啃窝窝头，也吃馒头和米饭。为了磨练自己，我在三年半里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饭菜的营养不错，可能不怎么对一般南方人的胃口，但我个人觉得很香。我们的宿舍是洋铁皮盖顶的旧军营，双人铺，二、三十人一间，冬冷夏热。我的棉被和草席是“参干”时从宁波中学带来的，很单薄。“外校”规定可以申请领一条稻草褥子，但我没有去领。我决心要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外校”的前身是延安抗大第四分校。我们都十分珍视继承它的革命传统。我对这样的新生活感到新鲜和很有意义。

在我们之前，来“外校”的“老同学”，已经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他们来“外校”主要是用很短的时间，在分配工作前到“外校”改造一下思想。我们是第一批真正到“外校”来学习外语的青年学生。“外校”的任务已变成了突出教外语，外语教学实行少而精的原则。三年半里，我们只读了一部苏联版的《高级英语》（Advanced English），全面培养听、说、写、读的基本能力。也有政治理论课、体育和语文课，但占用的时间都不多。但“外校”保持了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教育的革命传统。这并不是说时间花得很多，主要是每学期两次的思想小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很认真，颇有成效。

我怀念“外校”，因为“外校”教会我怎么做人。解放前，我上小学时读了历史故事，就想做个有“出息”的人。后来受地下党同学的影响而向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放后，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上高中的机会。放弃学业报名“参干”对我来说是一次“破私立公”的重大突破。但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存在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小家庭利益考虑。“外校”三年半的学习，基本上确立了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我的生活从此有了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六年前，我们这批“参干”同学在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聚会，隆重纪念“参干”50周年。会上发表了一册《无悔人生》的回忆录汇编。我也在其中写了一篇短文。我一辈子48年服从组织分配只做了一件事，即在外交部下研究印度问题。在工作中，我做到了尽心尽职。现在来检验我自己的工作，主要分析和结论大体上还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可说是“无悔人生”了。如果说我的一生还有一点成绩的话，那首先应归功于“外校”的培养教育。第一，树立了我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第二，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