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振岗，男，1940年11月生，山东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5年毕业于原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到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供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70至1974年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后又派往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任外交官。奉调回国后，相继担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97至2002出任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马振岗学识渊博，性格开朗，兴趣爱好广泛，且擅长书法。
“每当想到自己虽是个平凡的人，从事的却是为祖国、为十三亿同胞争光谋益的伟大事业，而不是碌碌虚度一生，就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马振岗
闲暇时，马振岗喜爱挥墨写诗。他的书法沉稳不失大气，诗句质朴中带着豪情。他如一幅没有过多笔墨的山水画，简单的线条、单一的颜色中却蕴含了无穷的能量、深刻的哲理。他是从山东走出来的外交官，身上透着山东人与生俱来的稳重和豪爽，谈到激动处，免不了几声哈哈大笑。
北外求学时的青涩懵懂，而立之年在南斯拉夫的成长历练，成为驻英大使后的踌躇满志……点点墨迹，绘成一幅起伏跌宕的人生画卷，顺着时间的足迹，层层铺展开来。
废寝忘食山水间
马振岗生长于山东青岛。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胶州湾入口处，依山傍海，是众多文人墨客眼中的天堂。老舍笔下，五月的青岛“到处花香”，“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海“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梁实秋也曾在《忆青岛》中大赞青岛“称得上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好地方”。
“背依崂山，南临黄海”描写的是青岛二中的地理位置，马振岗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代。学校离家很远，大约有十几里路。马振岗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每天早上六点来钟起床，跑一个多钟头才能到学校。除了高三住校外，他步行了五年，基本上没有坐公交车，也没有骑自行车。“我五年没请过假，没迟到过。”马振岗说。虽然有艰辛，但是正因为这段时间的磨炼，造就了他良好的身体素质。中学期间，他多次参加学校的长跑比赛，还跑过一次马拉松。他诙谐地说：“我跑的这五年，可把身体给锻炼好了。”
高中是孕育梦想的殿堂，马振岗原想考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这在当时属于工科里前沿学科的专业。那时候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大都想学习工科，毕业后到工厂里先干技术员，将来再努力当上工程师，就是理想的前途。“当时我觉得挺有把握考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是比较好的。”马振岗对自己的学习很自信。正当他全心全意为奔赴清华而战时，命运之神却给他送上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建设人才，但是由于国内培养能力不足，从1951年开始，新中国开始向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开启了建国以后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序幕。从1951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为止，我国先后派遣大量青年学生、干部赴苏联留学。
当时到苏联留学是青年人最热切的希望。马振岗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也相当不错，被学校推荐报考留苏预备生。如能考上留苏预备生，对自己对学校都是很荣耀的一件事，马振岗自然全力以赴。但在高考前一个月，他被告知大部分留苏预备生要改学文科。马振岗对弃工就文毫无思想准备，心里虽觉别扭，但想到“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也就欣然接受了。
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时间十分紧迫。马振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最终顺利通过了高考，收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赤子勤学北外缘
一纸通知书在手，马振岗激动的心情下隐藏着一丝忧虑：去北京的路费以及出门携带的被褥行囊等费用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马振岗利用假期打工，赚足了赴京的路费。带着母亲费心准备的被褥和几件衣物，他告别亲人和学友，第一次离开青岛，满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只身坐火车前往北京。经过15个小时的长途颠簸，他来到憧憬已久却又十分陌生的首都。此时，北外的学长们早已等候在车站外，他们的热情让马振岗顿时感受到了“新家”的温暖。
