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在炮火间隙中鸣啭，它用歌声，企盼和平，企盼爱情，企盼幸福……”

1999年春季一个宁静的夜晚，潘占林漫步在使馆大院。阴雨过后，万分沉寂。不闻往日飞机的轰鸣，也不见导弹的火光。“忽然，从树丛中，传来夜莺的鸣啭。”——此情此景，让潘占林的心不由地为之颤动——他在日记里写道：“呵，战地夜莺，在多少炮火轰鸣的夜里，剥夺了你的歌声。”

一年前，刚从乌克兰卸任的他来到新贝尔格莱德樱花路3号。在这里，潘占林目睹了南斯拉夫民众的生活因战争变得每况愈下，也亲历了中国使馆那场惊动世界的浩劫。无情的炮火吞噬了使馆三位年轻同胞的生命，将战争的恐怖赤裸地摆在眼前。来不及害怕与伤痛，在南逗留的八千华人意味着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

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这个夹杂着恐惧、悲愤、彷徨、决心与力量的事件——不仅是令潘占林大使此生难忘的一刻，同时也把他推到了聚光灯下，从而进入公众的视线。是什么给予他力量？他如何面对生命里的抉择？如何理解他所观察的这个世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访谈开始了。

“过惯了苦日子的人”

潘占林的家乡就像是端木蕻良笔下“在晨风里颤抖”的大地，“一垄一垄的折成皱纹，波涛冉冉的汹涌”。也正如流浪者萧红所描述的，那里有宽阔的土地、充足的粮食，“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

黑土地广袤而美好的意象往往存在于文学和怀旧之中，而现实却充满了更多的艰辛与局限。1942年农历九月初九，潘占林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郊区。“那个地方就是穷乡僻壤，很闭塞。”潘占林不时地强调“农村”这个词，“也比较愚昧，没有什么太大的理想，就是好好念书，将来做点事吧。”

到了农忙时节，潘占林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就放下手头的功课，跟着大人们到地里干活。夏天的大雨过后，杂草长势迅猛，都快要淹没了庄稼。这时，由小孩来帮忙除草是很自然的事。到了秋收时节，他们就帮着一起收割庄稼。

忆起父母亲，潘占林说：“他们是过惯了苦日子的人。”正如电视剧《闯关东》里刻画的踏实肯干的拓荒者，他的父母分别从河北和山东过来，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落下了根。民国年间，“闯关东”洪流澎湃。河北、河南、山东等关内地区旱涝灾害频发，农民靠天吃饭，生计成了问题。他们憧憬东北广阔的土地和殷实的粮仓，还有人想到东北淘金。那时候，齐齐哈尔的很多地方都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只要有人力和畜力，就可以去耕种。虽然他的父母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金矿，但是他们寻得了一块只要努力耕种就会有好收成的土地。

拓荒者的艰辛不言而喻，但他们的希望同样坚不可摧。“我父亲那一代人要吃尽千辛万苦，最后才能够成家立业。”潘占林的脸上显现出严肃而又坚定的神情。他的父亲在铁路上打过零工，在大车店里打过更，给地主当过短工、长工，几乎什么辛苦的行当都干过。潘占林说：“他们那一辈就像《闯关东》那个电视剧（里的人），那个就是真实情况。”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但小学毕业的父亲说过一句话：“你们能念，你们就念。”

农村的教育条件比较差，升学率低。潘占林所在的六年级班有四五十个人，最后只有四个人考上了初中。到了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淘汰了。家里一共五个孩子，只有潘占林和他的姐姐顺利地考上初中，最后成为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尽管当时上大学可以领到助学金，供养两个大学生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也决非易事。为此潘占林节衣缩食，刻苦学习。

擦肩而过的“作家梦”

“当时我喜欢文学，将来想当个作家。”潘占林语气平和地说，目光中流露出些许欣喜。

中学时，他的功课不错，特别是在写作上，他经常在学校的征文比赛上获奖。高考时他填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可惜没有考上。潘占林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自己的修养还不够”。1960年，他进了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开始学习俄语。

