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育栋，风帆新扬。2024年花开烂漫之际，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迎来建院10周年。翻阅过往卷轴，北外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始于1981年五名毕业生加入中国日报社参与创办工作。1985年北外英语系开设国际新闻专业方向，2001年成立国际新闻与传播系；2009年“新闻学”专业获批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2010年设立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9年“新闻学”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4年，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十年间，学院秉承“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理念，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以北外多语种教育优势为依托，注重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专业本领的复语型、复合型高层次国际新闻与传播人才。如今，学院已建成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教育体系，为多个行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今天，我们回溯部分杰出校（院）友在北外的成长轨迹，请他们谈谈在北外的故事。
校友介绍
王刚毅，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 中国翻译协会人才测评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翻译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学术期刊审读专家、外文出版社“译中国”文库学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大众传播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进修。曾任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助理、北京周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副总编辑，曾兼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至八届理事会理事、全国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期刊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印友好协会理事、中非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分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上海世博会先进个人、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当代中国、全球治理等。下简称“王”。
采访记录
采访人：宋毅，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下简称“宋”。宋: 四十三年前，北外五位毕业生入职中国日报社参与创建工作，点燃了北外新闻与传播学科发展的火种。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这五位毕业生之一的王刚毅校友来谈谈在北外读书和从事国际新闻传播工作的经历。请问您什么时候开始来北外学习的？选择北外的初衷是什么？王: 我是北外77级的学生， 1978年3月份入学，那时学校都是春季开学，当年下半年才改回秋季开学，所以那一年中国大学有77级和78级两个年级的学生入学，77级是3月，78级是9月份。我离开母校的时间是1981的6月，算是提前毕业。高考选择的确不少。1977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毅然决定当年恢复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我那时在一所中学已当了近4年教师，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对我来讲是意想不到的惊喜，非常兴奋。但那时参加高考不像现在，给你充足的复习时间，有各种各样的高考培训班、专门的老师（辅导）。当时学校领导说，你参加高考可以，但不能耽误课，你还得要继续上，所以我只能边上课，边准备高考。报考哪个大学呢？我教书的学校在石景山区八大处，家在朝阳门外大街，因为路途比较远，每星期回家一次（骑自行车），每次路过紫竹院时，都能看到一条向北的小马路，路口竖有一个指向“北京外国语学院”路牌，每次看到那个路牌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去北外上学？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而且就填了这一个志愿，没留后路。当时既单纯又执着，考就考北外，考不上就继续教书。1965年，我小学三年级时考进了位于海淀区白堆子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在我脑海当中，中国学外语的最高学府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也是报考北外的主要原因。宋: 您入学后，对北外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呢？王: 梦想成真，非常地激动，也非常地感慨。终于从大墙外走到了大墙内,灰色绿顶的主教学楼坐东朝西很是宏伟，学校四周都是5、6层的灰楼，中央还有一个田径场、露天游泳池，诺大的图书馆里，满书架都是外语图书，一切都很新鲜，令人着迷、兴奋。更主要的是能亲眼见到那么多梦寐以求的老师，他们都是英语界如雷贯耳的大师，如王佐良先生（英语界尊称他为“王公”），许国璋、刘承沛、周珏良、熊德倪、庄绎传，以前是只闻其名，不见其面，现在终于能够在校园里常常看到，怎能不令人兴奋！特别是上他们课时，你被他们高尚的学识、人品和生动讲课方式深深吸引，尊敬崇拜之情油然而生，真是由不得你。我的选择是对的。
