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安国章，我校阿拉伯学院1960级校友。毕业后从事了多年的毛选等书籍的阿拉伯文翻译工作，1979年被调入人民日报社，1983年担任人民日报驻埃及记者，1987年离任回国后继续从事中东问题的报道。上世纪90年代被派往人民日报海湾记者站，1997年结束任期后回归中东问题的报道和研究工作。文章曾多次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参与翻译和撰写《古兰经的故事》、《世界传媒概览》等。

记者最主要的使命是时刻站在事件的最前沿，把真相客观地传达给世界。安国章作为记者，一刻不停地在看不见的硝烟中战斗着，守护着真相，及时报道发生的事件。在采访的过程中，安国章谈吐间言语犀利、见解独到，把一段段非凡的往事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同时，我们总能从安国章的讲述中，受到很多启发。

笃定信念初识阿语

“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安国章被问及是如何与阿拉伯语结缘时，他多次提到这句话。当时正值新中国建设时期，只要祖国需要，他就愿意为之付出。那一代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入学起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这首歌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从事对中东国家的新闻报道多年，安国章从未有过怨言，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热情去从事新闻工作，首先是组织和国家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自己有兴趣。”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他愿意为此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选择难度系数非常高的阿拉伯语时，安国章坦言，这是由组织分配的。1960年9月开学，安国章从家乡坐火车到北京站下车后，很快就看到了站外广场上为迎接新生而矗立的校旗。老同学把他送到学校时天都黑了，到食堂吃晚饭时，安国章在黑板上阿拉伯文班的名单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过去只知道阿拉伯数字，从没有听说过阿拉伯文的安国章，服从了学校的安排，开始学习当时被称为“天书”的阿拉伯文。既然来到了大学，也就意味着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这份选择，是国家赋予的，同时也将引领他追随理想。

当谈到是如何克服学习阿拉伯语的困难时，安国章回忆道，当时班上就只有十几个学生，三位老师。外教与中国老师归运昌两人负责上课，另一位中国老师朱凯主要负责辅助教学的工作。老师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一定要背书，多背书，要背熟，而且声音要大”，“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于是每天从起床后到早饭前的这段时间里，同学们就到操场大声朗读课文。老师还多次指出：“眼睛最聪明，耳朵次之，最差的是嘴——看懂了，不一定能听懂，听明白了，不一定自己就能说。”当然最重要的，是坚定信念。既然选择了阿语，并且有这么优秀的教师和同学，自己也当坚定不移地学下去，给祖国一个交代。

初出茅庐勇担重任

安国章于1965年毕业后曾被借调到国防部接待叙利亚高级军事代表团，和他同行的陪同人员中，有一位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的翻译，还有一名外贸学院的毕业生。

在一次活动中，国防部组织代表团成员观看电影《地道战》，国防部外事局的领导让安国章陪同观看，并承担翻译工作。接到任务后他非常紧张，也十分害怕。尽管有所犹豫，但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电影看完了，安国章的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了，事后回想起来，他笑道：“都不知道是怎么翻译的。”离开影院时，外宾不仅对安国章表示感谢，还说他们受到了教育－－他们在安国章的帮助下才看明白了电影里的故事！

还有一次，安国章陪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看病，当时大夫拿着一瓶药水说，使用后一定要把盖子拧紧，否则药水就会蒸发。当时安国章怎么也想不起“蒸发”一词如何翻译，情急之下，他就对代表团成员说：“一定要拧紧，否则药水就‘飞了’。”外宾明白了语意，并友好地告诉他“蒸发”一词用阿文怎么说。安国章回忆道：“说实在的，当时北大和外贸学院两位毕业生都比我水平高，只是他们的口语可能相对差一点点。这次接待代表团后，我觉得在校时老师教导得太对了，毕业后要想很快适应工作，基本功是必须的，但除此之外一定要多说，不怕丢人。”参加工作后，安国章通过实践理解了大学期间老师强调的“学外语千万不要怕丢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使双方互相理解”的意思。“当然，翻译必须做到‘信、达、雅’，我上面只是说明，学外语要敢讲，要大胆地讲，但不能乱翻译，有时虽然可以不完全准确，但绝不能曲解讲话者的原意。”安国章说道。

虽然当时的安国章是初出茅庐，但在校期间的学习和几段实践经历已经磨砺了他的意志，帮助他夯实了基础。安国章认为，每一次任务都要尽心竭力，这是重任，更是使命。

客观报道新闻需要明鉴

进入人民日报后，安国章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撰写新闻稿，特别是一些评论性文章、编者的话和导语。由于过去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他对新闻领域的知识可以说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新闻老人说：“新闻没学问”。但实际上，从事新闻并不容易。新闻有五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事由。也有说六大要素的，就是再加上一个“结果”。但是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其实是真实性。国内外的权威媒体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力求新闻的客观真实，却往往难以完全做到。这有关个人立场和国情问题——同一事件，国情不同，看问题的立场就各异。新闻工作者要为读者服务，向读者介绍发生的事情，但同时也要服务于国家大局，符合国家的外交政策。这就会出现报道大事件时稿子究竟应该如何撰写，以及对所掌握材料的取舍问题。