开学第一个月，马振岗和各地汇聚而来的留苏预备生参加了学习培训，正当期待着到苏联留学的时候，情况出现逆转。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所有文科学生一律不再派出，全都留在北外学习。就这样，留学苏联的梦想顷刻间化为泡影。
按照新的安排，这批不再派出的留苏预备生将先从英语、法语、西语、俄语当中选择一种语言学习两年，然后再到国外学习斯瓦西里语等小语种。留学不成了，有些同学要求转到其他大学，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各大学招生已满，而且已经开学一个多月，难以重新安排这么多学生。就这样，马振岗被分到了英语系。学校招收的本科生编为英甲级，他们这批学生单独编班称作英乙级。
马振岗在中学一直学俄语，除了数学课上知道的几个英文字母外，对英语是一窍不通。年已19岁的他，只能从ABC抓起。每天早晨，他和同学们一起苦练发音，每人拿着个小镜子，对着镜子一遍遍“A，A，A”的叫着，纠正口型。很艰难，也很枯燥。甲级的同学英语基础好，又早上课一个多月，乙级还要赶他们的进程，困难可想而知。乙级的同学中学时都是班上学习的尖子，此时落到这种境地，心里难免有些落差。
有的同学开始悄悄温习数理化，准备第二年重新考大学。马振岗也受到影响，寒假回家时把中学的数理化课本带回了学校。就在这时，陈毅元帅到外院做报告，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发展讲到国家对外语人员的需求。没想到国家如此急需外语人才，马振岗一颗赤子之心受到了触动，便逐步坚定了学好英语的决心。
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马振岗十分感激北外老师的激励和指引。由于初期心思不定，精力没有完全用在英语上，而且受俄语的影响，脱口而出的都是俄式英语。但他们大都带着不辜负祖国期望的决心，努力克服初学英语的困难，一步一步往上赶。由于底子太薄弱，道路自然艰难曲折。一年下来，马振岗所在的班里，竟有五人不及格，这个班也被拆散了。
马振岗成绩还算不错的，但一般也就是4分，属于中等水平。大学二年级时，班主任林乐杨老师为了激励他努力学习，一次期中考试，有意给了他两个3分。林老师问他：“马振岗，你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我感觉不怎么好受。”老师说：“我故意给你3分，就是为了刺激刺激你，让你再努力些。你总是4分4分，这怎么能行！”马振岗虽觉得有些委屈，但想到老师实在是用心良苦，刻苦学习的自觉性更强了。
到了三年级，乙级部分同学转到新设立的亚非语系，其余的继续学习英语，并和甲级混合编了班。和甲级同学相比，马振岗感到压力更大，差距也促使他产生更大的动力，经过刻苦努力，他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大学毕业时，原来乙级同学的英语水平普遍明显提高，大多数赶上甚至超过了甲级同学，马振岗也拿到了满分5分。
马振岗一直爱好文学。他中学时就读过不少古典文学如《水浒传》和《西游记》，还有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及苏联、美国等外国文学作品。大学期间，他开始重点阅读英国文学书籍，特别喜欢查尔斯•狄更斯写的小说。他说自己读书有个癖好，凡是喜欢哪个作家，就会把他（她）的书都找来看，如巴金、赵树理、马克•吐温、德莱塞等等。他自嘲说，有时有些不自量力，大学二年级硬要啃简•奥斯丁的《爱玛》的英文原著，读一页经常要查二十来个英文生词，竟然咬着牙看完了。
他看外国小说还曾闹过笑话。中学时读外国小说，看到外国人吃完饭后要吃“布丁”，他和同学们都很纳闷，“布丁”怎么能吃呢？有位同学说可能吃“布”能够帮助消化。他们以为布丁是碎布头，后来才知道布丁原来是饭后一种甜点。广泛的阅读使他受益匪浅，不仅提高了语言水平，也拓宽了视野，对他后来的工作帮助甚大。
马振岗读书期间也面临一些心理压力。记得一次假期回家，院里大娘看见他说：“小岗啊，你别学了。你看我们院里和你一般大的都工作了，一个月挣50多块。还有的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能伸手向父母要钱呢。”马振岗听后觉得特别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劳动人家的孩子上大学特别不容易，这却也激励他更加发奋努力。
“知识累不死人！”马振岗语重心长地说。他希望在校的学友在平时要多积累知识，多锻炼独立生活能力，不要怕将来用不着。现在大学生活条件比那时好出许多，但不能贪图安逸，应该多找机会炼“身”和炼“心”，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遇到困难自怨自艾不行，要学会冷静思考、沉着应对。
北外是外交官的摇篮，马振岗读二年级那个班出了七个大使，有孙必干、刘宝莱、梁栋、姜恩柱、朱曼黎、邹明榕。他强调说，不是说这个“摇篮”的孩子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优秀的外交官，而需要抓紧在校时间打好基础。北外有良好的历史传统，希望能够把这种传统好好地保持下去，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出更多的人才。
初到英伦炼就胆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中法建交，当时估计我国外交局面可能出现历史性的突破，将会需要一大批翻译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国家领导未雨绸缪，决定增派学生到国外学习语言。马振岗毕业后也被选派到英国进修。他幽默地说：“我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没去成，反倒去了资本主义的英国。”
1965年秋，马振岗第一次西装革履地到了伦敦。在英国，他先在伦敦伊林科技学院学习一年，后考进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留学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培养“高级翻译”。他原以为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进修，条件一定很好，但入学之后才发现并非如此。
