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大群，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1973级校友，曾任中国驻牙买加大使,中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常驻代表。2015年11月17日起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副庭长,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法官以及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MICT)法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特聘教授，国际仲裁法院和国际法学会成员。
2002年。海牙国际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简称ICTY，中文简称前南国际刑庭）正在审理萨布拉尼察案。萨布拉尼察这个名不经传的波黑小镇，在20世纪末由于种族灭绝事件而成了世界的焦点。当时，该镇已被联合国定为安全区，驻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于是涌入了大量的穆斯林族难民。姆拉迪奇领导的塞尔维亚族武装无视联合国的禁令，攻入小镇，将联合国450名维和人员当作人质，而且在一周内将难民营中16至60岁的男子全部杀光，成为二战后在欧洲发生的最严重的灭种族罪。案卷编号为IT-02-60T。当法官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官和明星辩护律师就像在演电影——他们唇枪舌战，相互攻讦，欲置对方于死地。
当年德国《时代》周报刊文说，这是一对“好斗的公鸡”。
其实，他们都是很能干的美国人，深受英美判例法的影响，与欧洲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法大相径庭，这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在陈述案情时一决雌雄。眼下在海牙这两大法系交汇的熔炉里，陈述与辩护的气氛再次达到沸点。
辩护人迈克尔·卡尔纳瓦什一跃而起，措词激烈，指责起诉人在萨布拉尼察大屠杀后所作的调查有失公允，没有核实一位目击证人当初提供给波斯尼亚警察的证词。
“必须让他闭嘴！”起诉人彼得·麦克洛斯基则暴跳如雷，厉声反驳：“这是蔑视法庭，没有规矩就会一塌糊涂。”……
这时候，身着红黑相间法官袍服的首席法官，双手合十，向前躬身说：“这是法庭，不是真相调查委员会。当事人双方必须尊重证人并作为法庭的同事相互尊重。坦率地说，法官对当事人的表现不满，希望诸位切记我们的忠告。但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出现，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了。”
大家循声望去，原来讲这番话的是来自中国的大法官——刘大群。
宝剑锋从磨砺出
不同的法律文化在丘吉尔广场一号——这幢从前的行政大楼里产生冲突，刘大群则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和维持和谐的信念，斡旋其间。许多人都把这位海牙的中国法官视为法庭的支柱，因为这位来自北京的国际法学家是以亚洲人的沉着、冷静和意味深长的幽默化解了无数次激烈的争执。而对刘大群来说，几乎每天的审讯工作都向他表明：法官在审理战争罪行时不能置身事外，必须秉公执法，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一个法庭的信誉并不在于它判了多少案件、判除了多少被告，而在于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包括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
荷兰海牙素有“国际法之都”的美誉，聚集着世界所有重要的司法机构，如作为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的国际法院、国际仲裁院、国际刑事法院、前南国际刑庭，以及伊朗美国求偿法院。其中，前南国际刑庭是联合国于1993年5月25日通过827号决议成立的。由于在前南地区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罪行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义愤，联合国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自成立即日起，中国政府先后推荐李浩培、王铁崖、刘大群三位国内知名法学家在这里担任法官。
李浩培和王铁崖法官都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泰斗，德高望重，但无奈年事已高，前南国际刑庭的工作又很繁重，联合国秘书长希望中国政府能推荐一名年富力强的候选人，既具有外交工作经验，能熟练运用英语或法语主持审判，又了解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专家。刘大群原为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1999年出任我国驻牙买加大使兼常驻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代表，2000年，经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担任前南国际刑庭法官，接替任期未满、因病辞职的王铁崖法官。2001年经联合国大会选举，继续当选为法官，同年任前南国际刑庭第一审判庭庭长。2004年联合国大会再次当选为前南国际刑庭法官。2005年，刘大群法官被全体法官推选为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的法官。
宝剑锋从磨砺出。刘大群所以能在众多法官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法学界的明星，无疑源于他的实力，也源于他人生成长中的磨砺、挑战与激励。
1950年9月20日，刘大群出生于北京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弟弟和妹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东莱芜县委书记、鲁中地委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刘子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任职，母亲李清玉也是个延安干部，刘大群从小就受到革命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因而铸成他果断、刚毅和从容的性格。
1964年，父亲从中央党校调任浙江工作，大群也就随之从北京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当时，他已小学毕业，遂升学于杭州市第一中学。
没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为了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群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红卫兵组织，上北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据其妹妹刘燕群介绍，当年她三哥大群每走一地，都要写一首诗，到串连结束时，写了满满一本。后来，父亲也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连同母亲一起，在五七干校“思想改造”。
