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校区的校友之家内，笔者见到了刚参观完世界语言博物馆的姚建民校友。姚建民校友温暖的笑容和亲切的话语让笔者内心的忐忑与紧张渐渐消散。姚建民校友事先打印好了采访提纲，他对于本次采访重视的态度令笔者心生感激。

泛舟艺海·研习西语

姚建民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受喜爱书画的父亲影响，姚建民幼时就喜欢传统文化。每逢春节，他都跟着父亲一起写春联。父子俩在挥毫泼墨之间，书写新年愿景，寄托新春祝福。除了书法，姚建民也擅长绘画。他提到自己的画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本，向全班同学展示。“到了中学时代，我就开始从事班级的宣传工作，”姚建民回忆起在艺术创作中茁壮成长的中学时代，“那时候我经常给班级出黑板报，写标语。”姚建民坦言自己起初想报考美术学院，但由于不符合报考学院的风格要求，他与美术学院失之交臂。而后姚建民选择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我中学时的英语老师学习的第二门外语是西班牙语，”姚建民回想起与西班牙语结缘的原因，“西班牙语的使用范围较广，使用地区主要分布在西班牙本土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我比较喜欢西班牙活力奔放的风土人情。”

姚建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求学时恰逢改革开放初期。他告诉笔者，受到改革开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这一感召，举国上下都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当时的学生们都砥志研思，废寝忘食。“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成就未来。当时的大学生们不但白天学，晚上也学，而且是自觉自发地学习。我感到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姚建民回忆着时代影响下校园里浓厚的学习氛围，线条分明的面庞难掩激动的神情。关于语言学习的方法，姚建民认为学习语言事实上是在破解和传递，需要传递的不仅是语言表达，还包括语言背后的更多内涵。姚建民总结自己在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课程设置中的收获：只字不漏、每个标点符号都不出错地背诵精读课文培养了他严谨的态度；而要求在短时期内把握洞察材料的主要内容、提炼其中精神的泛读则给了姚建民更多的启发。姚建民表示：“泛读训练了我快速浏览、提取精华的能力。在工作中，我也通过泛读快速掌握背景材料，从而快人一步，着手工作。”

在刻苦学习的之余，姚建民也投身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社的创办。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派”，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文学青年，也包括姚建民和他的朋友。在姚建民入学的第二年，他和几位同是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一起创办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一个文学社。受胡适创作的中国现代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启发，姚建民和朋友们把文学社命名为“尝试”。彼时冰心的女儿吴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任教，“尝试”文学社便邀请冰心作为文学社的顾问。此外，文学社还主办了首都大学生第一届诗歌朗诵比赛。在比赛中，姚建民荣获创作二等奖。“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姚建民看来，创办刊物需要群策群力，应当挖掘和发动有文采的大学生们加入文学社踊跃投稿。“一个人埋头创作，苦思冥想，难免有笔头不流畅的时候。如果有很多人共同创作，集思广益，相互启发，思路就更清晰了，便能挥洒自如。”他进一步解释道。

姚建民在文学社这片小天地汲取了许多养分。文学社分为通讯报道组、诗歌散文组、论文组等。姚建民曾负责管理论文组的日常工作。正是这段经历锻炼了姚建民的学术能力，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姚建民向笔者介绍起自己有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见习的经历：“那时候有些外校老师来教授公共课，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拉美研究所。我查阅图书馆资料以完成公共课作业，课程论文获得了优异成绩。估计拉美研究所的老师们从我的论文中发现我思路清晰，有观点和佐证，于是让我去研究所见习。”徜徉在知识的殿堂，驰骋在文艺的原野，这就是姚建民大学四年的真实写照。

入职公安·投身安防

完成本科学业后，姚建民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校毕业人才，可以通过国家“包分配”政策入职部委。他综合考虑过岗位特点和待遇问题，最终在北大友人的影响下选择返回浙江从事公安工作。彼时，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启了海内外人员交流的新局面：一方面，许多中国人选择“走出去”，在海外留学、经商、发展服务业，探索未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早先在国外有所成就的华侨则心系家国乡土，盼望荣归故里。拥有众多良港、交通便利的浙江因此迎来了滚滚人潮，当地公安部门需要办理大量出入境手续，翻译、审核写有各国语言的护照签证以及来往信函。同时，由于外语人才数量有限，姚建民需要在仅借助字典的情况下独自翻译由欧洲各国语言写成的文书。对此，他如是回忆道：“你只要看透这项工作，就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它涉及的语料是有限的、是可以归纳总结的。比如签证上的几个词汇，全世界都是统一的，来往信件、邀请函也都是格式化的；再加上欧洲诸语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掌握文件规律之后，每次只要在字典里查明额外的几个生词，即可把这些‘符号’译为中文。”就这样，姚建民在实践中逐渐掌握证件、公文的一般结构，再加上在北外锻炼出的外语能力，出色地完成了有关资料的翻译工作。

时至九十年代末，在“全民经商”思潮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选择从事商业，时任浙江省公共安全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姚建民也在其中。他凭借自己在公安部门的长期工作经历，投身事关“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安防行业，担任中国京安集团宁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如今，姚建民已在安防领域深耕二十余年，回顾我国安防建设的发展历程，他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我们安防行业有这样一个说法，最初要保证‘看得见’，然后要追求‘看得清’，最后要力图‘看得懂’。”上世纪末，“平安城市”的建设方兴未艾，在早期科技工作者和外语翻译者的共同努力下，联网报警银行和道路监控、执法场所监控等第一批安防产品在我国率先诞生，为公安人员走访办案保留了可视化的影像证据，更为保障公民财产安全、建设现代法治社会初步提供了技术支持，实现了最基本的“看得见”。在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之下，第二代高清摄像机得到普及，图像传输速度亦提升至4G乃至5G，“看得清”的目标得以达成。如今，安防行业正向“看得懂”的境界进发。随着学习型人工智能登上技术舞台，监控摄像头可以通过融合算法、算力，总结、分析、预测各类场景，从而取得优化管理、预防灾害等一系列成果。回到当下，姚建民感触颇深地说道：“我想，时代赋予了我们重要的使命。今年年初疫情放开，吹响了安防行业经济复苏的号角。结合党的二十大所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我预感到行业的又一个春天即将到来，现在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坚持履职。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上去、把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提升上去——这就是我们安防人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