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明，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毕业，任新华社国际高级记者。

采访定在红楼五层的会议室里，潘先生身体很棒，爬了五层楼一点不见气喘。一路上一直和我们唠着家常。

一落座，潘先生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记者（下称“记”）：潘先生，您先给我们讲讲您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吧。

潘永明（下称“潘”）：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前十七年成长起来的，接受了党和政府的培养。当时的大学，正在贯彻新的教育方针——又红又专，特别是对于咱们北外这种有外事接触工作的学校要求更高。

记：嗯，我们采访的跟您同一时代的校友提到过陈毅曾进给你们做过报告？

潘：对，对。当时陈老总给我们讲了很多，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为谁服务，是政治方向的问题。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我们就应为党和人民服务。这就是红的重要性。他还举了一个飞行员的例子。他说如果一个飞行员没有一个正确方向的引领，就会把飞机开到敌人的阵地离去；但是没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就会把飞机开进沟里。两种情况都不能完成任务。所以既要红，又要专。

记：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对这次报告的记忆都那么深刻呢？

潘：当时的重要领导作报告的很少。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彭真做的报告。

记：当时是不是很讲究出身呢？

潘：我入校的时候，那时候在延安叫俄语大队。她的招生特点就是只收干部和工农子弟。那个时候很强调阶级成分。

记：出身跟外语学习有什么关系呢？

潘：因为阶级出身跟政治思想的形成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我们以后是要从事外事工作的学校，在这方面就更有要求。虽然若干年后就没有阶级差别了，但在当时它却是各种工作首要考虑的条件。当时的大学教育重视革命传统教育。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解放后到文革——成为后来国家建设改革的中坚力量。相比解放前后优秀干部的流血牺牲，我们的这一代是在祖国的建设上贡献自己的青春。

记：您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当时工作的困难吧？

潘：我们那个时候工资很低，生活有困难，但是对于工作，永远是百分之一百的投入。那个时候阿尔巴尼亚欧洲一代社会主义明灯，发一些反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原稿都是法文的，我们是新华社国际部法文翻译组的，常常是刚放下饭碗就来翻译、校对，工作到夜里一、两点事常有的事。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就要整版刊登。

记：这么辛苦！那您当时有没有加班费呢？

潘：有啊，两毛钱。常常也是白条一张。（笑）但是当时工作是不讲困难的。为国家多工作是一种信仰。我是农民出身，没钱上学。是国家助学金帮我完成的学业。我记得那个时候每个月发14块5毛。其中12块5毛是规定的伙食费，根本不能动的。还有就是2块钱的零花钱。

记：这么点钱就能过一个月啊？折合成现在的标准也远远不够啊！

潘：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总是觉得自己穷，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种想法？到了大学是为了学习。

记：嗯，在您以后的工作中有什么考验么？或者说北外的教育对您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潘：工作中当然有很多的考验。特别是在国外工作。使馆的纪律更严，其实记者要相对松一点。在我们出去采访别国领导人，以及重要的政治任务的过程中，如果想要离开使馆，都要请示汇报，经总社批准才可以行动。

记：如果是突发事件来不及请示汇报怎么办呢？

潘：事后汇报也可以。关键是要有组织纪律性。外事工作纪律最重要。我们有一句话讲：外事工作无小事。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情报机构对我们的策反很多，所以我们的警惕性很高。当然现在美国对于我们的看法已经很不一样了。

记：您对北外有什么印象呢？

潘：北外学习、教育水平很高。当时国内所有外校里面北外的口语是最好的了。北大通过大量的阅读练习，在笔头上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发音…（笑）

从北外毕业的很多学生都进入了外交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特别是我在巴黎的时候，总是能碰到很多北外的校友。在当时的中国，北外不一定是最好的学校，但是北外的学生的综合能力很有优势。

记：综合能力很有优势？

潘：对。打个比方说，我毕业后进入新华社，曾经担任过编辑、翻译、驻外记者等工作。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工作过，比如：法国巴黎、摩洛哥、比利时布鲁塞尔、多哥、贝宁、尼日尔等等。担任对地区性国际会议的元首到中国的访问与采访的工作。在巴黎的国际会议的报道需要同时提供中文稿和法文稿，需要很扎实的专业基础。如果没有很扎实的语言掌握基础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记：看来当记者这一行的要求真的很高啊。

潘：是啊，但是作为记者，我感到很满意。当一个记者，要求有很宽的知识面。我开始时是做外事报道，后来做世界经济报道，最后过渡到世界科技报道。我曾搞过一个有关科技的系列采访。其中有核电系列、计算机运用系列、航天航空系列等等。

记：这些专业性这么强的工作不能让专业人士去采访么？

潘：当时国内的专业人士不被法国允许采访技术含量这么高的课题。

记：那不是就会有很多很复杂的专业词汇？

潘：是的。但是北外给我打下的坚固基础使我能够适应。我记得在我采访计算机应用系列的时候，那个负责人跟我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记者可以问出专业性这么强的问题来。北外教我学习的法语，让我多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使我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记：现在北外的毕业生很多不是进入国家机关，而是选择进外企，出国。其实在现在的中国，优秀的毕业生很多也选择出国发展，像您说的忘掉了祖国人民的培养，造成了人才的流失。您对这个又怎么看呢？

潘：现实的确如此。这是人生轨迹如何选择的问题。选择进外企工作也是为国家的发展服务。每个国家都有人才流失的问题。现在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要报效祖国业务一定要过硬。人各有志吧，大中型企业也要在京发展中争口气才可以留住这么好的人才啊。

记：我很想知道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好处理的事件？

潘：不是很多……大可能因为我是记者的原因吧。经过那次采访之后。法国内政部曾经找我谈话，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大概是因为我问的问题都挺专业的吧。我中学的时候对物理化学蛮感兴趣的。不过，他们还是很尊重合作的。

记：作为一个非常资深的记者，您对我们《北外校友通讯》杂志有什么建议么？

潘：勤奋，多写，多思考，多动脑。智慧来自于勤奋。新闻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一种报道事实真相的责任感。思想可以开放，报道要符合事实，要考虑对社会的影响。

记：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今天在北外愉快！

潘：谢谢。

采访完毕，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的是潘先生他们那一辈人全心全意工作，为祖国建设奉献的单纯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们已经不能理解当时回报党和人民的那种拳拳的赤子之心了，那种不计回报，那种对祖国发展的深深关切。现在的我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前途，而对于现在的我们，也再没有了完全为祖国奉献的要求，而是讲要做到个人发展与祖国发展的统一。现在这个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缺少一种信念，特别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更是缺少这种单纯的为了祖国而无私的心。甚至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心境。我只是很羡慕他们可以生活在那个时代，一个那样的可以为了一个简单的信念而奔波一生的时代，那样一个贫贱也可以快乐，只因满足心里那种报国之心的时代，那样一个有点傻乎乎但是可以简单的快乐的时代。

我向往那样的时代。

还有，我们约的见面时间是早上7:40，原定计划是进行20分钟的采访。而潘先生7:20就到了，而采访也进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潘先生一直是和蔼可亲的态度，对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都耐心回答，一瓶水，打开了瓶盖拿在手里，一直就没往嘴里送。时不时还提醒我在旁边作记录的时候写出的错别字。当然几十年的当记者的经验也让我感觉到了他有时对于一些铭感问题的回避。非常巧妙。

整个采访过程进行得非常愉快，让我们感觉不是在跟一个新华社资深的国际记者打交道而是在跟一个学长讲话。真能从那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学到那么那么多不同的时代的痕迹。摸到北外成熟的那一圈圈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