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育栋，风帆新扬。2024年花开烂漫之际，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迎来建院10周年。翻阅过往卷轴，北外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始于1981年五名毕业生加入中国日报社参与创办工作。1985年北外英语系开设国际新闻专业方向，2001年成立国际新闻与传播系；2009年“新闻学”专业获批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2010年设立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9年“新闻学”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4年，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

十年间，学院秉承“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理念，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以北外多语种教育优势为依托，注重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专业本领的复语型、复合型高层次国际新闻与传播人才。如今，学院已建成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教育体系，为多个行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今天，我们回溯部分杰出校（院）友在北外的成长轨迹，请他们谈谈在北外的故事。

马胜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在新华通讯社工作的近40年中，多次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访的记者组组长，到过60多个国家采访和访问，担任过新华社驻曼谷分社和科伦坡分社的首席记者、新华社国际部英文编辑室主任和国际部副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2008年至2013年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泰国漫忆》、《曼谷之夜》、《旅泰通讯评述选》、《难忘西雅图》、《描述世界：国际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新闻媒介的融合与管理:一种业界视角》、《国际新闻采编实务》等，合作的译著有《相逢在黑夜》，主编了《科索沃：点燃的火药桶》、《跨世纪的战略抉择——90年代中俄关系实录》等。1998年获“韬奋新闻奖”，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兼任中国新闻界最高人物奖“长江韬奋奖”评委会副主任；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记协特邀理事；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俄友好发展与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并兼任过一些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传播、新闻理论与实务。下简称“马”。

采访记录

采访人：宋毅，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下简称“宋”。

宋: 今天有幸采访到国新传学院的首任院长马胜荣老师。马老师您好，请问您什么时候到北外学习的？

马: 我是文化革命前考进大学的。选择大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说“你还是学外语吧！将来外语事业非常需要掌握外语的人。”北外当时是顶尖的学校，很多人都希望能考上北外。我问家里意见的时候，父母亲觉得上海离我老家浙江建德比较近，寒暑假来回去车票买得起，班主任老师说，上外也非常好，所以就报考了上外。我是1969年毕业的，因为文化大革命，1970年才离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决定储备一批外语院校的学生。我就被上外选中，作为储备的学生之一，到唐山的军垦农场劳动了一年多，在那里种水稻。1971年教育部让我们这些储备的学外语的学生继续到学校学习，于是我就有了到了北外学习的机会。当时到北外学习我心里很高兴，觉得自己终于进了中国一所顶尖的外语院校。北外英语系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许国璋老师、吴青老师等等。在北外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宋: 您提到了两位老教师，能不能谈谈对你影响比较大，或者是您比较喜欢的老师？

马: 我比较喜欢吴青老师。吴老师上课很生动，表情很丰富，讲解比较详细，对成绩差一点、好一点的学生，她都能照顾到。这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因为我们这些从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们，水平不尽一致，当时又处在文化革命期间，同学们各方面的知识参差不齐。在吴老师的耐心教育下，我们都提高了一步，对后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不经过那一段时间的学习，恐怕后来工作起来就比较困难。此外，当时我记得陈天林是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也非常关心。那些老教授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原来我们总是觉得教授们应该很厉害，可能不好接触。但其实像许国璋教授，他就很好接触。你要跟他聊天也很容易，他告诉我们，“我喜欢上低年级的课。为什么要上低年纪的课？因为从低年级开始，打好学习的基础，这样后续的提高就比较容易了。”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我上低年级的课很容易，每年讲讲就行了。不是！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备课。”北外老师们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我们自己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不光是外语学习，还有怎么样来对待工作、怎么样来帮助别人，都有很大的意义。

宋: 北外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马：在学生时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学习氛围。这是在我这一生的学习中，中学，尤其是到大学都没有碰到过的。因为当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文化革命期间，停课停了那么多年，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还需要补充很多的知识，尤其是我们这些学外语的。基础是有一点了，但是要再进一步提高，需要花费很多的功夫。所以，有的学生，或者是大多数学生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从早到晚自觉地学习，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学习的时间非常宝贵，只有学好了，将来才能为国家做点事情。事情就是这样，认真学习的、或者说学得更努力一点的人，后面做事情就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一些。