宋: 可以举些您与老师们交往的例子吗？王: 我记得那时候王佐良曾给我们上大课，讲莎士比亚，眉飞色舞，出口成章，听他以诗的语言去解释诗，声情并茂，随口而出，信手拈来，真是一种享受。大课（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累的感觉，而且我们都是早早提前去占座位。教我们小课的老师也都非常优秀，如丁往道、梅仁毅、杨立民等，还有大卫.克鲁克、伊莎白.克鲁克，上课基本上是全英文，梅老师和杨老师的语速相当快，有点跟不上的感觉。杨立民老师经常在校园里溜达，有时候看我们早读，有时候看我们晚自习，为了锻炼我们的口语，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教室外，他总用英文同你对话，开始时我们大多很紧张，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老师们对学生要求非常严厉，但他们的严厉往往不是直截了当的批评，而是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停顿。77级刚开学时共有10个班，都是十六七个人的小班，我在9班。许多同学都有工作经历，非常珍惜学习机会，非常自觉，鲜有懈怠。老师第一天布置完功课，第二天肯定检查，你要是答不上来会很自责。准备答案要去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那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你得去扒格子查找纸质的资料。有一次上杨立民老师的课，我回答问题时没答完全，三个来源，我只答上了两个，杨老师看着我，足足10秒钟，我感觉是漫长的半小时，他见我不说话了就问，其他同学有补充吗？他不直接批评，而是以这种方法提醒你。当时我真是无地自容。你说有这样的老师，你能不好好准备功课？下一次你还敢再犯这样的错误？你不会再犯了。那时候我们上课，很少有老师表扬我们。不像现在<笑声>。现在的老师出于种种原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维护学生的面子、虚荣心等等，以表扬为主。尽管那时老师以鞭策为主，但从不轻易说你回答得好，你回答完问题，如他默默地点点头，不说话，你就能够从他的表情当中感觉到他是肯定，还是一般！总之，大多是你自己琢磨。我们正是通过这种严格的要求发现不足。我们那时没有组织过教学评价，但每个老师在我们看来都非常优秀，非常敬业尽职。老师们总是说，在学习过程当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杨老师曾经问我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关于学习形容词比较级的儿歌。同学中有的是从北外附中毕业的，或者像我一样从北京市外国语学校毕业的，当然非常熟悉：Good，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from good to better and better best.他让大学生去体验小学生的歌谣，是以这种形式告诉我们, 知识学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对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宋: 听说梅仁毅老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有关的故事吗？王: 梅仁毅老师既教我们课，也管理77、78两个年级。他精力之充沛，记忆力超强，见你一面就能记住你的名字，视力还特别好，大老远能就看清你是谁。上课之余他和我们接触较多，他在家里的时间很少，早晨看我们早读，白天不上课时在校园到处转悠，或者晚看我们练口语，不管什么时候你总能看到他。男生宿舍卫生是众所周知的差，为了改善，他经常突袭检查，“你们是乞丐吗？！你们是学外文的学生，怎么能够这样不注意宿舍环境和个人卫生？！”见到他来，真是紧张万分，赶紧收拾。毕竟他是为我们好。他也关心我们的伙食。那个时候我们还用早中晚餐券，梅老师很关心伙食，经常询问菜好不好，量够不够，他事无巨细，非常关心学生。我对梅老师最大的感激是他启发我走上国际传播之路。我考入北外后定的下一个目标是报考外交学院研究生，当外交官。从大一下半年我就开始读国际关系法、国际关系史，记了大概厚厚五本笔记。梅老师几乎了解每一个同学的想法，当然也知道我的志愿。1981年中国日报社成立，急需培养一批懂英语的国际传播年轻人才，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在北外和北大两所大学招聘。有一天我正在田径场跑步，他把我叫过去问，“你知道中国日报社正在招人？”。我说我知道，但不想去。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和我的理想有点差距。他说，“我知道你对外交和国际问题感兴趣，想当外交官，了解世界各个国家。可你知不知道外交官一任几年只在一个国家，你要是去中国日报社工作，一，可以用到英文，二，有机会当采访外交和国际新闻的记者，那你一年不知道要跑多少个国家，多好！”我一听也有道理，是吧？那就试试吧！就这样我参加了中国日报社的招聘考试。当时北外和北大一共是36个人参加考试，最后招聘了六人，五位来自北外，一位来自北大。
宋: 当初从北外招的这五位学生的名字您还记得吗？王: 我、景军、朱灵、黎星、崔跃进，我们同年级但不同班。景军现在是清华大学教授；朱灵曾任中国日报社第5任总编辑；黎星曾任中国日报社总编助理、驻美国首席记者，2011年工作时因突发心脏病在美国去世；崔跃进工作几年后离开了中国日报社。
