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湘华，女，1953年生，湖南长沙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74级校友。历任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文化部港澳台文化事务司副司长、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党委书记、局长。现任中华文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敦煌花语》等对外文化交流专著、发表论文数篇。

“今天要谈我自己，可我很少谈自己，谈得多的是工作。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梳理我的整个经历，尽管去年五月份退休，我觉得我想干的事情还很多，还没到回忆整理的时候。所以这不叫采访，算是学友间的交谈吧，把我走过的路和经历的事跟大家念叨念叨，如果大家在工作学习中有所借鉴，那我觉得对你们还算有点用吧。”她的笑容一如身旁的万年青般和蔼却充满活力。“一个人走过来，觉得对自己，对社会，对亲人都能够有帮助，那么就是值得回味和骄傲的。现在社会上谈幸福指数，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些磨难和幸福时光，归根结底幸福感就是一种人生态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的人生是幸福的。”

一、经起落，往事如风

“从出生开始，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都跟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她如是说。

1953年2月，侯湘华生于湖南长沙。1961年，她随父母到了北京。小学时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她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非常幸福的一代。

但上中学不到一年，文革便开始了，在正需要学习知识和形成健全的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阶段，学校停课，她面对着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颠覆和扭曲，“我实在无法忍受学校的风气”，于是，在上山下乡的第一个风潮，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她从家里偷拿了户口本，毅然报了名，也成为班里第一个离开学校，选择和高一级的学长学姐一起上山下乡的学生。而那一年，她仅15岁。

侯湘华回忆，童年时她最喜欢看《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也正是这两本书让她对远离城市的喧嚣而在边疆屯垦戍边的生活充满向往。她被分配到了内蒙古，一呆就是六年。在生产建设兵团，上级下令在位于库布齐沙漠边缘的巴拉亥种水稻。库布齐沙漠位于内蒙南侧鄂尔多斯高原处，风沙大，离内地近，原本种有大量抗旱能力强的固沙植被，才使得沙漠化得以抑制。兵团肩负着开荒种地的使命，首先派人到海南岛学习种水稻技术，然后挖渠引水。然而几年过后水稻毫无收成，引来的黄河水却淹没了大片沙枣林。农科院考察小组的话现在仍像侯湘华心上的刺，“这地方，20年内，什么庄稼都不会长。”她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违背自然，荒废学业来干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离开的念头在她脑海萌生了。

恰逢文革后期，各大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喜欢数理化的她报名了北大物理系。而最终进入北外是个美丽的意外——原定去北外的同事并未获得招生老师的认可，上级领导推荐了她，她经过考试、群众推荐、招生老师认可后被分到了北外法语系，成为北外5届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

74级法语系共60名同学，4个班，如今大家常有聚会，校庆活动也都有参加，再回母校她总能感受到校园周边环境的发展和校园基础设施的完善，她也希望如今的在校学子能好好珍惜。她回忆说，当年的北外是一片“大野地”，从魏公村到学校要走过一条僻静的小路，晚上常常鲜有车来，一个人走还有些害怕，想起来记忆仍是鲜活的。当年在现在图书馆的地址上原是个露天游泳池，是夏天解暑的好去处。主楼的教室依然如故，她再次看到，总会勾起一些回忆的味道。她们当年的老师大多数很年轻也很谦和，师生关系就如同兄弟姐妹，她和她的丈夫也正是在这里共同学习，最后相知相爱。2000年前后她从法国回国休假时曾受学校邀请办了一场关于中法文化交流的讲座，对此，她笑着说，“北外是母校，尽力也是应该的。”

78年从学校毕业，文革也已结束，她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身为工农兵学员的她倍受非议，被要求进入外训班深造，8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实质性接手外事工作，迎接的却是三天两头的考试。她内心郁闷，曾找到外交部干部司领导，领导义正言辞：“你们不要一到北京就想着外语学院，一毕业就想着外交部，一到外交部就想着出国。”这样，她内心攒着一口气，参加北外青年教师进修班，回到母校成为了一名老师。