宋: 您谈到认真学习，教风学风对于一个学校的文化建设非常重要。您认为老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师风师德呢？

马: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这种体会，是在离开工作岗位（指不再从事新华社的业务工作）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到大学教书以后加深的。我到大学里教书，教了差不多十来年，我才感到老师这个职业是多么的伟大。我们总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点都不过分啊！社会和公众对“老师”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期待，而且这种要求和期待不光是知识，还包括了内在的很多要求。一名老师不光要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还要把他/她的为人、一些优秀的品格，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给学生，使学生一想起来这些老师，就会觉得自己应该怎么做，这是比较不容易的。我接触到的北外老师们都非常棒！他们不光是知识渊博，而且他们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北外留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就是这些老师在不断传递着脚踏实地的学习理念，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是我一辈子都会记住的。我现在跟年轻的同事、跟我后来教的学生讲要脚踏实地，不能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在一个岗位上，只要你认真地做，总是可以做出成绩来。做老师是非常不容易，老师会遇见很多学生，各种各样性格的都有。比如，学外语，像我们这些乡下的学生，有的时候会有天生的不足，带口音，或者是学的时候，掌握起来比较慢，跟不上大家的进度。我们当时就有的学生外语基础不好，但通过老师耐心的教导，进步很大，成了很优秀的学生。我的一位同学毕业时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后来又去了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他的英文水平就很棒。做老师很不容易，我非常佩服老师们的职业精神和这份工作本身所承担的神圣责任。

宋: 学风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觉得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的学风？

马: 我是文革前考进大学的，从小学一直上到了大学，求学的历程是一个阶梯的状态，一阶一阶往上走。我觉得一个学生在学习上好像没有特别的捷径可以走，再聪明的人也没有捷径可走：就是刻苦、认真、努力地跟着老师好好的学、好好思考。无论哪方面的知识你都要想办法积累，同时不断向老师和同学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格。我觉得学习没有特别的技巧或者路可走，学生就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学，勤奋一点、努力一点。把知识在年轻的时候掌握好了，用的时候就不会恨少了。但是，不管你多么认真的学，在知识的海洋里面，我认为每个人只能学一点点，学好了也不要太骄傲。因为比起知识海洋的广阔，你可能就一滴水都不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学生、同事说我们千万不要瞧不起别人，千万不要骄傲，有成绩的时候尤其如此。平常我们可能不会，但你一有成绩，那你比别人可能好一点，就很容易这样。我说这是不行的。还有要学会做到“中庸”。对“中庸”的理解经常会出现点偏颇，好像“中庸”就意味着和稀泥，或者是做事绝对不偏不倚，其实不是的。“中庸”之道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准则，是“无过无不及”，就是“恰到好处”，“中庸”的根本思想是要“及”但又“不过”，要“及”而不过。你要做到“恰到好处”所以儒家的这种道德准则是不容易达到的。四书五经里面《中庸》是其中一部。同样，有好的老师，不一定全部是好的学生。有的学生可能调皮一点，可能他学习不太用功一点，但是有好的老师总是可以帮助学生在原来的基础上往前走一步，只要往前走，就会好一点。尤其现在的名牌大学，对老师要求也比较严格，老师本身修养也很好。因为我在小学、中学、大学里都碰到过令我难忘的老师，所以我对老师充满了敬意。

宋: 您在北外上学期间接触过新闻传播类的课程吗？您是怎么进入新闻行业的？

马: 这是一个既难又易的问题。难回答的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准备，当时只是学语言，认为语言学好了，就算我完成学习任务了，没有想到要专门学新闻知识。但是，我又喜欢新闻。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高三的时候，也就是1965年上半年，当时快要考大学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当时是这个口号，就是要考虑考上与考不上的两种情况。你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你就去农村或者去支援建设边疆，做这样的两种准备。老师说我写的这篇文章可以投给《浙江日报》看看。我当时还小，也不太有清晰的认识。老师说你可以试试，他说要用就用了，不用也没事。我投过去以后呢，我老家的省报《浙江日报》还是刊登出来了。那个时候，中学生要在省报上刊登一篇文章，难度还是很大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当时就想那我将来是不是能写文章能写稿子？就这样，埋下了一颗种子。所以1973年3月离开北外的时候，当时要填分配志愿，填报你的意愿，就想去哪里工作，一共可以填三个志愿，然后让单位来挑选。我填的第一个志愿是新华社。新华社到北外要了各个语种的2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我。新华社人事局的人用一个大巴士把我们都拉了过去。这样我就开始做新闻，做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事。

