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习良， 1953年至1957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1958年，进入该院高级翻译班深造。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代理台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译有《玉米人》、《恶时辰》等。

北外时光弹指一挥间

1953年秋天，刘习良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来到了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跨入校门后，他被分配到了德、西、法文系，主修西班牙语专业，由此开始了他与西班牙语的“不解之缘”。

当时学校的学习环境很艰苦。在师资方面他们并没有专业的教师，懂西语的中国人少而且大多是半路出家，而他们的西班牙语外教也没有教学经验。他们的第一位老师是智利画家万德勒里的夫人，第一堂课就用西班牙语，刘习良和他的同学们都是听得云里雾里。同学们学得辛苦，老师教起来也不容易，西班牙语中常见卷舌音，有的同学学起来很吃力。光凭听觉，万夫人又找不出是何原因。为了帮助同学掌握卷舌音，她就把脸凑近同学的嘴巴，以便仔细观察舌头部位的变化。面对这样的教学方法，有的同学感到很尴尬，生怕把唾沫溅到老师的脸上。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要求学生用学到的几百个西班牙词汇连续将5分钟，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样的要求也是很难达到的。后来，校方从苏联陆续请来了两位苏联专家和三位西班牙专家，教学情况大有改善。这些老师或是语言学家，或是精于词汇学，或是专于语法，教学风格也是严肃轻松不一，对同学们的语言学习都有极大的帮助。而当时他们使用的教材也都是从苏联的教材直接翻译过来的。

四年的本科生活结束后，刘习良被安排留校执教。他教书的时间很短，但过程也是颇为曲折。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和同事在北京的郊区种菜。1958夏天年又被召回学校参加《西汉辞典》的编写工作。不久之后，国家为了培养高端的外语人才在北外开了高级翻译班，刘习良被选入其中。在这个班级大家不光要学习好西班牙语、汉语，也要学习第二外语，老师人数比学生还要多。这个高级翻译班原计划是要办7年，但因为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最后也只持续了两年半。但在这两年半中，他和同学们很多时候都是出差翻译到各大机关、单位陪同来访的代表团，担任口译工作，留在课堂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这6年半的学习西班牙语的过程中，刘习良边学习边实践，既培养了扎实的语言功底，也获得了不少外出翻译实践的机会，从此和翻译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初出茅庐担子重

由于国内西班牙语人才的稀缺，还在学校的时候，刘习良就开始在一些中外交流活动中担任翻译。从1955年在学校学习开始到1961年，他干了大概七年的口译工作，其间接待了外交部、中联部、工会、青年团、全国妇联、对外友协、中国政协、旅游局等邀请的代表团。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当翻译是在1955年，那年秋天，全国妇联接待了一个墨西哥妇女代表团，住地是北京饭店。他像外出野游一样背着书包，在包上系了块毛巾，挂了个搪瓷杯就去了。到了那里看到整个饭店金碧辉煌，待在接待室都不敢出去了。由于是妇女间的交流，所以在交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例如“双胞胎”“三胞胎”之类的内容。他没学过这些词汇，只能通过解释间接表达这些意思，好在时间不长任务是完成了。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拉丁美洲来了很多党代表，刘习良第二次担当翻译，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外宾的生活。这些外宾对年轻翻译们都很客气，不会去刁难他们，所以各项任务的完成还是比较顺利。

在担当口语翻译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给周总理担任翻译了。1959年建国十周年，刘习良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那个时候来了很多的外宾，周总理走入其中和他们亲切交流，聊到建国以来的成就时，周总理用了很多大数字。这些数据很重要但在翻译的时候不好转换，刘习良非常紧张，生怕出错。周总理很体谅翻译，在说话时直接替译员转换数字，如用五千百万指代50亿。1960年11月，大名鼎鼎的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率领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刘习良给周总理担任翻译。面对这样的两位大人物，已经当了几年翻译的刘习良还是很紧张，就犯了一些初级错误。11月18日，格瓦拉告诉总理古巴大使正在来华途中。刘习良将这句话译成了“古巴外长正在来华途中”，总理立刻问他:“我怎么不知道？”刘习良这才醒悟，连忙改正。周总理善意地批评“你也是个老翻译了，连外长和大使都搞不清楚。”在给周总理担任翻译的过程中，刘习良也深切感受到了周总理的外交智慧。在和古巴进行原糖价格谈判的时候，由于得知苏联的购买价格低于国际平均价格，周总理就巧妙地说：“我们不能越过苏联老大哥。”由此得到了实惠的价格。在1961年到1962年间，中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拉美，刘习良随行，回来后就逐渐不再担任口译的工作了。