宋: 在英院学习期间，哪些知识和技能有助于您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工作？王: 做国际新闻或做国际传播，外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外语是语言，语言是载体也是文化，不同的语言承载不同文化，国际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如果你不懂外文和它所承载的文化是不可能做好的。尽管我在北外时学校并没有开设国际新闻和国际传播课程，但老师教课中教的是一种文化，是不同于你所熟悉的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包括历史、哲学、宗教信仰、价值观、风俗、思维习惯等等。当时北外的课程设置相对也是很宽泛的，除文学和语言外，还有世界史、美国社会与文化、美国史、英美报刊阅读。老师们通过教语言，也教如何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如美国社会、欧洲社会和我们中国社会哪些是相似的，哪些是不同的，从而让你知道，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没有所谓的优或劣，每一个文化或文明都有可供借鉴的优点，这给我日后从事国际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终身受用。
宋: 纵观北外的教育理念，您觉得有哪些素养教育对您后来从事对外传播事业有促进作用？王: 宋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是比较深刻的。大学里教授知识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品质，培养他们考虑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我感觉北外的教育，首先是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国际化，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其次，北外教给了我们既不是以仰视角度，也不是以俯视的角度，而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不同的文化、国家、民族、理念、制度、风俗、习惯。三是学习、做事要严谨，这是所有授课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不仅是语法、发音和写作等治学方面要严谨，更要在工作上养成严谨习惯。四是学会提问题，提好的问题（Ask good questions）。这是新闻工作者最主要的素质之一。应该说这个习惯我是在北外开始培养的。每当上课的时候，老师不是上来就讲新的，而是首先询问我们对上节课内容还有没有问题；下课前的最后的一句话也经常是“你们还有问题没有？”刚开始，同学们似乎不太敢问，都默默不语，但老师不断鼓励我们。记得丁往道老师曾经说，“我当然在乎你们的答案，在乎作业完成的质量，但是，我更在乎你们上课提问。”经老师们的不断鼓励，大家很快就改变了，不仅课上主动问，课后也追着老师们问问题，他们也总是详细解答。
宋: 有关对外传播，您刚才谈到了国际视野和严谨的工作素养。请问您怎么看待家国情怀教育？王: 在这方面北外的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感觉母校家国情怀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内容。我们整个时代大背景非常好，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全国人民心情振奋，国家气象万千，每一天都有新鲜事物。很多同学年纪都比较大,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或者是叫做社会经历，所以大家对社会还是很关心的，老师当然就更加关心。我们的课程设置及内容和当时很多实际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如政治课、语文课。第二，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尽管讲座的丰富程度和现在没有办法比，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到外校去听讲座。我记得去过民族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最远的我们跑到东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
宋: 那可在北京大东头。那时去一趟需要多长时间？王: 坐公交一般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骑车的话会快一点，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这些讲座有些和英文文学专业有关，但更多的是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热点现象的话题，经常参加这些讲座增加了对国家大事的理解，也潜移默化增强了自己判断力。我们许多人是从工作岗位上考进来的，一个朴素的情怀就是上大学提升自己、毕业后报效祖国！北外老师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如王佐良，留学归国后一生为祖国培养人才，他们不仅是在做学问方面，更是在做人方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宋: 您说的太好了。有的时候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在为社会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有多少人为此受益。