英国大学并没有专门培养翻译的学科和课程。在伊林时，老师又是从ABC教起，讲一些英语基础知识和语法。北外毕业的几位同学都感到受益不大，只好“另辟幽径”。一是认真听课，把老师讲课中使用的一些地道英语表达方式和语句记下来。二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对话，例如主动同房东家里人交谈。三是坚持听广播，提高听力。四是阅读英国的报刊书籍，他坚持研读《卫报》和《泰晤士报》，不仅能够了解时事政治，还能够学习语言，凡是有意思的句子，他就拿小本记下来。
马振岗认为，在英国学习这段时间，对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一是练大了胆，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都不心怯。二是顺了耳朵，各种各样的英文大体上都能听得懂。”去英国前，他说英文时总是顾虑语音、语法，不敢开口。到英国后，他发现南亚、非洲和英国本国人不怎么讲究语法，但是完全不影响沟通。他很奇怪，就请教房东老太太。她说：“你们中国学生发音很好，语调也不错，但你们每个字都说得太重，太慢，听起来特别吃力。”他一想也对，就是说中文，如果每个字都说得一样重，一个字一个字向外蹦，听起来也很困难。“思想解放了，胆子也大了，讲起英文反而顺畅多了。”他感慨地说。他记得出国前，在北外校门口遇到外教柯鲁克夫妇，其实伊莎白教过他两年，可他还是紧张得不得了，几句日常话也结结巴巴半天说不顺当。这件事像压在马振岗心里的一块石头，驱使着他一直注重口语练习。一年后，柯鲁克夫妇到伦敦，马振岗在驻英代办处又见到伊莎白老师，他讲起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应询头头是道地讲述了《等待戈多》这个剧本的概要，一口气说了十多分钟，伊莎白老师惊讶地夸奖说：“马，你现在说得好流利呀！”
那时留学生都是公派的，费用全由国家承担。食宿交通都能保证，但零用钱很少。起初是每月四英镑，后来减少为两英镑，最后是一英镑，那时一英镑大约是七块九毛人民币。这点钱要用来支付笔本、纸张、参考书等学习用品和日常生活花销，当时一本牛津字典就要花一磅多。但马振岗他们知道国家的钱来之不易，每分钱都来自国内人民的辛勤劳动，所以都非常节省，平日连水果都基本不买，更不用说其他消费物件，也从不到英国各地游玩。尽管生活很艰苦，但他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
“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马振岗他们中断了学习，全都奉召回到国内。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一个号召，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马振岗和外交部留学回来的那批人一道，被送到广东汕头牛田洋解放军农场去接受“再教育”。
当时明确说定，“再教育”时间无限定，将来无定向。简单讲，劳动艰苦不说，前途很迷茫，思想很郁闷。在农场，种水稻、拉犁耙成为了日常的工作。因为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有拖拉机也不用，而是几个人拉一张犁。那里冬天气温只有几度，他们浸在冰冷的稀泥中整修田地，上面穿件破棉袄，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苦归苦，大家都干得十分卖力。艰难困苦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他们坚毅的性格，同时也增进了相互的友谊。在牛田洋经历过“再教育”锻炼的，至今仍互相称为“牛友”，外交部的“牛友”们，许多后来都成为杰出外交人才，包括李肇星和陈健这些“牛友”。
他们还经受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巨大台风暴雨袭击，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1969年7月28日上午10时半，第三号强台风在汕头沿海登陆，平均风力在12级以上。汕头市区海潮急剧上涨，市区被淹，水深2.3米，郊区及各县地势较低的地方水深4米左右。为保护牛田洋这片用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在牛田洋的官兵和接受“再教育”的学生参加了抗灾救险的战斗，同强风暴雨和汹涌波涛展开了殊死搏斗，在保卫大堤和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这场斗争中，有470名官兵和83名大学生牺牲了。马振岗的一位好朋友，同是北外和留英的同学肖华山，在即将结婚的时候，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马振岗忆及此事，语气变得很沉重。28日那天，他们学生一连奉命前去抢救大堤，风狂水险，但在危难面前，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堤被冲垮后，海水滚滚涌进堤内，他们依然坚守着，直到接到撤退命令后，才相互搀扶着离开。
马振岗在那里干了两年，农活学会了不少，英语却忘得差不多了。回忆在牛田洋劳动的那段时间，他感慨地说，那确实是种刻骨铭心的身心痛苦，但回过头来看，这段艰难经历，对人生来说也是一笔财富。人生总会经历很多波折，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波折却也锻炼了人的性格。经历过艰险，人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面对任何困难都更加坚定自信，对生活也更加务实和从容。他感到这对此后的人生道路还是很有意义的。
南斯拉夫历成长