于是，家里五个小孩都成了造反派眼中的“黑五类”了。
燕群女士告诉我，在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下，有人说刘大群的性格有些“不合群”。但是，她又说三哥这种看似不合群，实际上不是，而是别人去造反的时候，他总躲在家里，一门心思看书或自学，而且什么书都看，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当然看书是需要担风险的，因为有些书在当时看来都是封资修的东西。
是啊，正是刘大群读了那么多的书，从而使他的学识得到充实，即所谓“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性格上的“不合群”，却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写诗则是语言锤炼。可以这么说，所有这些都为刘大群日后当法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他自己归纳的“坐功、读功和写功”。
“文革”后期，1973年，“老三届”刘大群凭着他自学的文化功底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77年毕业后，又考取北京外交学院进修英文和国际法。
应当说，这是刘大群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进修结束，他作为学习尖子被选派到外交部工作。1978年他被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大使馆工作，这时，其父刘子正早已“解放”，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从小就富有正义感的刘大群基本将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于外交和法律上。1984年任外交部条法司处长，主管司法协助、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等事务。
1985年，刘大群受组织派遣赴美国塔夫茨（Tufts）大学弗徕彻（Fletcher）法学与外交学院深造。这是一所以美国著名大律师Fletcher捐资和命名的法学与外交学院，在美国国际法与国际关系领域声名显赫。他在那里学习国际法并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
作为中国涉外法律事务官员，刘大群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参与了联合国或区域性的国际法律会议、重要国际条约的谈判和制定工作。1998年，他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代表中国出席罗马会议，参与了创建永久性的联合国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谈判。还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从1995年起陆续主编出版了《国际组织法》、《国际法的新领域》、《联合国宪章诠释》、《国际刑法》、《国际罪行论》等著作。2007年，当选亚洲国际法学会副主席、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和国际法研究院院士。
明德慎罚
每当暮春花红柳绿之时，正是荷兰郁金香含笑怒放的季节。成千上万的世界各地游客，或乘汽车，或坐轮船，或上飞机专程赶到荷兰观花游览。因为只有在荷兰，才能看到遍野的郁金香花如彩虹覆地般的美景。
而在海牙前南国际刑庭门口，飘扬着庄严的联合国会旗。
走进刘大群法官办公室，室内的布置简单而朴素，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悬挂着的那幅中国书法：“明德慎罚”。
一般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总是先从这四个字开始的。
刘法官解释了其中的含义。他说，该词源于汉《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它代表并概括了西周统治者的刑事司法政策。“明德”，就是要广施德政，以德治国，消除引起犯罪的社会根源；“慎罚”，即进行处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为罚，一案不二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
也许大家对前南国际刑庭的米洛舍维奇案还记忆犹新。
两年前，也就是2006年底，前南刑庭在其网站上挂了一个影像短片，展示了这个刑庭拘留所的情形。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登陆该网站，并且直观米洛舍维奇度过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总统府”：单间，15平方米，有床铺，有电视，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在这个标准的监狱宿舍里，米洛舍维奇在一个夜晚与这个世界不辞而别……
世界舆论顿时哗然。
从2001年6月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海牙直至2006年3月1日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庭，近五年间，无论在法庭或狱中，在场人都目睹了米洛舍维奇在海牙的全部过程。
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的诉讼请求送到联合国，控告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前南政府和军队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实施种族清洗，还在波斯尼亚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进行大屠杀。联合国安理会遂通过决议，成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并拨出一亿多美金开展审理工作。
当时，包括米洛舍维奇在内有38名被告人关押在此。
这些人在看守所里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活动，劳动有偿。但是，对这些曾经是国家要人的在押犯来说，物质方面无所谓，失去自由、失去政治舞台才是最痛苦的。
曾做过律师的米洛舍维奇根本不承认前南国际刑庭的合法地位，所以他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把法庭指定的律师晾在一边，非要亲自辩护不可，还以管辖异议为由向荷兰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开庭时他藐视法庭，像一头雄狮怒吼，严辞厉色地指责法官。
刘大群法官认为，米洛舍维奇是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好的律师。从走进前南刑庭的那天起，他就明白自己不会以无罪之身离开。法庭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亮相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放弃。虽然他学法律出身，但毕竟主要是政治家，司法实践和专业功力不足，因此常常会在法庭上“自证其罪”。
在国内，我们通过媒体对前南战事和米洛舍维奇有一定的了解，但从实际的情况和资料看，以前的了解似乎不太全面，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境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所知不多。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南斯拉夫元首米洛舍维奇落到这步田地，令人感慨万端。