进入新华社工作一年多之后，我又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1975年，中国和英国要交换留学生，大概有50个人。我们去50个，他们来50个。新华社可以推选三人，其中有我，于是我就有机会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偏重于东南亚问题，我的导师原来是研究中东问题的，我们也算是研究生阶段（post graduate）的学习。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我对国际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际关系是有助于做国际新闻的，有助于对很多东西的进一步了解，更深一步地了解国际事务。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是用英语上课的。如果我们在北外没学好，没有把英语能力提高一点，那听课也听不懂了。我们每周要写小论文，导师给你介绍几本书，这一周要看完。看完以后，你需要全部用英文写作。就这样慢慢去提高。后来我在新华社，主要做英文的国际新闻报道，这个学习习惯还是蛮有帮助的。

宋: 您认为国际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呢？

马: 做国际新闻传播，有比较多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对国际新闻有正确的认识。什么是新闻？一般来说，新闻就是新闻事件，你把它说出来不就是新闻了吗？对，这是没错。新闻是真实的，或者说真实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所有的新闻事件你都必须把它弄清楚，真相清楚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任何新闻都是选择的结果。新闻稿件不是记流水账，不是说从头到尾记下来就可以了。你要把所有的新闻提炼出导语，然后按照规范再把它描述出来。这个选择其中就有你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通常来说，就是立场。你价值取向决定着你有什么样的立场，你会选择怎样的信息。同一个事件材料，媒体报道之间为什么可能有大的差异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同一新闻事件中选择了不同的材料，选择的价值取向不一样。所以，拥有辨别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价值取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可能会受制于一个人的教育背景、所接触的人和事等一系列因素。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不管你怎样选择材料，都必须坚持报道的真实性。真实性是一条不可违背的新闻报道原则。第三步，反映各方情况，力争做到平衡报道。在这一步中，同样有价值取向的问题，需要报道者特别注意。

第二个要求，就是学生需要兼备一定水平的中外文能力。有的时候很难评定语言水平，依据哪一个标准来衡量国际新闻报道的文字工作呢？简单地说就是中外文都得要学好 ，如果外文学得不好，那你有问题要问，可能表达不出来，人家讲了，你可能理解不透。我们看别人翻译出来的稿子，毕竟还是二手的。现在我有的同学对一些译书不满意。他说这哪里是翻译？好多东西根本不是人家的意思。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这些细节。此外，中文也要学得好一点。外文很重要，中文也同样重要。因为国际新闻还有中国受众、中国受众是很大的一个群体。

第三个要求，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生对于过去的历史与当前的形势要了解得很清楚。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新华社经常有老一辈的记者、编辑跟我说，新闻从业者是杂家，不是一个方面的专家，什么都要懂一点，也许好多东西不是懂得特别透，问题不大。我原来在工作的时候，有老同志跟我说，不懂你就查查字典，不懂就问人。不要你自己觉得不懂，你又装作懂了。明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道理，新闻记者就一定会慢慢做好的。如果你什么都装着很懂了，或者你不懂也装不懂，那你就麻烦了，所以养成经常请教这个习惯，我认为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要比搞其他传播的要求更高。比如，时效问题。国内传播有的时候不太注意，尤其是在我那个年代，但是在国际新闻和传播中几秒钟都是要争取的，快几秒钟的对国际新闻发稿至关重要。第二次海湾战争，新华社发的消息比世界所有的媒体快了十秒。我们准备了好几天才快了十秒。这十秒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是可以记载的。为了快速发出稿件，我们会做非常多的准备。当时我们常驻巴格达的记者什么都得撤出来。这是为了保护记者的安全，我们就花几天的时间把如何用海事卫星教给当地的雇员。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有个伊拉克雇员叫贾迈勒的，我们要教会他怎么用海事卫星打电话，怎么样发稿。几天之内他就学会了。战争爆发当天，他一听到巴格达上空有爆炸声，就打电话给我们设在开罗的中东总分社。我们用阿拉伯文、英文同时发稿，发出了海湾战争爆发的第一条稿件。现在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媒体人很多，有手机就能发稿，方便了很多，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现在的学生要学会辨别真伪，真消息、假消息。你不能光看这一条消息，一个视频就确定有图有真相，在人工智能快速应用到国际新闻报道的情况下，判断消息的真伪已经成为这一领域从业者必须具备的本领，要多方核实，要学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去判断才行。