1970年2月，马振岗等四十多名“牛田洋战友”第一批调回外交部。5月，他被派往中国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中国和南斯拉夫于1955年正式建交，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70年，中南两国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近年来中南两国关系得到好转，扩大了贸易，增加了人员来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马振岗到南斯拉夫之际，正好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的时期。十多年前，马振岗曾踏上北上的火车，告别家乡青岛。他当时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北京的许多夜晚，他时常思念家乡和亲人。十多年后，马振岗被派到异国他乡。都是告别，只是第二次更加难舍。但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在而立之年学有所用，一展抱负，报答国家这么多年的培养，所有的眷恋都化为一股动力。
那时候外交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当时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五十来个。在南斯拉夫，只有三十几个使馆和我国保持外交关系。马振岗幽默地说，向各使馆发照会，也就是三十来份，很快就能干完。
马振岗在南斯拉夫那几年恰好也是国内“文革”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大使馆也要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周还要组织一次劳动。1970年8月，曾涛大使上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更多地抓外交、发展中南两国的友好关系。谈起曾涛，马振岗说：“我从曾涛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一直把曾涛视为我在外交部的第一位恩师。”马振岗一生都十分敬重外交官曾涛，一直把他当做自己工作的楷模。
曾涛大使强调，外交官应该走出去做工作，不要把自己关在屋里学东西。他说，外交官在国外花很多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就不用出来了，在国内学不是更好吗？所以外交官应该走出去。这点让马振岗受益匪浅。
马振岗在北外学习的是英语，如今却要被派往南斯拉夫，他觉得很纳闷：自己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啊！但是国家的安排千斤重，再难也要一肩挑。当时南斯拉夫还未解体，通用语言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隶属于印欧语系，是高度屈折语，有着非常丰富的词形变化，九曲回环，十分拗口，学起来十分困难。刚到使馆时，马振岗学习的第一句是十分简单的日常用语，就这样他也足足练习了一个下午。幸好他中学时俄语不错，俄语和当地语言有些共通之处，这帮了他不少忙。再加上马振岗在北外练就了一身学习语言的硬功夫，慢慢也就融会贯通了。
“吃饱睡好”也是马振岗需要练习的功课。“吃饭，睡觉”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习以为常的事，不值一提，但是对于外交官却不都那么轻松。餐桌经常不是享用美食的地方，而是开展外交的场所。吃不惯，吃不饱、吃不好，那是经常的事。有时一次宴会下来，连吃的什么都没有印象。此外，外交工作很繁忙，特别是碰上紧急事件，熬夜是家常便饭。若出国，还有个倒时差问题。若是睡眠质量因此受到影响，精神不振，在外交场合，这是大忌。
马站岗自称有着“国际肠胃”，什么饭都能吃，什么都能够凑合吃下去。马振岗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时给大使当翻译，练了一套吃饭的“秘诀”，比如尽量不吃难嚼的东西，吃肉时先切成小粒，趁领导吃东西时赶紧吃，来不及嚼烂吞下去也不成问题。至于“睡好觉”，马振岗说多出几次差，慢慢就习惯了。
那时没有电脑等新兴通讯工具，再加上国际长途十分昂贵，马振岗和家人一直以书信保持联系，每个月信使到使馆时，马振岗总是特别开心。“家书抵万金”，一纸书信寄来，若一切安好，悬着的心也就安安稳稳落了地。一次，信使到了，马振岗兴冲冲地去翻看信件，结果却没有家人的来信。心里一紧，他在焦急中又等了一个月。终于收到哥哥的信了，原来母亲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母亲走了却未能见到最后一面，他痛苦极了，大哭了一场。当晚有外事活动，他硬撑着把悲痛咽下去，不露声色地给大使当翻译。“这类经历，我们许多外交官都有切身体会，”马大使说：“但一想到我们从事的是在国际上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的事业，肩负的是重要而神圣的使命，个人和家庭的事也就只能放在次要位置了。”
1974年，从南斯拉夫调回国内后，马振岗相继在外交部美大司、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等处工作，从随员、到秘书、再到参赞，不同的职位带给他的是不同的历练。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马振岗说外交部里的新人都是老同志手把手带出来的。老同志修改文章时，甚至是指点如何在外交场合安排菜谱时，自己都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1997年，马振岗成为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他驻英期间，香港顺利回归。他说：“这是国家的荣耀，也是自己外交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页！”
