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麦林，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在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后为军委外文学校俄文系）学习俄文。毕业后，远赴东北参加我军航空学校的创建工作。先后任训练处俄文教员和代理编译室主任、军委航空局翻译组长、空军司令部翻译科科长。1958年9月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任《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编辑室主任。1961年，任中国科协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和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兼任《科学大众》杂志第一主编。科协恢复后，任中国科协普及部副部长。1979年8月，中国科普创作协会成立，当选秘书长。1982年，由中组部任命为中国科技出版社暨科普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1983年，由党中央书记处任命为中国科协党组成员；1986年离休。2010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五届会议聘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终身名誉理事长。

2018年12月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下午，我们有幸来到北外首届校友麦林家对她进行采访。麦林校友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但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她始终保持着神采奕奕的状态，耐心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将她人生道路上的失去与追寻向我们娓娓道来。从结缘北外到漫漫的军旅岁月，从俄语翻译到转战新中国的科普事业，笔者看见在历史浪潮中人存在的意义，哪怕只是浅浅的浪花一朵，也会留下清晰的痕迹。在采访期间，麦林校友的平和与淡然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我们而言，她不仅是一位温润谦和的学者，更像是身边平易近人的慈祥奶奶。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诠释了她在新中国空军建立期间的潇然形象；“摛文掞藻，凤采鸾章”是她在科普界笔辍不耕的真实写照。

结缘北外：战火中錾金的学习岁月

“我是41年来到延安的，那个时候北外还叫俄文大队，为了国家的需要，我开始学习俄文。”麦林在回忆起自己在延安俄文大队（北外前身）的俄语学习生活时，笑谈道：“那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书写用的纸，就在桦树皮上写字，连写字的墨水都是拿颜料冲开的；没有教室，大家就在窑洞里学习，坐在自带的板凳上听课。”在当时，除了艰苦的学习环境外，教科书的匮乏也极大地增加了俄语学习的难度——没有教科书，只有俄文老师自己油印的讲义，甚至连可供学习的课文都很少，麦林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俄语学习的。再加之俄语本身的文法极其复杂，又缺乏必要的学习资源，所以麦林在最初俄语学习历程中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在笔者询问起这段艰苦的学习生活时，她却十分珍惜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我还记得老师刚开始上课时就给我们讲俄文版的高尔基的《海燕》，那时我们还对俄文一无所知，就是听老师讲，慢慢摸索发音，渐渐明白了俄文是怎么一回事儿。”在回忆那段烫金的峥嵘岁月时，麦林平静地讲述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却只字未提国难时的战火硝烟，在谈及自己学习俄语的原因时，她坚定地讲道，“因为国家需要啊。国家需要一批俄语人才，我就从部队来到延安俄文大队了。”第一批北外人甘愿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的精神，形成了当今北外红色精神的最初剪影。但是，战火的硝烟并不是没有侵入延安俄文大队学生的生活。“说是四年的俄文学习，其实也就只有两年，后来开始打仗了，又有整风搞生产，俄文学习基本就停滞了。”麦林等一批最早的北外人，为响应战时的需要不得不中断俄语学习，“男士垦荒、女士纺织”来筹备军资，为解放战争做准备。但麦林在生产活动休息期间仍旧会拿出俄语课本出来阅读，“课文没学几篇，但俄语本身的文法却学的不错，这也为后来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

军旅岁月：“我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批空军的建立”

1945年，大学毕业的麦林跟着和她同龄的一批俄语毕业生远赴东北参加了我国空军航空学校的创建工作。当时的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属于我们自己的空军力量，但这项史无前例的工程在国内还缺乏必要的科学技术。为了方便新式空军的建立，中国将从苏联大批量地引进专家、学者和教员，来指导空军的创建工作。“因为这些飞行员需要跟苏联人打交道，需要他们的技术指导，所以把我们叫去开设俄文课，教授他们日常的俄语交际口语，方便工作的进行。”后来，为了大量培养航空技术人员，国家先后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济南等多地创办了航空学校，并成套引进苏联的生产线和大量的技术人员赴中国来进行技术上的指导。年轻的麦林时任翻译科科长，在忙着进行大量翻译工作的同时，也负责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俄语翻译、招收会俄文的学生，方便空军建军工作的进行。“当时800多个苏联专家，一个专家配备一个翻译。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非得要翻译不可。”麦林等翻译人员在中国第一批空军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她先后任训练处俄文教员和代理编译室主任、军委航空局翻译组长、空军司令部翻译科科长。她带领的翻译科负责指挥全军的翻译工作，并且翻译了大量有关飞行方面的教材。从飞机的发动机构造到飞机的零件配备，再到《飞行条令》、《轰炸条令》、《驱逐条令》、《攻击条令》等飞行教令，还合译了《喷气发动机的构造和原理》等教材，这些无一不是麦林及其她所带领的翻译科从俄文一一翻译成中文，经过检查校对，再拿给飞行员们进行学习的。“1949年11月的时候空军刚刚建立，12月我们才拿到这些俄文教材和资料，次年1月就要拿翻译好的教材给飞行员学习，我们只有一个月的翻译时间。再加之翻译的书目多、翻译难度大，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急，任务也十分艰巨。”尽管这样，麦林等人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艰巨的翻译任务。不得不说，以其为代表的翻译人士，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这一段军旅岁月之于麦林，既是磨炼，也是生命赐予她的宝藏。