谈起口译，刘习良认为作为一名口译者，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注意：第一是遵守职业道德，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如果没听清，一定要多问，绝不能不懂装懂。第二点就学习各种知识，比如国家政策、时事政治。最后就是要懂口译译员的规矩，“翻译就像是空气一样，感觉不到但又不能缺少”。此外，译者也应该注意自己个人的言行举止。

“不务正业”的翻译家

刘习良自1960年进入国际广播电台到1990年离开，在国际台待了整整30年。而他的西语水平在工作的过程中更是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曾笑言，在国际台语言组20多年里翻译了少说也有一千万字。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一些外国专家纷纷离开，所以翻译、定稿的工作就交到了我们自己的译者身上。参加“反修”文章翻译，除了国际广播电台西班牙语部工作者外，还有其他单位的西语翻译。当时刘习良和他的同事们主要负责的就是翻译初稿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翻译结果不尽如人意，一位西班牙语界的老同志甚至说是说国际台的翻译不能称之为“翻译家”，充其量也只是“翻译匠”。这句话对刘习良的刺激非常大，他开始了比在学校更加刻苦的学习钻研：扩充词汇、阅读大量外文作品、探讨中译西的规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习良加入了翻译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下，翻译组所在的工作地点反到成为一片颇为安静的天地。那时候，西语干部队伍正处在成长期，大多数人只有二三十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升温，个别的西语界权威人士就被调回所属单位接受“批斗”，翻译工作也就更为艰难。翻译组先后聘请了七位外籍工作人员，工作程序也十分严格，全书译文要到第五稿，才算最后完成。当时的刘习良患有严重的胃病，每次都是忍着疼痛进行翻译。这样艰苦的翻译工作“无名无利”，工作人员既不能得到经济报酬，也不能在译文成稿后附上自己的名字，有人感叹“四卷红书，满头白发，半生潦倒，一事无成”。这又怎么能说是一事无成呢？就是在这样的境地下，译出的毛选译本堪称“难改一字”，而这段经历更是使他的西语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

改革开放后，刘习良将自己的翻译重点转移到了外译中上。1979改革开放后，久未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刘习良惊喜地知道，当今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文学居然是拉美文学！他由此更是坚定了自己翻译拉美文学的决心。而他翻译的首批作品就是马尔克斯的三篇短篇小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礼拜二午睡时刻》和《纸做的玫瑰花》，全部得以发表，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他的文学翻译工作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先后翻译了马尔克斯的《枯枝败叶》、《恶时辰》等。不久，他迎来了“最难啃的骨头”—危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玉米人》。他与妻子笋季英女士耗费了四年的闲暇时间翻译这本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经典之作，书中出现了大量令人费解的危地马拉的方言土语，他们夫妻二人更是想尽办法利用自己接待危地马拉外宾、了解印第安人文化的机会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的问题，这部作品也最终得以问世。后来，他还翻译了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小说《幽灵之家》及尼加拉瓜政治家兼作家赛尔希奥·拉米雷斯的《天谴》等作品。“文革”前，在国际台人们有着普遍的看法，认为西译中是“正业”，中译西是“不务正业”。“文革后”，人们的认识有所变化。但是，如何处理“正业”和“别业”的关系，总要有个回答。对此他的回答是“我不会因为翻译而影响我的工作，但是我不会停止自己的翻译工作。”

他将自己的翻译当作了一生的事业，他的职位几经变换，但这份事业却是始终如一的。而对于笔译工作者，他强调最重要的还是道德问题,就是一定要忠于原文，其次就是“文学翻译”应该成为“翻译文学”，要让自己的译文具有相应的文学色彩。对于自己的翻译生涯，他的评语是：“及格”。他说翻译者一定要谦虚，语言学得再好还是比不过当地人，所以切忌骄傲自满。

寄语北外学子

对于北外学子，刘习良希望大家在大学生活中千万不能只局限于语言学习，要想办法丰富自己的各项专业知识。在未来的工作中，外语也许只是一个工具。要想做好一项事业，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明确目标，知道自己干什么；第二、科学的方法，根据自身的条件要设想出合理的办法；第三、坚强的毅力，总会有挫折，人的一生总会有困难，但不能半途而废；第四，谦虚的态度，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最后，就是创新的思维，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

文/南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