香港回归齐欢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此时，无数中华儿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期待已久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东方明珠”历经150多年的沧桑后，又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香港回归，我们永不能忘记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他的“一国两制”英明决策为顺利解决香港问题开辟了道路。我们也不能忘记为香港回归呕心沥血、孜孜操劳的每一个人。马振岗作为当时的驻英大使，也尽了自己的职责。
马振岗出任驻英大使面临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香港问题。1997年3月16日，他抵达伦敦履任，此时距香港回归不到5个月。他出发前得到的指示是：配合国内外交部等部门，做好英方的工作，确保香港顺利回归。这项任务十分光荣，也非常艰巨。马振岗过去从未直接接触有关香港的工作，熟悉政策，了解情况，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香港回归前，马振岗要到各地演讲，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目的很明确：让英国人了解中国的立场，做英国的工作，确保香港顺利回归。那段时间，他真可谓是“食不知味，寝不安席”。
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回归问题本已达成协议，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英国也妄图变卦。彭定康担任末代港督之后，公然推出一个违反中英三个协议的所谓政改方案，为香港回归添置了障碍。中英双方围绕一些核心问题斗争激烈，形势严峻而复杂。
到任的第二天，英国开始大选，政府政要忙于竞选，找人做工作都困难，他挺着急。大选中英国工党赢得胜利，5月1日，工党领袖布莱尔出任首相。在对华政策上，布莱尔提出两条，一是“英中关系要有新的开端”，二是“香港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这使马振岗看到契机。马振岗拜会新任外交大臣库克时，库克表示在临立会问题上，新政府不准备挑战中国的立场。关于驻军安排问题上，他也表示将对中方要求予以“积极考虑”。但很快，英方就否认，并称中国大使“误解”了库克的话。马振岗几次找英国外交部官员做工作，英方虽承认是他们“搞错了”，却坚持不肯让步。在英国外交部一次招待会上，马振岗抓紧机会做库克的工作，他听后急忙说：“今天不谈此事！”握了下手就匆匆离去。
1997年6月10日，马振岗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他应媒体大亨默多克的邀请参加他的家庭酒会。一进客厅，女主人热情地把他带到里间，原来是几名英国内阁大臣在那里。马振岗正和财政大臣布朗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他突然对马振岗说：“托尼来了，你要不要见见他？”马振岗一回头，看见布莱尔朝他微笑，就赶紧走了过去。
马振岗对他说：“我已经注意到你关于中英关系的讲话，我将竭尽全力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并相信会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他正要说香港问题，布莱尔就接过话来，表示：“欢迎你到英国当大使，我的政府将同你合作，推动我们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并紧接着说：“我相信，香港问题应该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我们将努力使香港问题顺利解决，我已经决定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
马振岗立即想到，本来双方商定由外长做政府代表，现在首相要出席，显然是提高了规格。布莱尔要到场，英方自然难以再生波折。马振岗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立即报回了国内。英方的一个小举动也证明了马振岗的预测是正确的。当天晚上，首相办公室给使馆打电话，说首相今晚给马大使传递了重要信息，不知马大使有没有注意到。第二天一早，英国外交部又打来电话，说昨天首相见马大使时传递了重要信息，不知是否已向中国国内报告。两次电话证明布莱尔在酒会上的表态并非无心之谈，而是思虑良久、有意为之。
能够在香港回归前摸清楚英方的态度让马振岗安心不少，他接下来的首要任务不是担心发生变化而是着手准备香港回归的相关事宜。
对香港回归中国，不少英国人是通情达理的，一些有经商利益的企业界人士，也希望中英两国解决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后，拓展与中国的关系。但许多人心感“惋惜”却又无可奈何。在一次宴会交谈中，一位女士向马振岗说出了自己的心情。她说，自己很明白，香港是中国的，应该归还，但心情却难以舒畅。这就好像一座漂亮的房子，我们在里面住了100多年，对房子已有深厚感情，现要交还给它的主人，心里总有些舍不得。马振岗说，她的感受反映了很多英国人的心境。这种情况，在两场不同的招待会上鲜明地表现出来。
1997年6月30日晚12点（北京时间），伦敦时间是当天下午4点，英国在外交部举办了香港回归的招待会。与会者有100多人，主要是英国政府官员和与香港有关的各界人物代表。招待会开始，大屏幕上播放BBC现场直播的香港回归仪式场面。当看到英国国旗慢慢降下和中国国旗徐徐升起的情景，大厅一片肃静，英方人员个个表情严肃，而中方人员故作镇定，内心却无比的激动。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看完交接仪式后，是中英双方代表讲话，英国代表是副相普雷斯科特，中方代表自然是中国大使。由于是临时决定，马振岗需要即席演讲。首普雷斯科特副首相走上前台，从口袋里掏出几页纸，照着稿子严肃地宣读起来。马振岗一面认真听着他的讲话，一面抓紧时间组织思路。幸好这些日子他已多次被邀做报告，对有关香港的情况和政策都挺熟悉。轮到他讲话时，他按想好的思路即席讲了四点。首先祝贺香港政权顺利完成交接，这是中英以合作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伟大创举，双方都应珍惜这一成果；接着重申了我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充满信心；第三强调香港回归是中国朝国家完全统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后表示相信中英关系将出现崭新开端。许多英国朋友对马振岗的讲话表示赞赏，他算是通过了这次考验。
