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行最，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校友。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秘书长。

11月的一个下午，笔者来到了位于双榆树东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栋朴素不起眼的建筑里，我有幸采访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王行最先生，他是北外84级英语系毕业的校友。他在百忙之中特意抽出一下午的时间专门接受我的采访，提前发去的采访提纲也已经被他打印出来，上面已有标注。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们从84年的北外聊到现在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时光的河入海流，也在这位校友身上留下了许多痕迹，许多令人回味的回忆。

北外生活

当被问起当年北外的面貌时，他回忆道：“当时东西两院之间还没有桥，英语系在歌德学院那块儿（原行政楼）。原来的三个食堂是平房，现在都在一栋楼里了。”他说，他们当时的校长是王福祥，学俄语的，一表人才，讲话也很有煽动性：“北外毕业以后都被分到外交部、新华社、联合国等机构。”这番话令他们“热血沸腾”。

学习生活有苦有甜，四年的学习生活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起在北外的收获，他说道：“有这么几点收获我觉得挺深刻的。第一，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我当年刚入学的时候压力很大，但是因为学校的学风特别好，我们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当时有这么个段子：北大的牌子清华的汉，北外的姑娘师大的饭，人大的混混满街转。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北外确实是做学问的地方。第二，自由思想，没有框框。北外给了我一种思考问题和认识世界的框架。我现在称之为国际视野。北外的学生基本功好，眼界比较开阔。只要别把自己太不当回事，到一个单位里面绝对是中流砥柱。”

说起北外的学生名声在外，他一脸的骄傲：“北外的学生给外界的印象都是非常好的，大家一直觉得北外毕业的都是基本功扎实，综合素质很高。”

刚入校时他的压力很大，因为高中学的是聋哑英语，只会考试，不会说。记得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挺艰难的，不仅有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适应过程，也有一个从家乡话到普通话的适应过程。“但是我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学习成绩啊排名啊都慢慢从后往前提高。”说起那段难忘的学习经历，他的眼里满是自信和坚定。“我们宿舍当时在84级英语系算是一个有点“各色”的宿舍，大家都中规中矩的，也不逃课，都是正常的生活方式：早上六点起，打乒乓球、跑步、吃饭、上课。没想过逃课，在图书馆里呆的时间比较多。也都没觉得苦，挺好的。“

七十年校庆的时候王行最校友回来了好几次，同学聚会也办了几次。现在他的同学在国内国外、各行各业的都有。说起北外，满满的都是回忆，对母校的那份感情，“尽管十年五年不回去，但是一想起来心里还是觉得很亲切“。

有关职业，有关公益

当年的他也曾经在读书和工作之间挣扎过，“考研和留校在我们那一届之前比较流行，后来到我们的时候比较务实，觉得尽快找工作，越早找越好。当时我考研的书都看了一半儿了，后来就务实，去找工作，就去农业部了。“在农业部国际司做翻译，一做就是8年。后来一路到了翻译的塔尖儿——农业部首席翻译，“但做翻译总是有顶的”。1994年，他接触到当时国务院扶贫办的两个副主任，当时他们在准备世界银行项目，到了关键期，需要翻译。之前的翻译是请一个被开一个，因为世行那帮人80年代初期就在中国，他们听得懂你翻得好不好，但是自己讲不出来，所以翻译没法蒙。“所以当时就找到我，他们觉得我翻得还不错”，当时的国务院扶贫办的主任认准了他“翻得好”。“我在94-96年两年里是外援而不是正式成员，直到96年被正式调入”。

“我过来不是为了以后当还是不当翻译，而是进入专业的项目管理的领域”。当时一共有三个扶贫项目：西南地区，秦巴地区（秦岭大巴山）还有西部扶贫。一共涉及到9个省，100个县，总投资100个亿。整个项目的准备、评估、谈判、启动、实施、管理、检测、评价，他都全过程参与了。“不是我主导，而是作为别人的助手来开展工作”。

“公益？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他说，当时的能称得上公益的也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献血，植树，大扫除，最多就是“做好事儿”。80年代初期的中国没有公益这个概念，而现在公益在中国也是弱势和边缘化的概念。