“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尽力地表演，未得善终。”刘法官说：“开庭这么多天来，没有一个国家为他说句话。实际上，把他关到这里反而是把他保护起来了，不管怎样，这里不会判死刑。”
人类不能漠视与健忘任何生命的无辜牺牲。这也许就是“明德慎罚”的主旨所在。
正义与审判
何谓正义？从法律意义上解释，正义就是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因此，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法官，正如刘大群所说：必须“主持正义，公正审判。”
正义是一把利剑。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前南国际刑庭规约》，前南刑庭的审判主要追究四类不法行为：一是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行为，二是违反国际法和习惯战争法的行为，三是种族清洗罪，四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犯罪。虽然这四类不法行为都发生在前南境内，但它同样是对国际社会人类生存共处的公然挑战，抑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而必然要受到国际司法机构的审判。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即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该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十一个国家代表组成。同年4月29日，十一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向法庭提起诉讼。5月3日法庭开庭宣读起诉书，并以无数铁的事实和罪证，对先后被逮捕的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控诉。
东京审判前后持续两年多，开庭818次，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一份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对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及在东南亚各国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无情的审判，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木户幸一等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2名甲级战犯分别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遗憾的是，战争罪魁——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却被草率放过，以致于东京审判数十年后，我们不但看不到日本当政者诚实的道歉，反而见有不少日本政员大肆为当年的罪徒招魂。
刘大群说，战后五十年，自审判战争罪犯的先驱——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之后，国际刑事机构仿佛进入了一个休眠期，国际间再没有出现国际刑事法庭。这显然跟战后国际刑事的格局密切相关，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新兴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更多地强调各自的主权，直到前南国际刑庭出现。
当今，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界格局重新组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以前南国际刑庭的出现为标志，国际司法开始进入一个活跃期。1998年，包括中国代表刘大群等在内，世界上许多法学权威聚首罗马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据此创建了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院。
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前不久，刘大群在前南国际刑庭第一审判庭担任庭长时，一个令他印象最深的案件还是审理萨布拉尼察小镇之案。其结果从指挥官姆拉迪奇到具体实施犯罪的执行者，均受到前南国际刑庭的追诉，主犯军长被判35年，师长一审被判18年，上诉后改判为9年。在前南国际刑庭中，被判最重的刑罚也只是无期徒刑。一共只起诉了161人，而前南国际刑庭每年的经费占联合国正常预算的10%。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笔钱花得值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从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南京大屠杀到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从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到萨布拉尼察惨案，人类为什么不能汲取血的教训呢？这种怨怨相报、以血还血的恶性循环何时能得以终结？刘大群认为，前南刑庭的创建和审判实践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偿试。国际刑事审判与国内法中的审判一样，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于此类严重反人道的犯罪行为都应该予以追究和处罚，而在于建立一个法制的国际社会，提高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制的公信性，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国际公信性与国际法制的建立是无法以金钱的价值观念予以衡量的。
追究的目的如同前南国际刑庭的宗旨所言：一是要重建真相，二是要让正义回归。刘大群解释说：“重建真相”，就是还真相于历史，让人类警醒自己，悲剧不再重演；尤其是要还真相于受害者，让苦难的心灵得以抚慰。同时他们也是重建真相的关键人物，迄今已有3500人在前南刑庭上作证，1400人作为后备证人接受了检察官的问询，是他们帮助历史还原了真相。“让正义回归”，即任何审判都不单是惩治罪行，更重要的是昭示正义。
如今，刘大群法官在前南国际刑庭已是第三个任期了。
刘大群说，作为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不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也是一种责任。他尤其指出：“前两任中国籍法官李浩培教授与王铁崖教授都以八九十岁的高龄当选为法官，他们勤奋不懈、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十分令人景仰。特别是李浩培法官在九十高龄时还写出了对塔迪奇案的法律意见，为国际各大法学杂志所广泛转载。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既感幸运，又觉责任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