王: 我再举一个例子。梅仁毅老师应该是我们国家高校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学科的始创者之一。他1982-83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时没有购买大件电器，而是带回了几大箱图书，捐给了他和邓炎昌老师在北外建立的美国研究中心，这是家国情怀典型的例子。家国情怀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不管是王佐良那一代、梅仁毅那一代，还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后代，我觉得都应该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走到哪，都忘不了你是从哪来的。我的许多同学，尽管身处异国，骨子里都怀有对祖国浓厚的感情。
宋: 除了学习之外，你们在课外都做些什么呢？王: 那时候没有什么卡拉OK或其它形式的娱乐消遣，大部分同学一天从早到晚就是学习，像苦行僧一样。有一件事挺好玩的，记得是在78年下半年，交际舞忽然在校园流行起来，先在老师中开始，很快蔓延至学生，学校还提供场所和录音播放设备。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挺好，感觉新鲜、锻炼身体，还能熟悉外国名曲曲目<笑声>，几乎每个人都去跳，晚上睡觉满脑子都是快四慢三节奏的声音，大家“疯狂”了大概一个半月，很快就过去了。对我而言学习之余，体育锻炼是个爱好。我和同班的王军、周守云等参加了学校田径队，我是中长跑。记得我在北外期间，每次开运动会，我总是3000和50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我离开后就不知道是谁了。
宋: 您进行中长跑，锻炼体力同时，还增强意志、耐力，这些对将来所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帮助呢？王: 当然有帮助。其实我练中长跑也不是开始于北外。我1965年小学三年级考入北京市外国语学校（白堆子）。记得大概是1970年左右，上初一时，学校开春季运动会，老师动员大家报名参加，参加什么项目？老师说你就报800米跑步吧，在我们那个年龄组当时最长的就是800米跑。跑道是200米的，要跑四圈，那时共有七个人参加该项目，取前六名，四圈下来我是第七名，距终点五米远时还摔了一跤，给我刺激太大了！我暗下决心，“练，我就不信，我练不成”。到当年秋季运动会时，我同样报了800米跑项目，成绩从第七名变成了第一名，此后，我包揽了学校每次运动会800米和1500米跑冠军，直到1974年毕业离校。到北外后，我还凭借北京市高校运动会5000米长跑成绩获得了国家三级运动员证书。从外校的800米和1500米，到外院的3000米和5000米，既是锻炼身体的过程，也是磨炼意志的过程。别人看跑步比较枯燥，像毛驴转磨似的一圈一圈跑，太无趣了。但是刚才您说的对，这是一个意志磨练的过程。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跑步也是这样，你只要自己有这个毅力，当然还要适当掌握你的节奏和技巧，一步一步跑下去，就能最终达到你要达到的终点。做任何工作，都需要第一，坚实的知识基础；第二，正确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态度；第三，强壮体力和坚强毅力。在北外母校学习的这三年时间，我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很大收获，让我终身受益。
宋：从北外毕业后，您都做过哪些工作呢？王：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中国日报社，从1981年6月至2002年10月，共21年；第二个单位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中国外文局，从2002年10月至2018年10月，共16年。这两家都是从事对外传播的单位。中国外文局是1949年成立的，和共和国同龄；中国日报社相对年轻，成立时间是1981年，《中国日报》创刊于1982年6月。这两个单位都和我们学院有着密切联系。大概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留学回国后，我在中国日报社第一份工是选稿员（copy taster），上班时每隔15分钟从新华社、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等五大通讯社7/24连续运转的电传机上用手撕下纸质稿件，按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军事、国际等不同题材分门别类放进特制木格子里，给相应部门提供编辑和报道素材；第二份工是校对员（proof reader）; 第三份是版样设计（copy designer）。那时没有电脑和互联网，以上工作都是手工在纸上完成。接下来，我还做过报稿员、记者、编辑、评论员等。在媒体工作比较紧张，特别是记者，白天要出去采访，采访后要抓紧时间写稿子，交稿后要等编辑编完了后再看一遍，确认没有错误，这样上班时间会比较长，经常不能按时吃饭。