潘占林没有什么心理落差。“学外语也可以，将来呢搞文学翻译。”他心里琢磨着，“当翻译家也可以，跟文学也是相近的。”况且，上大学的机会太难得了。

在黑龙江大学的四年时光里，他沉浸在由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大家所构筑的苏俄文学的世界中。大三假期，他一口气啃完了《战争与和平》。从这部1400多页、俄文字数达46万的史诗巨著里，他领略到俄国的人情世故，也感受到了历史的沉重以及战争的残酷。

通过阅读富有高度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苏俄文学作品，潘占林在提高自己俄语水平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俄罗斯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了解。他从那些反映人民疾苦和贵族阶级腐败堕落的文学作品里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子。他觉得，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笔下那些“多余的人”就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时代转换、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彷徨、凋敝，在社会上没有了着落。

“（俄罗斯人）谈起任何问题你都知道，他引用的哪本书、哪句话你也知道。”潘占林回忆起他在苏联使馆的工作经历，“真的。他们电视上搞智力测验，我都能了解其中的内容。”

大学期间，绝大多数的时候，潘占林都在心无旁骛地学习。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心一意地学习，从早到晚地学习”。每逢周末，家在哈尔滨的同学都回去了。潘占林在学校闲着，也只好看书了。考虑到学校致力于培养俄语师资，潘占林心里抱着一个单纯的念头：好好学，当上了教师，业余时间还可以从事翻译。

四年级上学期，外交部来黑龙江大学选拔人才。彼时，潘占林已经报考了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系的研究生。已经领取准考证的他心里想，“这次肯定能考上了。”即便如此，“心有所属”但成绩优秀的潘占林还是被“盯”上了。有一次，赶上外交部干部司的人过来听课，任课老师故意喊潘占林起来回答问题。课后，辅导员找到潘占林，对他说：“你研究生不要考，将来到外交部工作。”

回忆起那个抉择的时刻，潘占林泰然自若地说：“当时心里挺平静，到外交部也可以，考研也可以。”

他在黑龙江大学所修的课程与外交的关系并不大。他只知道，如果去北大读研究生，毕业了兴许能当上教授，既能翻译俄罗斯的文学，又可留校；而教授的职业既稳定又清闲。他想象不到当外交官的感觉是怎样的。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北京仿佛是座遥远的城市，外交官则是个神秘的职业。

他解释说：“当时就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如果您当时知道外交官的情形，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不禁问他。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潘占林放声大笑。

“将来可能要干外交这一行”

直到进了北外的俄语翻译班后，潘占林才强烈地意识到：“将来可能要干外交这一行”。

1964年，他来外交部干部司报道。当时，外交部准备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培养一些储备干部，因此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设了英文翻译班和俄文翻译班。翻译班学制两年，学员毕业后相当于研究生学历。

在进北外的翻译班前还有一场选拔考试，由杨作仁和高明监考。潘占林至今还记得这两位俄文出色、境遇各异的老师。杨作仁曾是国民党政府苏联领事馆的武官助理，还在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当过编辑。文革风暴尚未席卷校园时，他就去世了；高明从小学习俄语，在哈尔滨的一所苏联中学念书。文革后期，他被红卫兵抓起来隔离审问，最终跳楼自杀。“他们称他为苏联间谍。”潘占林惋惜地说，“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一个老师。”

所幸，潘占林在北外的两年没有被文革的喧嚣所吞噬。从苏俄文学到国际政治，潘占林努力去适应这个转变。翻译班里有十个学生，三个女生，七个男生。大家学习都很优秀，有来自北大的，也有本科就是北外的。尤其是那些北外的同学，他们以前就经常接触外文报刊和外交类书籍。这让潘占林意识到，大学四年学的知识还远远不够。

上课时，老师会复印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带领大家阅读。语音教学的形式则是老师念一段文章，由学生来翻译。后来为了练习听力，系里专门给学生买了一台收音机，用来收听俄语新闻，这在当时已算是很优厚的条件。在杨作仁、高明、武秋霞和李莎等老师的启发下，潘占林的语言功底变得更加扎实。