做国际传播的记者还需要强大的勇气，比如一些危险的地区有新闻需要你去报道，有枪声、炮声，会害怕，但国际传播记者同样肩负着责任。我在《描述世界：国际新闻的采访与写作》这本书里写过一段话：我们这些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就像坐在世界大舞台前排的观众，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描述出来、写出来，传达给广大受众，我们的责任就在此。坐在前排你就有这个责任，把它写清楚，把真相报道出来。

宋: 北外的新闻传播专业除了开设一些常规性课程，还应注重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呢？

马: 我觉得外国语大学开设新闻学院不能失去它原来的优势，外国语大学建设新闻学科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特色，我认为最重要的特色是语言基础优势，学校的语言优势支撑了其他东西，而且这个语言优势呢，又是其他院校短期内替代不了的。现在可以替代的可能就是英语、法语这些大一点的语种的最基础的应用，但是完全替代也不可能，因为北外的通用语种教育还是非常有优势的。从北外出去的学生，总体来说外语功底还是比较深厚。另外，北外的小语种教育很难被替代，比如柬埔寨文、老挝文、斯瓦希里语、僧伽罗语，别的学校可能不会有，但是北外应该继续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我们做国际传播，包括语言在内的国别方面的教育一定要注意，光会大的语种还不够的。我只会英语，在斯里兰卡做过记者，跟老百姓沟通就有点问题。他们开会我去听，正式场合会提供英文，发言说两遍，僧加罗文说一遍，英语说一遍，这样还可以听英文。但大多数小语种国家的官方活动只用本地语言说一遍，如果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那就只能靠当地雇员翻译了。我在泰国做记者时间比较长，那里用泰语交流。除非是重大的外交场合或者外交部的发言人发布消息，他用英语说，你还可以听懂，日常采访与普通民众交谈就只能用泰语，我就不能与他们沟通了。所以，北外的学生千万不能忽视语言对所学专业的强大支撑，否则你们就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职业技能和在职场竞争中的优势。我以为，这个语言支撑是北外最基本的特点、特色，是别人难以替代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些老牌的新闻院校可能在新闻教育师资力量上或新闻学理论上比北外强、但你有了自己的优势就可以努力赶上去，并有可能实现超越。外语是国际传播必备的技能。这个特色不坚持下去，我觉得将来就会没有特色，跟别人比拼的话有点困难。所以我认为语言是最重要的。

新闻既然叫新闻，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需要注意一些实践。要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实践，北外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新华社我经常能碰到些北外来实习的学生，他们到部门实习工作上手都比较快，因为他们此前已经有过一些实习的经历，比较明白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是一个自媒体，它有要求。新人上手快又懂规矩，懂得我们所要求的东西，自然而然进步就比较快。就不会像有的人五年还在原地打步，外语好的人可能半年就可以比较快速地走；到了五年，他/她就可以跑步前进，这就很重要，这个就是实践带来的益处。我觉得北外在学生实践方面还是抓的不错的，你们一开始就跟《中国日报》有合作。《中国日报》对稿件的处理很精细，所以在《中国日报》实习可以学到不少知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实践过程中，要使学生意识到不同的岗位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是不同的。我带过一些到新华社实习学生，有的学生问怎么管的这么严格？我说你在哪个单位工作？你在我这儿就是这样的。我还跟他们说，不光我们有规矩，外国通讯社也有规矩。比方举行APEC峰会，就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定要说清楚是members（成员），不是states，不是countries。台湾是成员，不是国家。但是尽管这么说，有的时候新人不仔细还是会出错。所以我们出错就要多看，多过几道关，慢慢就好了。学校老师如果能够到这些单位、新闻机构去走一走，或者待一段时间也比较好，因为老师相对来说偏向做学术，语言功底比较好，才能做老师。老师了解了实际新闻工作，比方说帮人家看看稿子或者审审稿子，帮改改稿子，或者自己去写写稿子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宋：请谈谈您是怎么把博尔顿项目引到北外的吧？

