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于书茵 杨颖芝

谢君桢，1932年生于浙江镇海。1951年初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学习。1953年秋被外交部派往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任翻译。1956年起任外交部外交信使，任期13年。1972年任马耳他使馆三等秘书兼大使翻译。1978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宣传处副处长。1983年任驻英国使馆一等秘书。1987年任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副总领事。1991年任外交史研究室参赞，撰写新中国外交史和自己的外交经历，发表在《新中国外交风云》等书刊上。曾在《参考消息》、《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并参与翻译中央电视台系列电视片《三国演义》和其他文艺、科技等资料。

最难忘怀是母校

谢老于1951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他深情地说，母校给了他立身的知识和成长的精神力量，为今后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谢老说，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但学习生活却很愉快，6点钟起床、出操、朗读、学习，大家都刻苦努力。一次，谢老在美国的一场英语演讲后有人问，为什么你的英语那么出色？他笑着回答：“因为我是北外培养出来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不是战场的战场

1953年9月，21岁的谢老与同学共20人被外交部派往停战后的朝鲜。在辽宁丹东的鸭绿江大桥中朝边境，一本印有20人集体合照的护照护送谢老和他的同学们踏上了那片未知的土地。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停战，朝鲜本已贫瘠的土地饱受蹂躏，愈显千疮百孔。在鸭绿江南岸的新义州，城市被战火夷为平地，没有房屋，甚至没有火车站站台，谢老与他的同学们是爬上火车的。到达平壤后，他们被卡车送到山区小镇，我国使馆在镇上的山洞中办公。迅速适应艰苦的环境后，等待谢老的是三大任务。

首先要开展的是解释工作。战时美方给我国俘虏刺青，印上反共标识，逼迫俘虏们承认反动言论并书面签字，导致我国被俘人员战后不肯也不敢回国。中方组织了解释代表团前往朝鲜做思想工作，同时国际上成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监督我国解释工作是否合理且无强迫。谢老在中方解释代表团任翻译，工作持续了半年多。

第二项工作是中美双方交换战士遗体。而谢老与他同志们的任务是将战时随意掩埋的美军尸体挖出，整理美方阵亡士兵名字、军号、埋葬地点等材料。他们被称作“搬尸队”，官方名称是“墓地注册委员会”。当时卫生条件很差，消毒只用高锰酸钾，穿上橡皮衣服戴上口罩，大家都开始工作。谢老亲自经手1000多具尸体。当谈及如何面对地下挖出的死尸时，谢老说：“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发扬，习惯就好了。”

之后的两年，谢老在新安州口岸后方与中立国一同工作。他回忆说，这是对于思想意识的提高、立场与斗争精神的锻炼。谢老说，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使命感支撑着他，决不能辜负母校的培养与国家的委托。一次我方人员站在屋内，对方坐在椅子上表示要开始会议。谢老当机立断拒绝翻译，说请等一下，并搬来椅子，待我方人员坐定后才表示会议可以开始。关系国家形象，每一件小事都不是小事。

在朝鲜的三年于谢老而言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说，这是他革命工作的开始，是人生的第一步。停战后的朝鲜，没有弥漫的战火硝烟，却何尝不更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

不是亲人的亲人

谈到在朝鲜的日子，谢老深情地说，朝鲜人民与我国人民军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即使在口粮短缺的情况下，也会请中国朋友吃打糕、简单的烧烤；春节的时候更会做他们自己一年都舍不得吃的鱼给中国朋友吃；而谢老与他的同志们不忍看朝鲜百姓饥寒交迫，会节省下自己的口粮，送给朝鲜人民，节庆时更会把当时朝鲜很少见的香皂送给当地居民，买水果糖给孩子们。

相濡以沫的情怀不仅仅存在于亲人、爱人之间。有些人，不是亲人，却更似亲人。“即使是现在”，谢老笑着说，“我也还会说一些朝鲜话，不会写，但可以对话。”

《从板门店到芝加哥》

1956年7月，谢老从朝鲜回国，进入外交部做了13年信使工作，先后到过50多个国家。第一次出差，竟又是朝鲜，甚至还再一次见到了曾经住过的小房子。但信使的工作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惊险。有6位中国信使在空难中牺牲，其中一位还是谢老的入党介绍人。谈及此，谢老神色凝重，语速减慢了许多，他说，外交工作会有突发事件，更会有牺牲，幸存的人应该更好地活着。

这之后谢老被派往马耳他使馆，后在新闻司、驻英国，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国后于1992年退休，并撰写《从板门店到芝加哥》一书，回顾自己的外交外事工作，希望能给年轻一代一些经验与启示。回忆自己的外事生涯，谢老微笑着说，一生中到过50多个国家，很有意思，很满足。自己并没有碌碌无为，而是交上了一份合格的考卷。

在采访中，已近八旬的谢老思维敏捷，谈吐风趣。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北外人的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拼搏精神，看到的是老一辈外交家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爱国之情。风雨人生，耄耋无悔，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