在北外读书期间，潘占林还出了一趟远差。有一年，中国共青团副总书记带领一个青年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由潘占林担任翻译。“为什么选我，也说不上他们怎么想的。”他解释说。由于准备充分，潘占林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外交实践。同时他还体会到，从事外交工作不仅外语水平要高，而且要懂很多其它方面的知识，比如历史、社会、文学、哲学等等。

他说：“知识要渊博，要样样通才行。”

这样看来，潘大使离他少年时代的“作家梦”仿佛渐行渐远了。在四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没有翻译过一本成本的文学作品。他一直坚持认为，身为外交官最好不要去做这些业余的事情。“一心不可二用。”潘占林说，“如果脑子里经常想着书的翻译，你很多外交上的事情就做不好。”唯一的例外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邀请，他翻译了1947年苏联飞机设计师米高扬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谈话录。“其它的（翻译）就是耍着玩的，不算数。”他爽朗地笑道。

牛田洋的插曲

牛田洋是许多40后外交官的共同记忆。

1998年7月，李肇星在美国巴尔的摩写下诗篇“我们共同的牛田洋”。在诗里，他写道：“……虔诚的是我们年轻的一群。用热泪拭擦面颊，用冷汗沐浴身心……我们的牛田洋，永远的一瓣心香。你是意志和理智的课堂，你是承前启后的力量。”

潘占林本该在1966年就从北外毕业了。不料，当年二月份，中央委派外交部的干部下乡参与“四清运动”，潘占林和同学被派往江西。然而，到十月份他们返回北外的时候，文革已经在校园里开展得“风生水起”。在时代的大熔炉里，青年是渺小的。潘占林说：“我们在那基本上搞了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吧。”

1967年6月，潘占林终于走进了外交部翻译室。当时正值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同苏联往来渐少，除了照会没有多少文件需要翻译。1968年，毛泽东指示知识分子应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当年九月，经过很短一段时期的培训，外交部的青年干部们浩浩荡荡地向汕头进发。

“到牛田洋是9月11号。”潘占林记得很清楚。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11点，一路舟车劳顿的学生们在睡梦中被摇醒。大家被紧急集合，要求学习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最新指示。

牛田洋原是一片荒凉的海滩。外交部有一批干部在那里开垦土地种植水稻，条件十分艰苦。大田不用牛耕作，也不用拖拉机，只靠人力拉犁拉耙。部队官兵和学生们用汗水将它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大型农场，并用生命去保护这片新开垦的土地。

1969年7月28日那天，一场12级以上的超强台风以每秒53米的速度席卷汕头。驻守牛田洋生产基地的官兵与在该基地锻炼实践的2183名大学生，参加了抗击强台风和暴风潮的战斗，有470名官兵和83名大学生在抢险中献出了生命。潘占林班里的两位同学也难以幸免。

潘占林在西牛田洋8342部队的营部里负责撰写报道，给报纸投稿反映部队生活。在距离营部八九里地的莲塘村，台风掀掉了粮仓的房盖。于是，营长让潘占林和宣传队的人员去帮助当地老百姓撤离并修建粮仓。潘占林说：“还好没有掉在水里，因为我不会游泳，落下水就回不来了。”

后来，外交部因缺少人手，决定接潘占林他们回京。没想到部队却看中了他们这些年轻的劳动力。“我们还得重建牛田洋啊，这些学生都二十来岁，特别能干，比那些战士还能干活。”潘占林记得部队的人这样说过。为了修补大堤，学生们在水田里把泥土踩成一坨，抱起来放到船上，再运到岸上去。有时候，学生们甚至一直劳动到晚上12点。虽然是在南方，12月的水田依旧冰冷刺骨。经过长时间的日夜奋战，大家终于把大堤修好了。

牛田洋重建工作结束后，部队却还想留下学生帮忙种植水稻。所幸，在外交部的强烈要求下，大家终于在次年1月被“释放”了。

“我们牛友现在还经常一起聚会呢。”潘占林饶有兴致地说，“我们这些学生都算牛友，你们知道的就像李肇星，他是在炊事班当班长，陈健也是。”

“需要耐心的工作”

从1970年到1992年，潘占林曾先后三次远赴苏联使馆工作。他经历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见证了中苏关系从恶化、破裂又回到正常化的历程。二十多年里，他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学生成长为耐得住寂寞、顶得住风浪的外交官。

