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北外人物 > 校友风采 > 正文

将心比“芯” 走好集成电“路” ——访朱贻玮校友

【来源: | 发布日期:2021-11-30 】

人物简介:

朱贻玮,1955年至1957年在我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原理事,北京燕东微电子公司原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3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毕业,曾参与我国第一台第三代电子计算机所用集成电路的研发工作和我国第一家半导体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北京国营东光电工厂的创立,相继担任该厂的副总工程师和副厂长,并兼任北京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集成电路主管。著有《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论述文集》、《集成电路产业50年回眸》。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似乎老照片也变得温润起来,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泛黄的岁月中......

八年本科,从北外到清华学堂

经过保送生的考试和严格的政治审查,1955年9月朱贻玮进入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留苏预备部学习。初中、高中校内外的俄语学习为他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使他成为当年两千四百人中的佼佼者之一,能够在最高级班继续学习俄语,以备随时外派去苏联学习。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我国每年都会向苏联派去大批优秀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北京俄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代表国家留苏的这些精英们,不止有着过硬的语言基础,而且有着非常强的语言学习能力。他们带着国家的希望,远赴苏联去学习先进科技与文化,为的是归来后把所学知识奉献给国家。在被国家选中受国家培养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就与国家的发展紧紧绑在一起了。

在俄语学院学习的两年,朱贻玮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时至今日,尽管这份感情里有过淡淡的沧桑,却依旧美丽。原本朱贻玮这一届的留苏预备人才计划在俄院研修一年后出国,但正值赫鲁晓夫上台,在苏共二十大会议后,中苏的友好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我国因此减少了当年外派苏联的人员。而朱贻玮这个班有七人留在国内再学一年,因俄语水平插入到翻译专修科毕业班,与他们一起上翻译专修课。这七个人的感情也在时间的积累中越来越深,形成了一个精英荟萃的小集体。然而这一年结束后,苏联修正主义盛行,周总理决定取消当年向苏派送留学生的计划。即使不留苏学习,他们的语言水平依旧很高,甚至超过当年毕业专修生的水准。此时国家给了他们两个选择:一是直接工作,当老师或者翻译;二是自由选择大学和专业,再读理工科本科。七个人一致选择了继续读大学,一个去北大,三个去清华,三个去北航,其中朱贻玮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理工科。在中学期间他的成绩十分优秀,六门课里有三四门经常是满分,其他科目也在95分以上(100分制)。

1956年,经过几年的恢复建设,新中国的工业逐步走上正轨。但电子工业在当时的中国基本还是一片空白。为此,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战略,根据国外产业发展的进程,国务院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显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半导体等新兴产业的决心。然而当时中国在这些领域存在大量专业空白,急缺相关人才。原子能、半导体以及航空等的一些相关专业才刚刚成立。抱着探索新领域的想法,朱贻玮在清华学完基础课后填报分配到半导体专业。

由文科性思维一下子跳跃到理科性思维,每个人都会经历一定的困难期,朱贻玮也不例外。在俄语学院两年,朱贻玮对于理科领域知识涉及比较少。两年的俄语学习使他的文科性思维得到了强化,而缺乏理科性思维的锻炼。所以刚开始学半导体专业的时候比当时的应届生要困难许多。而清华当时的校长为了培养更加精、尖、优的半导体等专业人才,把本科延长到了六年。也因此,兜兜转转,朱贻玮凭借不懈的努力,花了六年的时间啃下了半导体专业这块硬骨头。

大学时期的教育对人影响深远,大学时期培养的习惯也影响人的一生。大学时代养成的踏实、勤奋的习惯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次又一次攻克技术难关,胜任组织领导工作,不懈寻求创业资金,克服万难把集成电路搞上去。朱贻玮是一位实干家,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与不懈的努力逼退一切困难。

将心比“芯” 从小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

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中国集成电路原本也是一片空白,有了一代代鞠躬尽瘁的科学先驱们一步步艰难的开拓,才有了今天的繁荣。而朱贻玮就是这先驱中的重要一员。

朱贻玮是1963年的毕业生,是清华为国家半导体专业培养的第三批毕业生,组织分配进入工厂进行研发的一批技术人才之一。朱贻玮目睹并参与了中国电子器件行业从第一代电子管、第二代半导体晶体管到第三代固体电路(即半导体集成电路IC)、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LSI的发展,并且为中国第一家半导体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北京国营东光电工厂的创立贡献良多。

毕业当初,朱贻玮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工作,从基层干起。开始时在十车间高频晶体管工段劳动锻炼,由他们车间制造的晶体管装配的收音机音质很好。经过技术员严文义的协助,朱贻玮成功在生产上用拉丝代替了原来的扎球老工艺,提高了电极引线的可靠性。1964年被调到十车间试制组,和同事们一起自制了高温扩散炉和温度自动控制装置,从事硼扩散工艺,研制平面型晶体管。1965年,工厂扩建,十车间改为十分厂,试制组改为试验室。同年6月,朱贻玮被任命参与研制第三代电子器件—--半导体集成电路。后担任固体电路大组长,负责整条研制线的技术组织工作。1966年至1967年间由朱贻玮参与研制的集成电路被运用到我国自己研制的首批第三代电子计算机之中,该机器在内部军工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展出。