81年，她机缘巧合地调到文化部，从此开始了她长达32年之久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二、看天下，风景如画

“我不是文化学者，却接触了世界各国的灿烂文化；我也不是艺术家，却在全世界与艺术家打交道。”

81年到非洲，在塞内加尔呆了四年。从前对非洲缺乏了解，即便有也是片面的，这四年中她对非洲却有了全新的认识。非洲的文化同样也有着独特的魅力，对它的解读同样也需要深入的研究。而当时的中非文化交流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为主，虽然在艺术、卫生、教育等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涵盖，但深层次的交流却无暇开展。非洲的工作环境极其艰苦，各种各样的甚至说不出名字的疾病和症状在使馆频发，因为疟疾，使馆上下甚至有2/3的人打摆子。常年累月气温高，有时甚至达到4、50度，空调对此都无能为力，“时间久了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虽然疾病很可怕，环境也太艰苦，可当年就觉得自己年轻，非洲也要有人去，国家总得派人去，我就坚持下来。”她回忆说，“那一段经历虽苦，但是我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对文化交流也有了初步概括的理解。”对于那一段经历，她至今仍充满了感激。

85年到09年，侯湘华在法国历任三任文化参赞，工作在巴黎这一艺术之都，从此与世界各国文化结缘。她曾说巴黎不是法国的巴黎，而是世界的巴黎，就像卢浮宫只展法兰西文化便称不上卢浮宫，在巴黎的工作使她看到了世界各国文化的荟萃、交流、融合，逐渐熟悉了中法文化交流的中间环节和桥梁，然而她也看到了法国人天生对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意识到了中法文化交流的窘境。在其第二任文化参赞后期以及整个第三任，她投身于中法文化年以及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设与筹办。这两件事，也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两笔。

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和2000年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在互访的时候共同确定举办中法文化年，而侯湘华也是99年一届组委会的成员，参与并推进了第一次谈判。03年10月至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文化年，期间策划了数百项交流项目，其中，文物展，康熙展、当代书画艺术展等等展览传递了中华文化独特魅力；香榭丽舍大街上中国各民族人民身着传统服饰的大巡游，吸引了数十万法国民众的关注，她回忆说“许多法国人搭着梯子在张望在关注”；经过多方磋商与协调，埃菲尔铁塔变成中国红的灯展，红色的灯塔吸引了无数法国人的目光，传递了中国文化的元素。文化年在法国人心中留下了中华文化的深刻烙印，也创建了一种模式，为之后的中意、中俄文化年等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文化创意。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倾注了我最多的心血，也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侯湘华这样评价。

在80年代中国曾在非洲开设两个文化中心，但是应当地驻在国的一再邀请，不为互建，与使馆文化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因此可以说，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海外文化中心。

她坦言，筹备的过程如“摸着石头过河”。起初，国内也有些反对声，一些人担心互建文化中心会导致文化渗透，侯湘华说服他们：“我们文化的积淀足以抵制外来文化的渗透，况且我们一定要对它有约束。”，也有人因经费问题跟她叫板，好在她的建议得到了使馆和李岚清总理的支持。此外，70年代法国密特朗执政期间曾想在中国建文化中心却一直被拒绝，20年后旧事重提，法方质疑中方诚意；再加上法方当时国内经济紧缩，在国外的文化中心处于收缩、撤销、合并的状态，经过长久的磋商，中法双方终于签订“谅解备忘录”“互建文化中心协议”，正式开启筹备工作。