“我是70年8月1号结婚的，”潘占林说，“结婚以后我就去苏联了。”

1970年夏天，外交部决定派遣潘占林去苏联使馆工作。当时中国外交官尚不能携带家属，整个苏联使馆只有一个女干部，因此得名“和尚庙”。

“和尚庙”里事情多，潘占林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小心翼翼地积累着经验，也吸取着教训。起先，他在使馆的对外部门工作，负责安排外事活动。有一天，部门收到一张来自越南南方使馆的请帖。潘占林正准备往活动日程上登记时，领导让他出去送材料，于是他就把请帖搁在桌上了。等他从外头回来时，同事已经把请帖放到别处去了。事情一多，潘占林就忘了这件事，而受邀的一等秘书并不知情，便没有前去参加这个活动。“其实在现在看来，这个活动出不出席有什么不得了，就一个小活动。”潘占林说，“但是当时跟越南关系特别密切，我们支援南方的抗美救国斗争，所以你不出席活动那就是一个错误啊！”因为这个过错，潘占林还特意写了份检查，在此基础上使馆又写了一份。“从那以后，我做什么事都思前想后，不能马虎。”他补充道。

刚刚踏上外交战线的潘占林很快悟出了两个道理：第一，学以致用，外语要和当时的实践相结合；第二，外交是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一环扣一环，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比如说大使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准确的时间、地点得告诉司机，也得告诉大使。”潘占林说，“另外，这个地方在哪里？司机知道不知道？如果不知道，还必须叫司机亲自去看看。司机如果不懂外语，你还必须带他去看，到时候就得准确地拉到那个地方。”

后来，潘占林进了使馆的研究室，从早忙到晚。彼时正值苏联变革的时代，国内对苏联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研究员每天有大量的报刊要读，还要关注广播电视并且出去走访。“我每天要上三个班，”潘占林打趣地说。上午八点到九点，他先把报刊看一遍，然后向不懂俄语的党委干部汇报新闻。他还有一份调研任务，有时候大使出去，需要他帮忙做翻译。到了晚上，大家就聚在会议室看电视新闻。此外，潘占林还会接着翻阅许多白天没看完的报纸，在此基础上汇总信息。

苏联的外交牵涉到整个世界的形势。由于长期在这个超级大国从事调研工作，潘占林发现自己的眼界渐渐地开阔了。在外交工作中，他不仅重视苏美关系，而且重视世界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而研究室里这段“朝八晚十”的岁月让他为迎接外交生涯中的诸多挑战做好了准备。 “逐渐对外交、对调研这些东西变得比较熟悉，”潘占林说，“可以说路比较熟了吧，在业务上能胜任。”

1992年，潘占林开始担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首任大使。

战火中的电话

1999年3月的一天，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里水泄不通。大厅里、走廊里挤满了前来参加吹风会的华人。“风声紧，雨意浓”——潘占林大使引用《沙家浜》的戏词向大家形容当下的形势。

战争一触即发。拥有强大军事力量、预谋已久的北约必将使南斯拉夫遭受重创。为了确保在南华人的安全，潘占林建议大家去邻国暂避，如果留在南斯拉夫，则须采取防范措施。吹风会后，有一些华人离开了南联盟，但也有一些人不忍心放弃宝贵的商机选择留下。他们将与南斯拉夫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3月24日，距离开战还有七小时。潘占林决定把使馆的非急需人员撤离到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暂避，其中包括他的夫人兼撤退人员的领队申雪茹。下午两点，当车辆缓缓驶出使馆大门的时候，潘占林与撤退人员挥手告别。此时，他的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尽管撤离可以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但是他们何日得以返回却是悬在他心头的一个疑问。此刻，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邵云环也正同她的儿子挥手惜别，目送他远离这个炮火随时横飞的国家。