生产力的落后与大量的市场需求要求我国有更多的生产线和更先进的技术。

为加速发展集成电路行业,当时四机部决定建设一批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北京国营东光电工厂应运而生,它是我国第一家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1968年,朱贻玮曾参加东光电工厂的筹备建厂工作,后一路从技术员到技术科副科长、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到副厂长。在东光厂近二十年期间组织厂里开展新产品和中、大规模集成电路试制工作及生产产品技术管理工作。

一方面是资金投入的不足,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当年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得曲折又缓慢。朱贻玮把集成电路的特点总结为“三高”:高科技、高投资、高风险。电子行业的“心脏”就是集成电路芯片。当年我们的芯片制造技术是靠查阅外国专利、科技杂志,学习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和研究外国芯片一步步积累的。公开发表的专利不会把核心技术公之于众,仅仅凭借芯片的外观也不能了解到制造的技术和参数标准。朱贻玮和同事们就只能依靠这些和不停的工业实践来发展半导体技术。

十年磨炼一剑坚持才能胜利

上面的小标题是朱贻玮的新书《集成电路产业50年回眸》里的句子,可能也是朱贻玮对创立燕东岁月的内心写照。

国家“七五”集成电路行业发展规划要建设南北两个基地,加西北一点。南方在上海,要建贝岭公司;北方在北京,要建燕东公司。在当年的条件下,燕东的建立困难重重。资金与厂房、设备、技术的困难相比,资金缺乏是最严重的。没有钱,就没有厂房和设备。首钢曾承诺对燕东投资,但后来不但没有解决燕东的资金问题,反而耽误了燕东两年的发展时间。技术的发展与革新日新月异,两年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令人心惊。此时燕东已不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半导体企业。从建厂初期,担任副总经理的朱贻玮就为筹集资金找过北京市领导,找过市财政部门,也找过市投资公司和市工商银行。最后他的决心和诚意打动了四机部财务司领导,燕东才终于有了第一笔经费,紧接着北京市各单位相继对燕东投资。就这样千辛万苦,燕东花了五年建成厂房,四年引进设备。这期间朱贻玮参与了无数次谈判为燕东争取资金,组织和参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为工厂的发展做决策。1996年6月底,燕东四英寸芯片线项目一切就绪接受国家验收。

燕东是朱贻玮和战友们一手参与建立起来的,在今天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后来全国重点支持的五个集成电路重点企业中有两家因激烈的竞争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退出了芯片制造行列。“当年位于国家五个重点集成电路企业之外的燕东能活到今天,还发展得这么好,我也就问心无愧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做任何事,只要坚持,最终总会成功的!”这是他对往事的感言。

功成身退初心依旧

燕东1996年6月底验收后,朱贻玮1997年2月满60足岁就退休了,成了社会的“自由电子”。没来得及在退休前取得正高级技术职称,朱贻玮在1997年底才被授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贻玮提到,我国是世界上电子整机装配大国,而芯片则主要依赖进口。目前国内自主设计制造的集成电路只能满足国内百分之二十七的需求,四块集成电路里只有一块是中国自己的,高精尖技术的芯片都是买的国外的。进口芯片是国家外汇的最大消耗之一,与石油轮流占到第一位和第二位。他退休时的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仅是台湾的十分之一。他退休后虽身在业外,仍心系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致力于联系两岸半导体集成电路业者,协助大陆发展半导体产业。1997年5月底赴台湾参加“两岸半导体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研讨会”后,陪同台湾企业参观访问大陆企业,并参与两岸的合作交流。之后推动无锡华晶与海外上华合作项目达成,使华晶引进的五英寸和六英寸MOS工艺线走上代工道路。后又参与台湾团队协助清华五英寸工艺线投入运行以及宁波中纬公司六英寸线的筹建运行工作。“现在我国对半导体产业特别重视,国家‘大基金’为行业要投入一千四百亿元,我们大陆预计明年将建设十条十二英寸芯片生产线。在芯片业上,英特尔是老大,三星的存储器也世界闻名,我们要努力追赶他们。”

对半导体人才的培养,朱贻玮也记挂于心。曾向清华的半导体专业提出让学生从课堂走到生产线,把课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加强操作能力和对技术知识掌握的建言。

对当代大学生朱贻玮提出了以下建议:“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那一辈有个性,有想法,在技术创新上很有潜力。但往往爱‘仰望星空’,难以‘脚踏实地’。从基层的工作做起,积累了实力,提高了能力,才能在更高的位置做得踏实,做得更好。在北京电子管厂五年的基层工作锻炼,使我在后来能够胜任副总工程师的技术领导工作。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也让我在担任管理职位时不会感觉脚底虚,而是有经验实力做支撑的。”

纵观朱贻玮几十年的学业和工作历程,朱贻玮所学所做之事都与国家的建设发展息息相关。从学俄语预备留苏到为我国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奉献全部,国家所需要的便是他这样的人才。有像朱贻玮这样一批科技工作者们前赴后继地为国家无私奉献,国家向科技强国进军的目标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