马：博尔顿项目引进北外一事有其偶然性。黄文是进入过科索沃战场的一名新华社摄影部女记者，我当时分管国际新闻报道，国外的新闻包括战争报道我都要过问，所以她跟我比较熟。她曾在大连一所高校的博尔顿摄影全媒体硕士项目担任老师。有一天她找到我说，“老马，有一个英国摄影教育全媒体项目在大连办不下去了，你看有哪所高校可以接手吗？”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北外，我说那可以引进到北京来，博尔顿只要是英国的项目，引进到北外肯定没有问题。”当时我跟章晓英(时任北外英语学院新闻系主任，后为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任执行院长)老师说了这件事，接着又同孙有中（时任北外英语学院院长）沟通。他们都赞同我的建议。有中、晓英两位老师又跟当时的校长郝平汇报相关情况，并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学校就派晓英和我两个人去大连看看。我们到现场看了，是全媒体新闻教育，确实不错。后来通过你（宋毅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共同努力就引进到北外了。现在回过头看，这个项目是有一定的超前意义的。

宋: 那时候我们有个词儿叫背包记者backpack journalist。

马: 对，就是这个。我们去看了都觉得可以。我和郝平校长比较熟，当时我和晓英老师在大连看完项目后，她说你能不能给郝校长打个电话。我说行。我就给郝校长打电话，说我们觉得行。郝校长说你们觉得行就行。然后我们就觉得可以挪过来。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后来具体申报、运行不是就靠你们吗？你们的努力很重要，我就是牵了个线。现在回头去看这个项目确实是你们的一块牌子。北外是我的母校，具备进行中英合作办学的条件，这也是我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要考虑它能不能存活下去，对我们国家的新闻教育有没有好处，现在做的非常不错，中外学生一起学习交流，增长见识和理解。这个项目是你在主管吧？

宋：项目引入北外之初和申报前后我的确参与了管理和教学。基于这个项目，北外新闻系借鉴英方的全媒体国际新闻教育教学理念，先后成立了融媒体研究中心和国际新闻研究中心并招收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培养了第一届全媒体国际新闻硕士生。2013年，“北外-博尔顿大学全媒体国际新闻硕士教育”还荣获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学创新项目奖。

宋：您对学院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有他们的做法。对于教育工作，我有的时候有一点思考。对北外学校提出来的校训与期待 – 坚持多学科、多层次、复合型，我是赞成的。我一个比较深的体会是，北外一定要坚持语言的特色。学语言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好的，学语言是有难度的，尤其是要把语言学得比较精通。只有特色坚持了，才可以跟其他学校有比较优势，走得更远。关于复合型人才，你像江老师（采访时的摄像老师）在这儿摄像，看似简单，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同一个环境拍出来，不同的摄像师效果不一样。这涉及到很多学术上的知识，最重要的是美学。行家是懂自己的事的。照相看似简单，好像你拿个照片交上去就行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有的时候摄影记者拍大合照，大家排好队，没两下，他就说好。不会照的人弄半天，他还好不了。再比如，摄影记者拍领导人走出来的照片，你也不能指挥说让领导往那边走一下，往这边走不行，这不现实。摄像师需要先踩好点什么位置最好，现场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点。北外若能够培养出全媒体高端人才就非常好！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人才培养对我们国家的国际传播肯定会有贡献。

今年是北外的新闻学科40周年建设之际，祝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周年生日快乐！祝学院越办越好！学院是有很广阔的发展前途的，我们的学生将来也可以为国家做很大的贡献，可以在国际传播当中起很大的作用。我祝学院的老师们各方面都好！身体健康！能够把他们的知识不断地传递给学生，希望他们多培养出出色的学生，在国际传播领域有更多子弟！

来源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新学院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