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金立群，198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至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进修。历任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党组副书记，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以诗书为山水，手不释卷；以家国为己任，心有天地。金立群校友是当代北外人杰出代表。

一、博学笃行，腹有诗书气自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金立群研究生时期的求学之地。他说，北外代表着中国当时最高的外国语教育水准，也是他梦想的求学之地。金立群风华正茂之时，恰逢文化大革命，落户农村，一去就是十年，但十年间他从不中断学习。金立群相信，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现在大家都不读书，那我就读书，将来国家必有需要之时。”这个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漫长十年，并且凭借努力迎来了人生新的春天。1978年，他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英美文学研究生课程。来到树木浓翠的苏州街、静谧祥和的北外校园，金立群分外珍惜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正是这种珍惜让他和同班同学更加认真学习，奋发图强，被老师赞誉为最勤奋的一届学生。他写的关于福克纳的“文体学研究”的论文，得到了学界泰斗王佐良和许国璋教授的高度评价，在国内的一流学术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毕业之后，作为唯一的非北京生源的学生，他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学校留校任教的邀请。金立群向来倾心于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视王佐良、许国璋等老一代教育家为楷模，为他们投身教育、乐此不疲的精神所感染，亦认为教书育人是自己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分忧的途径。然而在1980年，就在他毕业之时，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财政部急需外语人才，恳请许国璋教授推荐他的学生到世界银行工作。许国璋教授对金立群说：“我们让你留校，是需要你，但是，国家更需要经济方面的人才。我国也许需要上百个英美文学方面的专家，但是，现在和将来更需要的是懂经济懂金融的人才。我相信你可以很好地转入经济的领域。”老师的一席话，指导了他在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选择，在个人事业选择的考量中要以国家利益为上。金立群从恩师那里学到了谦虚勤奋的人生态度，对王佐良教授、许国璋教授等恩师充满感激与敬佩。工作后，他常回来拜访老师，每次看到老师伏案写作，就会更加认识到对工作认真负责的重要性。

离开校园后，金立群仍是一位勤学之人。他一度很想从事教育工作，开展学术研究。尽管工作与教育无直接关系，他却十分重视学习。在熟练掌握了英语之后，又自学了法语课程，此外，他每年工作之余必读5000页以上的读物，涉猎广泛，天文地理、国家内外无所不包。在财政部工作期间，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被派到位于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在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来到美国，这对一个脱胎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教育制度的研究生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冲击，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使他一头扎进学习之中，“从1980年到1982年，头两年是当学徒。有太多东西值得去学习、需要去学习”，他回忆说。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金立群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87-88年他还作为汉佛莱学者在波士顿大学攻读了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在亚行工作期间，他的办公室常备两套书：一套是有毛泽东批注的《通鉴纪事本末》，另一套则是英文原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他笑称，有了这两套书，治亚行恐怕是够了。工作之余，翻译著作也是金立群的一大乐事，“历时三载，凡三校”的《摩根财团》以译文精当，文笔优美，信达雅高度结合而备受推崇，在国内数次重印，并远销东南亚各国，广受华人欢迎。通过他的专业翻译，读者能够比较全面的理解投资银行并感受整个美国金融界的发展形态。受王佐良教授之托，金立群为老师编写的《英国诗歌选集》作注，该书出版之后，是一些大学英文系的教材。为了满足学生的要求，他在近年又对全书重新做了修订，特别是对20世纪英国一些难懂的现代派诗歌，增加了大量的注释。金立群感到重新修订此书，既是有益于后学，又是告慰于恩师的在天之灵。选集全新出版，受到了广泛好评。知识之于金立群，是经纬之才的获得，又是生活之乐的补充。