从翻译到科普：“我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科普翻译杂志《知识就是力量》”

新中国建立后，国内民众思想仍然十分闭塞。1956年，中苏联合创办了名为《知识就力量》杂志，旨在给中国的民众普及新技术新学说，促进民众思想上的蜕变，推动整个社会生活的新陈代谢。这本杂志刚发行，便十分受大众欢迎，在全国有20万读者。但是在苏联为中国创办了5期的《知识就是力量》后，杂志的编辑创刊工作便全权交由中国科普协会，由其自己编纂。由于经验的缺乏，中国人自己接手创办自己的科普性读物时，难免会犯因袭守旧的老毛病，只是照搬国外的科普文刊，对其进行翻译后便在国内出版。但是，国外的杂志创刊模式，并不适用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和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所以在中国人自己办刊之初，《知识就是力量》的读者骤减至4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年9月，麦林临危受命，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任《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编辑室主任，接手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编辑工作。“我们从苏联、从国外的杂志中大量挑选适合我们本国读者阅读的内容，适合我们自己的才进行翻译，”麦林谈到，“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新’——我们想通过杂志向新中国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新成就、新学说。”让麦林印象深刻的是，在“激光”技术还未引进中国时，杂志就已经开始翻译有关苏联“激光”技术的文章，并把它介绍给当时的中国。“那个时候我们翻译好了文章找技术人员来审核，但连他们都不知道‘激光‘是什么东西，后来是我们把‘激光’一词进行了音译，这个概念才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麦林还说道，她们创办杂志的理念就是“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所以受众也十分广泛，从科技人员、专家学者到平民老百姓，从耄耋老人到垂髫的黄发小儿，《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了一本全民性的科普杂志。在麦林等人的带领下，主编《知识就是力量》三年，销量不断回升，到1961年，印数提高三倍，成为当时我国印数最高的综合性科普期刊。《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内容新颖、图文并茂，深受读者欢迎。“文革”结束，《知识就是力量》复刊，读者印数数高达50万。1961年，麦林任中国科协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和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兼任《科学大众》杂志第一主编。

1977年8月，麦林在中国科学院科协办公室待命。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即邀请三十位科学教育家座谈科学和教育工作。其中，他强调“一定要把教育办好，要重视中小学教育，要把不重视学习的坏风气扭转过来。”麦林闻风而动，提议邀请中小学生崇拜的科学家，给他们讲解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批驳“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激励当时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好好学习，一定会收到良好效果。这个提议，得到同志、领导和科学家的赞同与支持。

周培源、茅以升、严济慈、华罗庚、黄家驷、吴文俊、陈景润等32位著名科学家应邀参加了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办的与青少年的见面会。原计划组织一场见面会，因科学家报名踊跃，所以连续三天组织了三场见面会。有19位科学家围绕学习的重要性讲了话，会后，科学家们下台与学生见面，同学们受到极大鼓舞。

国家和中国科学院领导刘华清、胡克实，北京市领导刘祖春、白介夫和科协主席书记处书记、顾问等都出席了见面会。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十九位科学家的讲话，书名就叫《科学家谈数理化》。

这一活动轰动了北京，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会后，参加谈话的科学家们收到来自28个省市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和家长的近千封来信，反映谈话会开的好。北京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参考书在几天内销售一空。九个省、市也举办了科学家谈话会，掀起了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

从学习8月8日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到25日开见面会，前后总共十七天，说明他们高度的干劲。

1978年5月，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国家出版局召开全国科普作家座谈会，任科普创作协会筹委会秘书长。

知识，在思想闭塞的年代就好比一束光，唤醒了沉睡在国民内心深处的科学人文精神。《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就好似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在无数国民的内心激荡起了声声回音。《知识就是力量》这本杂志促使整个社会从蒙昧时期的泥泞里拔出脚来，朝着现代化大步走去。

阎肃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我们的“风花雪月”。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麦林将自己的芳华岁月献给了国家与民族，为了国家的需要远赴异乡，并且横跨翻译、科普两界，做出了杰出贡献。笔者试想，所谓“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也不过如此。

《乡土中国》一书中写道：“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在笔者与麦林交谈的这一个多小时里，笔者清晰地看见历史的车轮在她的生命里留下了怎样或深或浅的印记。笔者不仅看到了历史经纬纵横的脉络，更看到一个“人”，一个在历史框架下具有家国情怀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敬佩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