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黄友义，197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任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兼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念北外

谈及母校北外，黄友义校友心怀感激。他尤其感念当时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青年教师李贺，一位是班主任张道真。正是这两位老师的引导和鼓励激发了黄友义校友对翻译的兴趣，为他日后从事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中国翻译出版公司有一批联合国文件需要北外学生翻译，其中有一句话‘Yesterday it was a whisper today it is a loud cry’，黄友义校友回忆道，“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翻出了‘昨天还说悄悄话呢，今天就大声喊了’。李贺老师回应，‘这个哪儿像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啊？两个人聊天可以，但翻译的语言要适合当时的场合，所以要换个词。’这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于是便改成了‘昨天还是窃窃私语，今天已是声嘶力竭’。当时老师还让翻得好的同学在班里念译文，这给予了我莫大鼓舞。回忆起张道真教授时，黄友义校友认为北外的老师大多都兢兢业业，在教学上下足了功夫。他说，“当时我刚刚进北外学英语一个月学会了一百多个单词，就想拿这些单词写一篇作文。写成的作文其实就是简单拼凑成的几句话。我拿给张道真老师看，认真改过后他退还并鼓励我，‘你愿意写，我就继续帮你改’。于是我便经常写，北外老师的这种投入与奉献让我很是感动。”

黄友义校友认为北外学生如今之所以在各个用人单位大受欢迎是因为他们英语底子好，自信心足，而这一切离不开北外默默奉献的老师。

谈翻译

除去老师的栽培，当黄友义校友侃侃而谈自己的翻译经历时，我们能感受到他今天的成功还源于自身对翻译事业的一腔热情与上下求索。

年过花甲的黄友义校友感慨学翻译没有什么窍门，只有多看，多听，多说，多写，多翻。他说当年自己在北外经常会主动把参考消息的中文稿件翻成英文，然后再和外国电讯稿对照学习，而正是这种不断学习使他不断进步。“学翻译一定要主动，没有兴趣不行。一名翻译平时接触的是两门语言，因此要熟练掌握就必须付出两倍的努力。”他本人就是一位成功的践行者，学校里他比其他同学用功，平时在家在单位读报纸看电视都会下意识地反映这个英语怎么说，那个中文怎么翻，他会随时记下出现的新词汇并及时查阅。为了当一名合格的翻译，黄友义校友付出的心血，做出的牺牲足以让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汗颜。 他至今只看过两部电视剧，只因为他需要利用晚上宝贵的时间进行思考与研究，找到一个更好的翻译版本。

问及他翻过的最好作品是什么，翻过多部著作的黄友义校友诚恳并坚定地答道，“没有，没有一部。”在他看来，一个翻译可以对某一个句话或词处理得好而感到满足，但涉及一部作品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解释道，“首先语言是活的，它本身在不断变化。就比如gun这个词，70年代我在英国留学，电视中播新闻说‘three people were gunned down in front of a subway station.’当时老师和我们说这种用法很不正式，只能出现在新闻中，不能成为书面语。而如今几十年过去了，gun的这个用法经常在文学作品等严肃文体中出现。其次，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也会不断加深。翻译翻得不是文字而是文化，好的翻译要做到无缝隙的衔接，因此对文化不同的理解会出现不同的翻译版本，一部著作的译本永远都有提升的空间。”

在众多翻译文体中，黄友义校友提出文学作品是最难翻的。翻过聊斋志异的他至今回想当初的经历还是很艰难的。“聊斋志异是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有的故事通篇围绕一个象声词，而这在英文中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对应，因此只能有选择的翻译。”再有，文学作品中幽默的东西很难处理，黄友义校友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一个农民说‘林彪带着老婆叶群跑了’，但因为农民发音不准，让别人听成了老婆一群。而这个要翻出幽默感真是难，写注释扩出几句话会影响文章流畅度和幽默效果，我自己三十年来一直在琢磨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至今也没想出。”