后来项目周期也慢慢往下走，这时候他遇到了“贵人”——何道峰，当时中央让他去管扶贫基金会。那时候的扶贫基金会是“官办的非政府组织”—— governmental operated NGO。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退下来以后，凭借自己的德和望，凭着自己对老百姓和革命老区的感情做事。因为他们本身是政府的高级官员，所以基金会有着很浓厚的官方背景。基金会的行事方式是行政化的，机关的管理方式，缺乏现代慈善的专业性和规范性。90年代末期，这种管理方式遇到危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主要是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钱的管理也不明确，所以当时中央派何道峰去管基金会。“他是企业家，也是经济学家，充满了改革的冲动，99年的时候他进来改革，那时候他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做。因为我认可他这个人，所以就答应他，2001年正式过来基金会工作”。至于改革，“我们一共做了四件大事：体制改革——去行政化改革；打造专业化的团队；做了一系列的品牌项目，比如“母婴平安”、“筑巢项目”等；完善规章制度。5年后基金会的发展就超越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及之后的抗震救灾行动，已经成为中国公益事业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后来被称为中国的“公益元年“。这也是基金会的一次“大练兵”，“当时我们基金会对于四川地震的反应很快，5月12号联合新浪网就启动了紧急响应机制，当晚筹了1000多万；整个抗震救灾的规模很大，一共筹了4亿8000多万，将近5个亿；项目贴近一线，你问我现在还有人在那儿没，早都撤了。当时我们专门有一拨人在德阳成立办公室坚持了近3年半，去年撤回来。一直在做的是小额信贷项目，选择了三个重灾区，什邡、绵竹和德阳，这个是永续的。这个现在滚动之后的总额是一亿三，帮了4600户受灾户，帮他们进行房屋重建，产业恢复。”说起这些成就，他起身从书柜里拿出了一摞书。后来中国扶贫基金会请专家来做总结，一共7本书，这恐怕是官方也难以达到的数字，可是他们就这么做到了。

2010年西南大旱，对于福建商人曹德旺的“史上最苛刻捐款”，他当时非常坚决地说“这活儿，接了。”从一开始的谈判到后来的管理，从准备到策划到实施，期间费心费力自是不言而喻。当被问到当时是如何考虑的时候，他说：“这件事儿里最有意义的是两个部分：问责和响应问责”。当时所谓的苛刻有四：差错率不能超过1%；管理费是捐款总额（2个亿）的3%；要在11月底以前全部完成，否则就收回款项；差错率不能超过1%，如有超过就要按30倍赔付。“也就是说要给10万户受灾群众发钱，每户2000，不能发偏了。他（曹德旺）的要求是不能发给当官的和有钱的，如果后来检查的时候发现100户里有两户不符合条件，就是超过了1%的差错率，就要按30倍赔付给他“。

“这是中国公益领域的第一份对赌协议”。他说，“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敢接，我能响应问责。“后来基金会对这两个条件做了17项具体的描述，总体原则是对符合条件的村整村覆盖，如果又发现不合标准的再按照这17条去核对。“我能做这个事情不是偶然，并不是因为这个项目才开始搞这个”。谈到这件事情对于如今全民公益的意义时，他说公益机构的公信力建设取决于两点：执行力和透明度，“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公募基金会，以后的发展是要基于普通大众的，这个基础是稳定的。”至于全民公益，“只要人们都有公民意识，公益意识和志愿精神，那这个社会肯定是和谐的。当你在做公益的时候你会想，别人需要什么，你能帮助别人什么。关心遥远山区的人们的生活，你的境界会很不一样”。

从2001年到2012年，将近12年的公益生涯，说起这些年的成长和磨练，他想了想说“有三点吧，首先在这里可以收获个人成长，个人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事业可以做成无限大，帮的人可以很多；再就是团队，有心灵自由，以基金会的使命导向做事，整个气氛和环境都是我喜欢的“。而一直不变的就是那份对公益事业的热爱，“公益的事情是一辈子的事儿”。

简单生活，寄语北外

空闲的时候他会陪家人，一起旅游，“旅游爬山什么的一直都做的挺好”。周末陪孩子上学，“咱们就是能玩就玩儿”。说起退休后的生活，他想等有空以后到处走走看看，“以国内为主，还是亲近大自然吧“。

对于北外的孩子们，对这些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他语重心长地说：“两点吧，心怀理想和脚踏实地。四年时光很快过去，北外可以提供未来职业发展的硬功夫，一定要用好这几年。北外的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基本功都非常硬，国际性思维恐怕是在别的学校得不到的。一定要珍惜，别晃悠。这是脚踏实地。而心怀理想呢，就是做人总是要有理想，并不是仅仅是为了挣钱把小日子过好，当然这也是理想。我很赞同冯仑说的：做事业，捎带赚钱。反了往往赚不到钱。理想是什么？目标和价值观。看你追求什么东西，通过未来十年二十年，我想做成什么事情。只要做成，就肯定有钱。但是话说回来，一定要利用好光阴，好好过这四年“。

后记

采访结束以后，王会长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办公区，最后到有中国扶贫基金会LOGO的墙那里合影。等笔者刚回到学校，照片就已经发到邮箱，可见其效率和行动力。心怀理想，脚踏实地，这八个字是这位大学长对我们北外学子的叮嘱和期望，也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如今，他已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并且，永不止步。

                                                              文/苏瑛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