下午4点左右，使馆车辆离开南斯拉夫国境……5点，车辆到达罗马尼亚的一个边境城市……晚上8点15分，贝尔格莱德上空响起空袭警报……潘占林坐在使馆的传达室里，细细地盘算着，神态凝重。终于在8点30分，包括外交官和司机在内的护送人员安全返回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警报响起后，街上的行人都匆匆赶回家中，商贩们也提前收摊。在商店橱窗的电视前，一些人正在收看北约空袭的新闻。不一会儿，潘占林就听到了“轰隆、轰隆”的爆炸声。突然间，烟云火光冲天而起。此时，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军用机场已经遭到轰炸。

大约晚上12点，潘占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官邸。正当他静下心来整理思绪时，电话铃响了。他忐忑不安地拿起话筒——

“爸，今年是1999年，你又是9月9日生日，这么多9碰在一起，不吉利，你得多加小心……”电话的那头，从来不掉眼泪的儿子声音已经哽咽，“炸弹是不长眼睛的，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潘占林说了些宽慰的话，让他放心。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感到惊奇。知道官邸外线电话的人不多，而且轰炸开始后一切有线联系手段都已断绝，外面很难打进电话来。在国外工作多年的他和申雪茹也从未接到过儿子的电话，平日里都是夫妇俩给他打电话。而为了打通这个电话，儿子试了一晚上。

“使馆人员两年休一次假，平时有空写信，当时没有电邮、短信这些东西。”谈起驻外岁月，潘占林笑了笑，接着说，“就这样，当时就是背井离乡。”儿子倒也从来没跟父亲说过抱怨的话。令潘占林庆幸的是，在儿子成长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并没有缺席。“他从六年级到中学，中学考大学的时候，我都在家。”

小时候，儿子崇拜夫妻俩的职业，还说长大后自己也想当外交官。等到儿子懂事了，潘占林却被告知：“你们这个管的太严，什么都得汇报，不想做这个……”

“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很纠结的，”潘占林说，“但当时因为有需要，有热情，一天大堆文件，有使命感！”

一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入侵行动已经展开。而“使命”二字，如同照亮贝尔格莱德夜空的炮火，在黑暗的时刻迸发出耀眼而炽热的光。

夜莺·火球

从3月24日到6月10日，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轰炸一共持续了78天。

也有那么几天，飞机不飞，导弹不投。在一个雨后的夜晚，潘占林正在使馆院子里散步。忽然，从树丛里，传来了夜莺婉转的歌声。

这让他不由地回忆起孩提时代偶然听到的果戈理的配乐小说《五月之夜》。在《战火中的外交官》一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在那月色溶溶的夜里，树影轻轻摇曳，小河在如银的月光里波纹微漾，清丽的夜莺的歌声，有时激越高亢，有时婉转低回，有时似悠扬的赞歌，有时似深情的倾诉，有时似如梦如幻的浅吟低唱。歌声在这光与影的交辉中回荡，和夜色汇成奇异曼妙的交响乐。”

“我被震撼了，”他说，“第一次感到文学的魅力是如此强劲，它有摄人灵魂的力量。”

80年代初，潘占林还在苏联使馆工作。也是在一个春日的深夜里，他拖着满身的疲惫，从办公室来到使馆的院子里散步。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夜莺的鸣啭。夜莺的歌声“仿佛一双神奇的手，轻轻地拂去疲劳”，潘占林顿觉浑身轻松了不少。后来，他和几位同事还用录音机把夜莺的鸣啭录下来，在空闲时播放。有一次，就在杨守正大使宴请宾客的时候，孔雀厅里突然响起了夜莺的鸣啭。客人们不禁感到疑惑。得知个中奥秘时，大家都会心地笑了，齐声称赞杨大使的“奇思妙想”。

而此刻，潘占林却感觉到夜莺的鸣啭和以往有所不同了：“这声音断断续续，带着颤栗，带着胆怯，昔日欢乐流畅的旋律变了调，鸣啭中带着某种悲怆，也似带着对这个莫名其妙世界的思索，带着对人们遭遇的怜悯。”

潘占林不仅听到了夜莺的颤栗，更看到了人心的悲怆，以及悲怆背后的希冀。走在大街上，他看到人们的脸上少了笑容，蒙上了阴雨的寂寥。他看到集市上尽管秩序如常，却已经没有欢声笑语。他还看到，到市场上买菜的妇女们不忘买上一束丁香花带回家里。