当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也举行了盛大的欢庆香港回归的招待会。中方的招待会和英方的招待会气氛完全不一样。英方的感觉像是个大冰窖，而中方的完完全全是个大火炉。来自英国各地的华人华侨、留学人员、中国在英公司企业、新闻媒体代表五百多人欢聚一堂，共同欢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招待会开始，重放了中央电视台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直播片段，当看到祖国国旗升起的场面，大家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之后，大家争先恐后讲话，表达他们的喜悦心情。在英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登台，用精彩的演出抒发他们对香港回归祖国的灼热情感，招待会一直延续到夜深。这夜，马振岗激动难眠，感慨中写下一首小词纪念：
“金瓯失南陲，云黯雨菲，刀剑难敌炮舰威。千载古国任割裂，江河含悲。明珠今荣归，天朗日辉，骨肉团聚热泪垂。风起云涌势变矣，巨龙腾飞。”
香港回归第二年，马振岗特地去了趟香港，亲身观察一下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欢欣鼓舞，更加体会到“一国两制”思想的伟大价值与深远意义。香港回归十多年来的发展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成功的和正确的。香港的现实彻底粉碎了国际上少数人悲观或别有用心的预言。马振岗深信香港会越来越美好。
女王陛下亲莅临
1875年，清政府租赁下英国伦敦波特兰大街49-51号的楼房作为驻英公使馆，郭嵩焘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后到达这里，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成为了中国驻欧洲的第一位公使。从此，那里一直是中国使馆的所在地，从未改变。但是在120多年间，英国换了六代君主，却从无一位莅临过这座楼房。马振岗谦虚地说：“我这个大使可能不是特别有能力的大使，但是个非常有运气的大使。因为在我这一任中，经历过好多大的事件。除去香港回归，还有江泽民主席访问英国，女王受邀参加主席的答谢宴。这是120年来，英国女王第一次进入中国使馆大门。”
自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后，中英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间没有大的分歧，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先有朱镕基总理顺利访问英国，后有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中英间贸易往来日趋活跃，两国合作的领域和前景十分广阔。
中英关系在1999年秋再次出现新高潮。当年10月18日，应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乘坐专机到达伦敦，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对英国女王1986年访华的回访。江泽民主席是我国第一位访问英国的国家元首。
这次访问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使馆严重毁坏。北约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谴责和抗议，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关系也陷于紧张状态。江泽民访英表明，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解决后，中国并不想因此影响了中英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此次访问就是想让中英关系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英方也高度重视江泽民的这次访问，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香港回归，中国履行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中英高层交往将有益于香港。
18日，江泽民主席乘坐的专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徐徐降落。随后，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坪走下舷梯，同前来迎接的英国女王代表、英方陪同团团长法林顿勋爵等亲切握手，互致问候。马振岗和夫人陈小东及使馆部分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迎接主席。
19日中午，英国女王在伦敦的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晚上又在白金汉宫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女王和主席先后致辞，表示希望两国不断增强友好合作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