金立群是一位具有浓厚人文情怀的金融专家。他的工作跨行业跨国界，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中西文化不同所带来的差异与矛盾，但他深谙为人处世之道。金立群认为，在多边国际组织工作，所作所为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一碗水端平很有必要。在处事上，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华人金融家》一书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金立群对待发展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金立群将发展视为一门科学，但更是一门艺术。在亚行工作期间，他反对采取极端手段，如有些发达国家主张切断资金来源作为对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的惩罚，而是通过亲力亲为，实地考察，帮助发展中低收入国家应对实际问题，通过发展和教育为许多国家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策，充满人文关怀；在对待员工上，他以勤奋、认真、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威信，他对大家表示充分的信任，抓大放小，在细枝末节的琐碎问题上给予员工充分的决定权。他语重心长地表示：“我作为领导，若我上台讲话的稿件都让他人全盘代笔，我照本宣科，未必能打动员工，只有我不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团队才会最有战斗力”，如此，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同时，金立群关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对于教育、人生修养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学教育不应该文理分科，强调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说，人文教育很重要，如果只是学习数理化而缺乏了人文素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机器人，而非完整的人。道德与社会责任缺一不可，缺乏道德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人一旦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不可预计的灾难。对于母校未来的人才培养，金立群提出了建议：国家日后需要的必定是复合型人才，金融家和企业家不应该只是懂得金融和经商,同时也应该掌握包括与人交流合作的知识。人格的完整是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因此北外应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培养人格完整的复合型人才。

二、兼容并蓄，驰骋未敢忘国忧

金立群工作三十年有余，从一个非经济学科专业出身的新手到如今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学术界到经济界，从在国内政府机关到进入国际组织进行国际金融工作，金立群的经历跨越了专业也跨越了国界。

在亚行工作期间，他时刻铭记自己身肩国家重任。一方面，他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在推动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他曾深入老挝大型水利发电项目基地，在深山老林里转了三天，和当地农民交谈，在工地附近的客栈下榻，他戏称这些客栈为“万星级旅馆”，因为可以透过门窗看到天上无数星星。另一方面，他通过纵观亚洲各国经济发展，为中国企业提出许多前瞻性建议，他曾提出亚洲和其他地区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将会很快占据上风，许多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将会向这些地方转移，因此如果国内企业不向高附加值产业进军，以保持国际市场的份额，而只是停留在重复低水平的投资上，无疑是饮鸩止渴。在目前看来这样的建议仍有重要意义。

在财政部工作期间，他为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精彩表现贡献了力量。早在90年代初，金立群就开始协助财政部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1995年出任财政部部长助理，1998年出任财政部副部长之后，他频频奔走于各国，多次代表中国在重大国际场合旗帜鲜明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赢得广泛好评。其中，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无法以合理成本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之时，中国政府却于当年12月在纽约成功发行了10亿美元全球债，成为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第一笔独立依靠自身信誉发行的亚洲主权债务，而他亲自操刀了这次发行。当年穆迪公司正准备给中国主权债务信用等级降级，但是中国必须通过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成功筹资来展示其经济实力。在香格里拉大饭店的第一场路演上，金立群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的主席台上，环视全场，首先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债？因为你们是投资者，我们相信你们更有判断力！”这句话无疑打动了投资者，更为中国争得积极正面的自信大国形象。

近年来，金立群工作中心转向国企，专注于国内金融事务。从2008年9月至2013年05月，金立群担任了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从2013年6月至今，他担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他密切关注着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式，频繁出席国内外经济论坛，对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有独到的分析。金立群表示，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点，国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要有危机感，而改革的中心应是还给市场以经济的主导地位，政府也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协助经济改革的进行，而在改革过程中，问题在所难免，如果在执行中出现问题，一定不要急于否定改革方法，而是要认真寻找方法去完善改革。以今年9月刚刚成立的上海自贸区为例，这是发挥市场作用和改善中国投资环境的积极实践，在改革的过程中或许会触动多方利益，但是我们应当积极探索，而不应简单否定。对于当前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他通过对全球经济形势和二战以后经济史的分析，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前瞻性与策略性的进路。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了中国足够的实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中国应在积极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参加多边活动的同时，在其他多边地区与国际经济组织及经济论坛中发挥作用，如APEC与G20峰会，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他认为，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主权国家主要通过选票、权力与出资额三方面发挥作用，对外提供经济援助对增加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有着重要意义，比如战后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国家重建。他十分重视对外沟通能力，强调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中若要占有主动权，必须妥善、正确处理大国关系，发挥中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

“人既要有中国情怀又要有国际视野”，金立群对北外的人才培养理念深表赞同，他曾多次表示，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忘怀自己的中国心，更不能忘怀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责任。北外的学生，一方面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位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另一方面更应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文/胡谦益 朱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