“夜莺在炮火间隙中鸣啭，它用歌声，企盼和平，企盼爱情，企盼幸福……”潘占林发出这样的感叹。

使馆的同志们逐渐对轰炸习以为常，有的甚至想观摩一番。每当轰炸开始，南斯拉夫防空部队开始打炮，大家便纷纷向楼上跑。潘占林始终记得这样的画面：北约的战机在高空中犹如一颗飞速划过的流星，而南联盟防空的炮火酷似从地面向高空飞腾的小火球；小火球接二连三地奔向那颗流星，但始终达不到流星的高度；小火球纷纷陨落，流星继续向既定目标飞行。不一会儿，他看到飞机投弹爆炸产生的火光和烟尘，同时伴随着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楼顶的“观战”像这样持续了数次。直到有一次，一枚巡航导弹从低空曳着火光呼啸掠过，仿佛就在头顶，在场的馆员纷纷卧倒。从那以后，潘占林要求馆员不得到楼顶“观战”，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由炮火点缀的夜空是险恶的华丽。谁能想到，这个捣乱楼顶“观战”的巡航导弹意味着什么？谁又能想到，堂堂世界大国的使馆会遭到至少五枚导弹从不同方位的直接轰炸？

1999年5月7日，星期五。当地时间晚上11时45分左右，至少五枚近一吨重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导弹划过漆黑的夜空，穿透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并夺去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夫人朱颖三条年轻的生命。

导弹撞击使馆的那一刻，潘占林在床上被颠了起来。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的响声。“天崩地裂，地动山摇，”他说，“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个二层楼的官邸都摇晃起来。”邵云环的丈夫曹荣飞眼睛受了重伤，满脸是血。慌乱间，他无力寻觅妻子的下落。厨师老王直接被震到了床下，直到他回国检查身体时，才发现断了三根肋骨。这一晚，使馆一片狼藉，有20多人在轰炸中受伤。

也许是由于平静之下的忧思、偶然之中的必然，如果不是因为当晚潘占林的一句话，恐怕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发生。

自开战那天起，从早到晚的轰炸让整个使馆感到无比压抑。有的馆员甚至出现了“轰炸综合症”，白天工作累，晚上又睡不着。潘占林鼓励大家说：“人家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们照样也可以。”战争期间，他经常冒着炮火出去拜会南斯拉夫官员以及别国大使。

馆员们先前虽然没有预料到会有生命危险，但心里还是有些担心。他们外出采购食品、蔬菜，也时常遇到轰炸。断电、断水给使馆的运转带来了挑战。虽然有发电机，但为了节省柴油，使馆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电。为了应对经常停水的情况，大家把大盆小罐都储满水，并且尽量减少洗澡的次数。在高强度的轰炸之下，他们也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使馆那间有一半窗户暴露在地上的地下室一度成了使馆的防空洞。每次警报响起后，他们就带着书报、案卷，来到地下室继续工作。有的人还在地下室放置铺板，随时准备在那里过夜。

5月7日晚上，有二十余人在俱乐部，也就是地下室的食堂里休息、娱乐。他们或打台球，或玩牌，或下棋，或玩麻将。正当大伙兴趣正浓时，灯突然熄灭了。大家打着手电筒，陆续从俱乐部走出来。

潘占林正在院子里散步。这时，研究室主任王辅国走过来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嘛关掉发电机？”

潘占林看了一下表，已经11点15分。他对大伙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大使发话后，馆员们聊了几句，而后纷纷散去。

潘占林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就回到了大使官邸。他点燃一根蜡烛，坐在床上，翻开一本书……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这时，使馆大楼已是浓烟四起，烈火熊熊。

潘占林的心情震惊，沉重，焦急。外交部领导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

他站到使馆大楼前，透过冒烟的窗口，对楼里正在寻找出口的馆员们高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要镇静。”

大约凌晨5点，馆员们迁至凯越旅馆。潘占林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

他还来不及给家里打电话。此时，国内已经弥漫着莫大的悲痛与愤慨。

5月17日上午，潘占林带领坚守岗位的使馆工作人员来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公楼前。断壁残垣前，他们衣冠整齐，站成一排，升起五星红旗。

