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国斌，资深外交官，前中国驻法国斯堡总领事，驻法国留尼汪首任总领事，先后在国内外交部非洲司、办公厅、礼宾司、钓鱼台国宾馆、领事司任职，也曾在国外6个使领馆工作。1977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曾留学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多边外交。在非洲常驻八年、法国常驻十一年。曾去过140多个国家，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30余国。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常有描写各国风土人情及外交故事的文字见诸报端。著有《礼赢天下》、《足迹》等著作。

见到张国斌，是在中国电建大厦一层的平价咖啡厅里。虽然已经退休，但他仍然是风尘仆仆地赶来，因为之后还要会见日本来客，所以他身穿西装，显得精神而利落。

这个出访过上百个国家，经历过国际上的纵横捭阖，并将大半生都奉献给中国外交事业的外交官，笑意盈盈地分享着他的故事，一点也没有架子。

“四块钱打天下”

张国斌出生在山西襄垣的一个农村家庭，14岁中学毕业进入山西省电子工业局下的一个工厂工作。

1973年张国斌17岁，当时国家外语人才稀缺，因此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山西省电子工业局也被分配了一个名额。在激烈的选拔中，张国斌经过推举、政审、考试等许多流程，终于如愿以偿，迈进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门，并选择学习法语。

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年轻的张国斌怀揣着对未来的希冀，背着背包，带着两个碗一个脸盆，先从厂里坐汽车到了平遥，从平遥坐火车到了太原，最后再从太原坐火车来到北京，一路辗转花了两天的时间。他回忆说，当时有人见他站在车厢里还背着繁重的包裹，还问他怎么不托运。他回忆时笑称：“那时的他连什么是‘托运’都不知道。”

就这样，他来到了北京。那时张国斌兜里只有四元钱，“我是四元钱打天下。”他笑着说。

17岁的张国斌坐在接新生归校的车上，一路上，经过了天安门，见着了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心情激动。“当时我掐了一下大腿，觉得疼，我才知道，哦，这是真的。”

因为张国斌的法语是零基础，初至北外的他成绩往往倒数，再加上自己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视野和见识与城里孩子相比还是不同的，所以他时常会有自卑的感觉。可他勤勉努力，课前充分预习，课后秉烛夜读。据他回忆，他曾练小舌音练到嗓子出血，也曾为了学会使用打字机在周末将自己关在了教室，训练了近二十四个小时。

渐渐地，他找到了自信，也慢慢融入了班级集体并且在1977年以较为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

“从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份报纸开始的外交生涯”

1997年，张国斌进入外交部非洲司，当上一名科员。“刚开始是剪贴报纸，我的外交生涯就是从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份报纸开始的。”

能够进入外交部，张国斌感触很多:“这是北外带给我的人生的转变，如果没有北外，我不可能从一个懵懂无知，什么都不懂的人转变成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一个对历史，政治，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人。”在他幼时的记忆里，知晓县城周围几十里地发生的事情的人便是很有学问了，而进入外交部，他要知晓的，是整个浩瀚的世界。

在非洲司工作半个多月后，他受命给领导人当翻译，生平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灯火璀璨。我拾级而上，走到台阶中央，又掐了下大腿，这是我人生第二次掐大腿。”说到这里，他爽朗地笑了，而后顿了顿，认真地说，“很骄傲！”

之后的外交生涯里，张国斌处于不停的职务调动中，曾先后在外交部非洲司、办公厅、礼宾司、钓鱼台国宾馆、领事司任职。

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期间，张国斌主要负责各国领导人的接待，对接待时的一切细枝末节都要考虑周全，这一段工作经历丰富了他礼宾礼仪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让他形成了对礼仪的深刻理解。

随后在法国大使馆工作的几年里，张国斌接待了无数的代表团，期间，他遇到过不少欠缺外交礼仪知识的人，这更加激发了他传播礼仪知识的愿望。于是，他总结了工作经历中习得的礼宾礼仪知识，将其推及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先后形成了《亮出最好的自己》、《外交官说礼仪》和《礼赢天下》等几本礼仪著作。“其实人走的每一步里面都有礼仪在指导着你，学生、干部、企业家其实都需要礼仪的培训。一些人不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很多东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二，不知其三’。礼仪无小事，所谓礼仪就是善于约束自己，克制自己和表现自己。”随后，怀着对母校深厚感情的张国斌，在母校周年庆典之际捐赠了600册《礼赢天下》，以便更好地为同学们普及礼仪知识，提升个人素质，06年《足迹》问世后也曾经为母校捐赠了100册。