说到最棘手的报道，安国章认为是关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要不要报道，应该怎么报道，这都考验着记者的水平和能力。比如黎巴嫩战争（也称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安国章曾参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7次会议的采访。在会议中委员会出现了较大的矛盾，那么对会议内部产生的分歧该如何报道？完全如实报道不利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也不符合我国的中东政策，但议会上巴勒斯坦方面出现的分歧严重、明显且深刻，也不能不提。如果用记者自己的话进行陈述显然不妥。为此，安国章采访了巴勒斯坦方面的人士和参加会议的阿拉伯国家高级负责人，了解了他们的看法后，用他们总结式的分析来说明分歧的原因。最终报道的字数不多，这样的报道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较为客观的。

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不仅反映了记者的能力和水准，还反映了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素养。为了还原真实的事件，同时避免渗入个人立场或造成政治冲突，新闻记者必须反复斟酌字句，并灵活运用现有的素材。

揭开面纱接近真实国度

上世纪80年代初，安国章去埃及常驻前虽然也做过准备，但因为埃及本身是个古老的伊斯兰教国家，加之资料有限，于是他想当然地认为埃及社会一定是保守落后的。但到开罗一看，现实完全超出安国章的想象，他从未见过的长长的高架桥处于开罗市中心，街道上的汽车和当时北京的自行车一样多。即便是偏远的乡下，贝都因人居住的村落也停着比较老旧的汽车。这种场面给他的感觉是：我们国家与埃及不在一个水平上。另外他还发现虽然埃及妇女们都戴面纱，但这和自己理解的保守并不一样。原本他以为戴面纱一定是把整个脸都罩住，但实际上只要用面纱遮住头发、耳朵和脖颈就行了。在埃及等一些大城市，大多数妇女包括埃及电视台女播音员都是如此戴面纱的。不过在农村地区，几乎所有妇女都是用黑色面纱把头遮盖起来，外面还穿着覆盖全身的黑色长袍，吃饭时，妇女用手从下面缓慢地把面纱掀起一点，把食物送到嘴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刚到埃及时，发现中国驻开罗使馆附近的一所艺术院校在进行活动，好几辆卡车缓慢行驶在大街上，每辆车上都有一些穿着十分大胆的女孩，当时又下着蒙蒙细雨，远远望去有种“天女”下凡之感。这和传闻中保守的埃及并不一样，正因为是亲眼所见，才让安国章大大改变了出国前对埃及的固有印象。

另外安国章没有预料到的是，语言对他而言也是一大难关，埃及人平常都不讲阿拉伯标准语，只讲埃及方言，他们刚到埃及时基本听不懂当地人的对话。安国章对这段难忘的驻埃及经历的体会是，到国外前，一定不要先入为主地看待一个国家，要多查看对象国的文字资料。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应该善于利用。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多接触对象国的本地人。

“现在有不少人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认为西方的媒体报道更客观真实。对同样一件事，这些人相信西方的报道，而不相信国内的报道。我们不能完全去责备有这种看法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到外国的社会中，就算是去了外国，也是走马看花，只能看到表面。比如，不少人到阿联酋的迪拜、沙特、埃及等中东国家旅游，有些人回来后写文章说迪拜很富有，但存在许多烂尾楼，即楼盖了半截就停工了，上面还露着钢筋。那些其实不是烂尾楼，许多阿拉伯人盖楼都是这样，今年盖了一层或两层，明年或后年再继续盖。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国家很普遍，不是什么‘烂尾楼’。”其实这和报道是一个道理，即不能用个人的偏见和固有的观念去看一个国度。在我们不了解一个民族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它神秘、封闭，甚至对它产生误解，但越接近这个国度，我们也就越接近真相。作为记者，能亲身体验，客观感知，从而接近真相。

勤学爱国忠言寄于晚辈

对想从事新闻工作和翻译工作的同学，安国章建议在学校一定要把外语学好，要下苦功夫，要熟背课文，熟读可以加强记忆，重复就是记忆。要大胆地说，不要怕说错，学外语不张口说，怕错，是学不好的。口语不行，不敢说，离开学校后，会难以适应工作。另外，要学好中文。中文不好，是搞不好翻译工作的。往往外文看明白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中文去表达。新闻就是搞文字的，中文不好，就难以写出读者喜欢的稿件。

安国章还强调，不管做任何工作，都要有国家观，要爱国。正如前文所说，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一踏入校门，就是靠助学金学习直到大学毕业，是国家培养了自己。爱国、报国的思想是根植于这一代人心里的。“我们一定要懂得分析新闻的真实性，坚定立场，才不会被舆论冲昏头脑。”

最后，安国章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今后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