友谊无国界，和平须珍惜

炮火无情，九死一生。潘占林的外交生涯显得尤为惊险，但他却反复强调两点。首先，外交工作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其次，无论在哪里，外交工作都有其共性。具体来说，一是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二是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苏联使馆工作的十余年里，他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友好、紧张和对峙。这段经历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友好睦邻关系和战略协作关系对两国人民是最有利的。而南斯拉夫的劫难更令他无比珍惜和平与友谊。

潘占林认为，尽管外交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但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成功的访问可以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这就像走亲戚，”他说，“经常来往的话了解比较多，关系会密切一些。”

到如今，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卡耶夫已逃至俄罗斯避难，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死在荷兰海牙监狱里，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也卸任了……以往身居高位的各国领导人各有不用的结局。在这些国家担任大使期间，潘占林都尽力地与他们交朋友。

他对吉尔吉斯斯的“中国通”叶辛钦佩有加。叶辛曾担任吉尔吉斯东干人协会的主席、前总统阿卡耶夫时期第一届议会的议员以及中国问题的经济顾问。他出生在中国，后移居到吉尔吉斯。多才多艺的叶辛还是吉尔吉斯国家歌剧芭蕾舞剧院的院长。他小时候在中国学过武术，还是散打九段。所以，在吉国电影的武打场面里见到叶辛的身影也就不稀奇了……

提起印象中最有个性的朋友，潘占林首先就想到了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他对这位生于1923年的政坛“常青树”的印象是，“头脑清楚”“开明”“讲话很少拿稿”“对人很热情，尤其对中国人很友好”。佩雷斯经常接见来自中国的访问代表团。2003年11月，潘占林从以色列离任回国前，佩雷斯还代表以中友协为他饯行。在巴以问题上，佩雷斯是倾向以土地换和平的和解代表。

他和今年七月刚去世的以中友协主席泰迪•考夫曼互称“老乡”。考夫曼是出生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于以色列建国初期回归，是以中友好协会的创建者之一。逢年过节，潘占林和他都会互通打电话。最近，他正准备撰文怀念这位老者。

今年夏天，北京遭遇特大暴雨袭击。一位以色列朋友曾经给潘占林打来电话问，“你有事没事？”在潘占林看来，平等待人、不居高临下就是朋友，而文化间的交流也是一样的。

                图22003年11月13日，潘占林大使拜会以色列总理沙龙。

他曾在耶路撒冷老城流连忘返。这方面积仅为0.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集了世界三大宗教文明的源泉。这里有犹太教的圣殿山及其西墙，基督教的圣墓教堂，以及伊斯兰教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整个耶路撒冷旧城由4个区域构成：穆斯林区、基督徒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在这里体验宗教文化，就像走了不少世纪的路。”潘占林说，“尊重和了解每个宗教，到当地就尊重当地的文化。”

谈及中外交流，潘占林言简意赅地说：“百闻不如一见。”据他了解，在以色列有一些年轻的退伍军人拿到复员费便来中国旅行。有的在中国呆上两个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玩个遍，而文化间的偏见往往就在交谈和旅行间消弭了。

他认为，有人提起“文明的冲突”，是因为世界上尚有一些不太文明的国家在制造冲突。潘占林说：“世界上各种文明都是有差异的，但都可以求同存异，和平相处。”

只有亲历过战争的人，才会真正认识到和平的可贵；只有在战争条件下生活过的人，才刻骨铭心地知道和平是什么，而战争又意味着什么。

在潘占林大使的心里，夜莺的鸣啭也许不再天真悠扬，但经炮火洗礼之后，它的歌声会愈加高亢，即使带着颤栗，即使隐痛尚未褪去。

结语

笔者：“在您去过的国家当中，您最留恋的是哪个？”

潘占林：“最留恋是自己的国家。”

笔者：“外交生涯带给您个人的收获是什么？”

潘占林：“了解外部世界，同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

简介：1942年农历重阳节，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曾先后三次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经历了“八一九事件”和苏联巨变。历任我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南斯拉夫和以色列大使。曾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挚爱文学，也关心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