宋: 今年是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10周年，请您对我们的学科发展提几点建议吧？王: 母校在国际传播或者国际新闻方面，相对于国内的其他大学来讲是走在前面的。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专门的国际传播课程设置，但我记得有一门“英美报刊选读”课，没有固定课本，老师从英美媒体，如《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杂志、《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中摘选文章，主要让我们从学习语言的角度阅读和分析，但经常读这类文章实际上也潜移默化地帮你了解和熟悉新闻和新闻写作，这对我日后的工作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毕业后我还比较关心母校发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母校是我国最早开设国际新闻课程的学校，至少是最早之一，随后又成立了专业，我记得不叫国际传播，而是国际新闻专业。现在发展到了我们这个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一路下来，母校在这方面确实是走在前列，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国际传播、国际新闻专业人才。我的两个工作单位就有很多我们学院的毕业生，母校在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国际传播和国际新闻教学科研方面也是走在前列的，出版了大量专著，搭建了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可贺可敬。如果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设的“英美报刊选读”课，也可以说母校是有这方面基因的。教学科研与企事业的合作也做的不错。我知道中国日报社是你们的教学实习基地。外文局也是你们的教学实训基地。顺便说一下，许多人觉得外文局不是一个新闻单位，实际上，外文局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对外新闻和对外传播单位，从1949年成立之初，国际新闻与国际传播始终是它的主要职责。外文局还跟你们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同国新传学院，外语学院、翻译学院，还有其他的一些学院都建立了紧密联系。我的亲身感觉是，我们学院培养的毕业生相对于其他一些学校里的毕业生素质确实是比较高的，属于第一梯队。做国际传播，首先得要弄懂传播什么，就是传播中国，讲中国故事！有的院校欠缺国情教育，特别是当代中国国情，以至于毕业生连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应该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教学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力度。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光辉灿烂传统文化，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最需要对外去传播的是当代中国。我们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突飞猛进最新成绩都发生在当代中国，也是国际社会特别关心的。许多与我们有同样或类似经历的国家也迫切希望了解和学习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工业化并迈向全面现代化，同时还能保留自己的特色，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没有殖民、没通过战争、没使用武力、也没有建立所谓的势力范围。我们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就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否则会是一个很大的弱项。令人遗憾的是不少毕业生欠缺对自己国家的基本理解，让他翻译文学作品可能还行，但让他传播当代中国的大政方针、描述经济现象、分析社会问题就麻烦了，不知道怎么去做。有的归国留学生在这方面更弱，外文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我们国际传播的主体内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北外在这方面应该是做的很好了，但是还有改进空间。
宋: 请问您对我们的学生有什么期待呢？王: 学院走过了一个不寻常、非常辉煌的十年。作为下一个十年，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应该给自己在以下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一，增强家国情怀。我前面提到，北外是一所有家国情怀传统的高校，这一传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国新传学院更应该增强这方面的教育和培养; 第二，严谨的学风和作风。老老实实做学问，踏踏实实干事业说着容易，做到却很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分心和诱惑。现在，生成式大模型、各类其它人工智能工具能帮助人类做很多事情，包括撰写新闻稿件和评论文章、翻译、视频、写诗作画、作曲编剧等等，越是这样越要强调踏实的学风和严谨的作风。最终打败我们的不是人工智能工具，而是掌握工具的人，没有严谨掌握工具的人必然被严谨掌握工具的人所打败。我们要努力做后一种人。第三，保持宽广的国际视野。这是我们北外，更是我们的国新传学院的一个传优良统。我们看问题得要善于跳出来，所谓“站的越高，看的越远”就是这个道理，高度决定了你的角度，继而态度，看问题要有国际视野，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国际交流的合格人才。最后一点，还要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一定得要了解你是谁，你代表谁。不要忘记我们的传播主体。这就是我对学院同学们一些希望。
来源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新学院官方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