此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选址买房，侯湘华带领工作小组辗转于巴黎，终于选定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金三角”位置的孟德斯鸠公馆，这栋十九世纪奥斯曼建筑风格的建筑原属拿破仑一世后代高级住宅。由于其使用面积并不很大，在接待公众和举办各类活动等功能上都较受制约，在初买时，她们就了解到可以在这栋住宅的院子里再扩建2000多平米的楼。中心在买下老楼之后，就开始着手新楼的筹建工作，首先要做建筑设计，还要申请建筑许可证，其中很多方案起初不被审批部门接受，经过反复修改后才最终得以通过，算下来，从起草蓝图到通过巴黎市政府规划部门的审批，整个过程历时大约一年半。审批过后，中心与法国设计师、国内有关部门和建筑审批部门不断磨合，期间也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刻。比如，在拿到建筑许可后，一些邻居出来表示反对。根据法国法律规定，新建筑审批通过之后，还要留两个月的时间来征求邻居们的意见，而那些表示反对的邻居们对建筑许可证的获得提出了质疑，并把法国审批部门告上了法庭。“法国政府要应对，我们也要出面应对，除了找了律师来回应外，每一次开庭我们也都参与出席”，侯湘华回忆道，这样又用去了一年半的时间，再加上工程招标等过程，前后一共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期间侯湘华倾尽心血，跟他们吵过架也流过泪。

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法国电视三台专门为此做了一期节目，节目中原房主介绍“我原想我的房要不就要卖给一个阿拉伯大亨，要不就是名门望族，而结果都不是，是卖给了中国人。”有一天巴黎的一群学生们来敲门，一开门便向侯湘华小声议论，“你知道吗，这房子被一个特别有钱的中国女人买下来了！”侯湘华哭笑不得，只得耐心与他们解释，“第一，这个中国女人没钱，第二，钱不是她的，是中国政府买下的这栋房产，用于开办中国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建筑装修全部完成后，各项文化活动就有声有色地展开了。总体而言，文化中心的活动主要包括文化活动，教学实践与信息传播三部分。文化活动包括一系列展览与讲座，中心的第一次活动是汉字展，广受好评，接下来的“敦煌花语”大型佛教艺术展更是产生巨大的文化反响，侯湘华为此开展专门研讨会，并与当地吉美博物馆合作，展出了大量敦煌莫高窟壁画临摹作品精品，成为第一次在欧洲范围内全方位展出敦煌洞窟文化的艺术展，吸引了近万人来参观，之后关于文学、书画、戏曲的讲座和展览层出不穷，王蒙、范增等大家纷纷助阵。教学活动日进丰富，目前中心已开设汉语、书法、绘画、烹饪、古筝等课程，学员们日渐增加，学汉语的学员有的已经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而在信息传播部分，侯湘华组织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筹办法文季刊杂志“塞纳河畔的中国”，传播中华文化。及此，侯湘华说，“我非常庆幸，这样的工作很有意思，我特别快乐。”

09年，侯湘华任期结束回国，先后担任文化部外联局党委书记、局长，主管对海外、对港澳台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形成了对文化交流的政策性看法。侯湘华提出，文化交流不是一种宣传，并不强迫他国接受，而是一种传播，旨在获得他国认可、了解与信任；文化交流的过程是个尊重差异的过程，就像美国人把电影当工业生产，中国人要求电影要有教育职能，而法国人则把电影当作艺术。她又提出，当今中国的文化交流，总体来说渐入佳境，但仍存在一部分问题：第一，目前的交流仍然是政府推动多，民间参与主动性不够；第二，传播手段还不够与时俱进，特别是在如何运用新媒体推动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很大空间；第三，文化产业竞争力弱，文化产品打进国际文化市场任重而道远，现在进入国际表演市场的只有杂技，这也导致艺术团转企改制只有杂技团没有阻力。她的文化见解深入而透彻，凝结着她数十年文化交流工作的经历与心得。

现在，侯湘华校友担任中华文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化使者的身份依然没有改变。经历了没有战争的童年，充满坎坷的少年，青葱的大学岁月，再由非洲赴法国，侯湘华的人生有磨难有幸运，有付出，更有收获，如一支高低起伏而充满华彩的幸福之歌。

文/胡谦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