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一般不举行答谢宴会，但为了尊重英方的习惯，江主席同意为女王举行答谢宴会。这样一来，举办宴会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使馆身上。马振岗和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既兴奋又紧张，英国女王到中国使馆毕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而且，这是以江主席的名义举行的答谢宴会，必须十全十美，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次宴请是开馆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菜肴和餐具都需要非常讲究。正当马振岗为难之际，大使馆三名厨师自告奋勇承担重任。马振岗记得头道菜是浇汁鲍鱼，每只鲍鱼都要切成互连的薄片，一百多份，一只只切，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三位厨师说，能够为主席和女王做菜，是荣幸，再苦再累也值！
晚上7点钟，江主席的车队准时到达。马振岗把主席夫妇接到一层中国厅，等候女王伉俪来临。中国厅里摆放着很多珍贵文物，正当马振岗向主席介绍时，有同志报告说女王马上到。
马振岗赶紧出门迎接，只见女王和她丈夫菲利普亲王已经下了车。女王身穿白色套装，带着银白的珍珠项链，优雅不失庄重。此时，江主席夫妇已经在中国厅门口等候。中英两位国家元首互相握手，互致问候。接着，他们一起步入客厅。刚一进门，客人“唰”的一下全体起身，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元首。
菜上两道，酒过三巡，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江主席邀请议长布思劳伊德，用英语合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首上世纪30年代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马振岗清楚地记得，当时全场宾客整齐地拍着手，给主席和议长伴奏，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女王平时给人的印象稳重而端庄，这时却开怀大笑，乐得前俯后仰，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宴会快结束时，全场的英国客人起立，唱起传统英国民歌《因为他是一个好伙伴》（As He Is a Jolly Good Fellow），整个宴会厅一片欢歌笑语。
这次宴会很快成为伦敦社交场合的一段佳话。有一位大使还悄悄问马振岗：“你用什么办法把女王请到了大使馆？太不可思议了。”女王后来也对马振岗说：“我参加过数以千计的宴会，江主席那次宴会是我感到最愉快的一次。江主席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国家领导人。”
马振岗说，遗憾的是，王室严格规定不得拍照，因而没能留下任何留影纪念，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英伦风情多趣事
三十年前在英国留学，生活单调，经济拮据，思想郁闷，马振岗一心想多学点知识，不辜负国家的栽培。三十年后在英国当大使，重任在肩，社交频繁，折冲樽俎，马振岗一心想推动中英关系，不辜负国家的信任。一朝青涩学子，一朝魅力大使。三十年时间酝酿了一坛好酒，一旦开封则香飘四溢。
马振岗说，外交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合格的外交官要懂得怎么与人交往，想方设法多交、深交朋友。不管部大臣曼德尔森是首相布莱尔的亲信，后来改任要职贸工大臣。他曾借钱买了一栋房子，没向工党报告，有人借此做文章，他一怒之下就辞职了。辞职后，他低沉了一段时间。马振岗感到他会“东山再起”，便继续同他保持往来。在邀请他来使馆吃饭时，马振岗赠送他自己手书的一幅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并附上亲自做的翻译。曼德森看后，激动地说，“马大使，你写的就是我啊！”马振岗一次宴请撒切尔夫人的前安全外交顾问鲍威尔时，鲍威尔夫人问他：“马大使，你给曼德森写了什么东西？他那么高兴，还把字它挂在卧室里面呢。”后来，马振岗在招待会上遇到曼德尔森，敦促他抓紧时间访华：“我估计你又要会忙起来。”此后不久，马振岗陪外贸部部长石广生去见布莱尔，布莱尔笑着对他说：“马大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又要启用你的好朋友曼德尔森了。”次日，曼德尔森被公布出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曼德尔森至今不忘此事。
“合格的外交官，应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在英国，别人把你当成中国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大家又把你当成英国百科全书。”马振岗语重心长地说。但一个中国人了解英国毕竟有限度，遇到这种情况，马振岗经常靠自己熟悉的中国知识来转圜。有一次，马振岗受邀与英国知名人士一起看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专场演出，他虽对莎翁作品不全陌生，但毕竟不是对每部著作都了如指掌。这种专场演出中间休息时间较长，用来进餐。在饭桌上，大家不免谈论一番，并请马振岗发表看法。马振岗谈完对莎翁作品的理解后紧接着说：“早在莎士比亚250多年前，中国也出现了一大批剧作家，其中最杰出的是关汉卿。”接着，他详细地介绍起关汉卿名剧《窦娥冤》的剧情，讲到窦娥在被处死前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绫、六月飘雪、大旱三年时，周围人都听得入了迷。几位夫人还纷纷索要这个剧本，说要仔细拜读。