张国斌笑说，这几本总结工作经验和见闻写成的书让自己“从一个绝对没想过做专家的人做了一个专家。”因此，张国斌还时常会回到母校进行讲座，帮助同学们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世界，把握未来。

在马赛总领馆工作期间，张国斌负责摩纳哥的双边工作。当时摩纳哥王储应邀访华，想要提前了解一下关于中国的礼仪，于是邀请张国斌去为摩纳哥现在的国王，当时的王储阿尔贝二世讲解中国的礼仪文化，在友好的交流与学习中，张国斌和阿尔贝二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08年张国斌受国王邀请前去摩纳哥，在拜见国王时，国王表示，中国好像没有介绍摩纳哥的书，于是张国斌萌生了写书介绍摩纳哥的想法。之后的一年里，在工作之余，他充分利用时间，写成了《皇家赌城》这本书。

今年张国斌61岁，已经退休。在本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他毅然选择奋斗在公共外交的前沿。目前，张国斌担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一职。察哈尔学会是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的、独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通过和对方民间组织的接触来赢得对方政府的信任，同时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决策。在萨德入韩后，中国和韩国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官方联系，而察哈尔学会在此期间接待了很多韩国从民间到政届的代表团，也曾多次组织国内代表团赴韩国访问，同韩国各界进行接触，利用民间的形式做好公共外交，促进了和韩国各界组织的沟通与交流。

外交事务之外，张国斌还常常受邀讲课。“张老师特别忙，”他身旁的助理郎亚娇微笑着说，“去年一段时间课程安排得特别紧，在一次出差时期，张老师五天飞了六个城市。这边刚讲完，又去其他的企业、学校，和一些政府机构去讲课，没有时间休息，我们都很佩服他，也很心疼他。”

“老一辈外交家的情怀”

2002年，张国斌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担任参赞，是吴建民大使的助手。因为协调和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国际展览局的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所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就变成了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最前线。

“1993年申办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是失败的，失败的地点在摩纳哥；2002年申办2010年的世博会的终点，也是在摩纳哥。当时我们很担心，在同样一个国家，同样的饭店，是不是失败会再次降临。”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世界博览会开展15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过，外界对中国也存有许多的偏见和质疑。

为了能成功申博，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动员全馆一百五十多位工作人员，和上海、北京方面密切配合，全力以赴投入争取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权的工作中。

申博期间张国斌格外忙碌，不仅要接待专机和代表团，还要做申博陈述。2001与2002年的两年里，他经历了四次申博陈述，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的申博进程。关于他自己的申博故事，张国斌没有多谈，只说：“申博成功得益于当时的吴建民大使。”

接下来张国斌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距申博陈述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吴建民大使受邀回到上海，观看需要在申博陈述上播放的斥巨资拍摄的宣传片，当时宣传片已经获得上海市领导的批准，但吴建民大使看到后认为宣传片的内容和方式不太符合申博的需要，于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后来领导采纳了吴大使的建议，并利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按照吴建民的要求进行重拍，几番修改，宣传片终得以展出，“最终效果非常好”。

与吴建民大使相处久了，张国斌表示，自己受他的影响很深：“从做人到学识，到为国家做公共外交这些事情，他都给我树立了很大的榜样。”

张国斌回忆说：“我陪吴建民大使参加外事活动期间，经常会有一些外国朋友给吴大使赠送礼品，但每次回到使馆后，吴大使都会交代我上交。”

吴建民这种在工作上毫无私欲的品质给了张国斌很大的触动。后来，张国斌将写《礼赢天下》所得的钱捐给了红十字会，“写书不是为了挣钱，我最基本的动力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礼仪文化。至于出名，像我的话，（出名）也就这个样子了。”他笑着补充说，“当然也因为这顺便出了点小名。”随后，是他一阵爽朗的笑声。

他的助理郎亚娇说：“跟张老师接触深了，真的体会到老一辈外交家的情怀，感受特别深的，就是他们做很多事真的不图名，只想把事给做好，给更多的人带来一些帮助。”

采访最后张国斌和记者谈起了他人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掐大腿的经历：当时他第一次坐飞机出国，去往的是红海之滨的吉布提，那时的他心潮澎湃。等到飞机降落在卡拉奇加油时，他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掐了下大腿，又感觉到了疼痛——“我出国了！”

这些场景于他而言，似乎更像是一场幻梦，但又在真实地上演着。

1973年张国斌在接受北京外国语学院老师面试的时候，将档案袋递给老师后，给老师念了几首自己从来没有发表过的诗。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会在各种外交场合用他的声音为世界叙述中国故事，让世界感受中国外交家的精神气质。

“一件事情只要你努力了，成功不成功不管他，要看过程。人生路上机会很多，你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他这样叮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