在谈到解决方法时，黄友义校友提出中外译者合作可以创作出更好的翻译版本。他指出中国的四大名著就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例如《红楼梦》的英译本就是由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一起完成的。而要让中国文学闻名于世界就更需要这种外国优秀译者，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一个重大原因也是因为译者译得好。 而中国的译者当然也要提高自身的翻译能力。出国留学是重要途径，因为译者需要了解对象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明白外国人在一个场合会说什么及为什么要这样说。出不了国就自己在国内自己创造语言学习环境，多听外语，看外语，尝试用两种思维思考问题。

推改革

黄友义校友不仅钻研翻译，作为政协委员和翻译界元老，他也在思考着中国翻译界的未来，为翻译规范化专业化支招。目前，他与翻译界知名人士正一起主张为翻译立法，从而建立一个市场准入机制。问及这背后的原因时，黄老说，“现在翻译市场很混乱，其一，翻译质量不高，马路牌子，单位路标经常有写错的。这不是说中国翻译人才不行，而是说明指派任务的人不懂翻译这一行业，用了不该用的人；其二，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翻译公司，专攻领域不同，但由于翻译公司在注册时不需通过专业鉴定，客户在挑选时光看注册证明决定不了选哪个公司更合适；其三，翻译公司在为客户提供服务时漫天要价，没有一个标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一套完整的翻译法律。目前的局面是中国在健全自己的法律体系中面临着很多需要改进的法律，而翻译在这其中不是重中之重，因此立法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黄老也在想其他办法。他认为建立一个国家翻译人才库可以将翻译专业化。“设想这个人才库有着每个翻译工作者的具体资料，包括他们擅长哪些领域的翻译工作以及翻译经历，这样在与市场需求配对时，更容易使客户找到合适的人选。

除了这些设想，其实黄老以及翻译界人士在更早之前就已经为规范中国翻译行业做出了努力并且目前已取得了巨大成效。作为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黄友义校友说翻译资格考试其实就是将选拔翻译人才标准从原来的选评制度向考试认证过渡的一个重大进步，依据国内外经验而提出的翻译资格考试是目前全国实行的统一的、面向社会的、国内最具权威的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认证，是检验译员水平的最好证明，这无疑为翻译行业的规范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标准。

针对目前翻译界普遍流传的缺少翻译大师这一呼声，黄友义校友在采访中也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这个时代缺少大师级作品。翻译是跟着作品走的，没有大师级作品当然就出不来大师级翻译。之前的大师级作品已经翻得差不多了，而我们这一代的作品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检验才能成为大师级作品，因此我们目前处在大师级作品的一个缺口阶段，当然也就找不到翻译大师。第二，现代社会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字斟句酌，再加上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一部文学作品的译本通常都是好几个人合作完成的，没有经过长时间推敲，当然也就出不来精品。第三，目前社会普遍缺乏对翻译价值的正确认识。人们大多认为翻译很简单，意识不到翻译其实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有时这个过程比作品创作本身还艰巨。结果就是从事文学作品翻译的人辛勤工作后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再加上现代社会人要想生存必须先解决现实的困难，需要买房买车，至少要做到养家糊口，所以都愿意做来钱快的买卖。翻译文学作品恰恰与此相反，因此越来越少的人选择这一行当。

寄心语

黄友义校友最后也为今后有志于从事翻译这一行业的北外学子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说翻译这一职业最重要的是实践，在学校打好理论基础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平时要主动练习，多翻译，多实践，而这实践能力不仅包括翻译内容的准确与否，还包括译员的着装（穿着是否得体），声音高低（能不能让周围人听见），基本的翻译素质（比如遇到一个古代用皇帝年号纪年的年份会不会将之转换成公元纪年法以方便外国人阅读），语言风格（语言是否和领导人的说话风格相一致）。这些实践能力都是今后用人单位在招翻译时考察的重要指标。

踏实一生，勤奋一生，黄友义的翻译生涯也是每一位优秀翻译人生涯的写照。

文/赵晶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