介绍中国，也要讲究技巧，有针对性。有一次春节前，马振岗应邀到一所小学做报告。面对一群不满十岁的小学生，大谈政治、经济肯定不会引起小孩子的兴趣。马振岗便从春节讲起，介绍过春节的习俗，由春节讲到中国的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由端午节赛龙舟讲到屈原，从屈原讲到中国的文学艺术，讲到中国的56个民族。他一口气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小孩子们都听到如痴如醉，居然没有一个人离开，连许多老师都加入了听众行列。校长兴奋地说：“马大使，你讲得太好啦。这么长时间孩子们都一动不动，都听得入迷了。”还有一次，马振岗给一些曾与中国有过交往的退休老人做报告。他从中国家庭的“三大件”变化讲起，讲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后谈到改革开放政策和取得的成就，效果也非常好。
在外交场合，什么事都会突然发生，因此需要平时多积累，事先多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马振岗有一次被邀参加一位意大利古典作曲家的音乐会，演出的是一部关于耶稣遇难后走向天国的作品，这是一部很少演奏的作品。马振岗事先查阅这位音乐家资料，知道他习惯写耶稣遇难一类主题，调子通常都比较低沉悲哀。果然，吃饭时就有人问起他来，马振岗根据所读谈了自己的看法，不少人点头称是。“中国是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中国的外交官决不能被人看成缺乏文化修养的莽汉。”这是他的深切感受。
英国的点点滴滴，马振岗都记在了心里。外行看外交官，觉得很神秘，其实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所要具备的素质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找到，只要把小事做好，从小事中也能够汲取到做大事的营养。
看今朝云卷云舒
回首过去，马振岗对英国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这种情感恰好能够用一幅对联来表达：上联——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留学英国；下联——历经锤炼，成熟稳重，驻英大使；横批——难忘英伦。
英文中有一个习惯语——知道自己的面包哪一边涂着黄油（know which side one’s bread is buttered），意思是“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马振岗认为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英国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传统上，英国人重实务，重利益，颇为精明。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了英国人的对外政策上。
中英关系从香港回归后，平稳发展了十几年。东方巨龙的腾飞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英国也不例外。戴维•卡梅伦当上英国首相以来，基本延续了工党的对华政策。2010年11月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就任半年后首次访华，带来一个庞大而豪华的阵容，代表团成员包括财政、能源、教育和商业4位内阁大臣和约50位英国工商界顶尖人士。卡梅伦访问前对媒体表示，他此行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商贸之旅”，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2012年，卡梅伦不顾中方反对会见窜访英国的达赖，对中英关系造成了损害。马振岗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中英友好发展基本趋势不会根本改变。
马振岗现已退休，但仍是亚太安全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最近又出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依然忙个不休。问他为什么还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他豪爽地笑着说：“老头儿嘛，忙一点也有好处，忙起来就会觉得自己还能为社会做点事。再说，参加些研讨会，写写稿子，接受些采访，也算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谈及自己的家人，马振岗很骄傲。他与妻子在北外相遇相知，妻子的理解与支持永远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夫妻俩育有一子，因外交工作夫唱妇随，时常不在国内，只好把孩子送往寄宿学校。远离父母，儿子十分懂事争气，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现已成为一名律师。
马振岗那一代人，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国家需要自己到哪里去，就义无反顾地到哪里，就像是一颗螺丝钉，拧到那里都尽职尽责。他们感谢祖国给予的一次次机会，能利用这些平台施展拳脚，发挥自己的作用，报答祖国和人民的栽培。马振岗说，他只是国家外交队伍中平凡的一员。然而，就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外交官们在搏击国际风云的一生中演绎出了不平凡的戏剧。
墨迹无声，留下的是一种沉默的力量，在岁月的步履中逐渐沉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