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生，《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编辑。1960年到1964年就读于我校法语系。

跟杨先生通电话的时候就感觉他是位很随和的老先生，见到他以后更是倍感亲切。阳光下的他精神矍铄、平易近人。

记者：杨先生您好！从北外毕业四十几年了吧，这次回母校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杨汝生（以下简称杨）：我是64年毕业的，然后留校任教，所以在北外呆的时间很长，直到74年才调到教育局。我对北外有很深的感情，觉得北外变化很大。

记：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北外当然是变得更加漂亮了，条件也更好了。从前大门外面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都是菜地。6号楼那边曾有个游泳池还有鱼塘，现在变成大礼堂了吧。

我是60年入校的，正是3年困难时期，虽然物质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好。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是工农子弟。虽然常常吃不饱，许多同学都得了浮肿病，脸上肿得很严重，但住院以后他们继续努力学习，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学习法语，但没有法汉字典，只能用法日字典。学校迁到北京以后，正好遇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留苏预备部的学生也不能去苏联留学了，所以就被分到各个学院学习外语，我被分到学法语。正好那个时候中法建交，国家需要大量法语人才。

记：您是怎样走上当记者的道路的呢？北外的生活对您的人生规划有什么影响吗？

杨：我是74年离开学校去教育局工作的，主要管理外语教学。为了响应周总理关于学习七种外语的指示，开始给小学生开设外语课。后来《人民日报》招记者，我觉得自己中文功底不错，就去了。就这样走上了当记者的道路，我曾在非洲做过常驻记者，94年到98年在法国做常驻记者。

记：能讲讲您做驻外记者的经历吗？

杨：在非洲，我做了5年的常驻记者，感觉非洲人民非常友好，尤其对中国人非常热情、友善。因为非洲许多国家进行民族革命的时候，中国给予他们很多支持，不论是精神上还是金源上。中国还派了医疗队去帮助他们，那里虽然炎热疾病多，医疗人员还是坚持服务，所以非洲人民对中国人非常感激。

中法关系总体上一直不错，在国际事务中都持有相似、相近的主张，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联合国，中法在许多地区争端问题上在很多时候也持相同的观点和态度。

记：《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那么它与其它报纸相比应该很特殊吧？

杨：它是党的机关报，是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宣传的重要媒体，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媒介。所以它主要解读当前的政策纲领，指明大方向。报道的内容也更为严肃和正式。其他的报纸可能内容和形式都更为活泼。像《中国青年报》读者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它对青年学生更为关注；《光明日报》则更注重科教文化等方面；《经济日报》当然是侧重于经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差不多，但更主要的任务是发布消息。

记：北外有新闻系，北外学生也有许多希望从事新闻工作的。以您的经验来看，从事新闻工作需要什么条件呢？

杨：首先，汉语功底要强，要会写文章，表达能力要强，要精准。同时要有敏锐、独特的观察力。对政治事件要有敏感度，要善于从小事里发现重大意义，要开辟和别的记者不同的视角，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会吸引人，要创立独立独特的新题材。再次就是要有不怕苦的奋斗精神，当记者在异地他乡奔波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能吃苦。

我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在不同的国家作记者，增长见识，拓宽知识面和视野，参与大型活动、见识大场面，自身的素质修养都会有很大提高。

记：您觉得现在北外的学生和你们那个时候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杨：现在的大学生当然比我们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虽然我们这一代出来的有很多专家、学者、政府高官，但你们以后会更强的。你们学习的内容更为丰富、涉猎更为广泛、也更有创新精神。66年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时间都浪费了。文革的时候，北外大部分人都迁到湖北沙洋，学校里就剩下孩子和照顾小孩子的人，这十年浪费的时间真的非常可惜。

记：您觉得现在的北外怎么样？对北外有什么期望吗？

杨：我还在北外的时候，北外有三个一流：一流的师资力量，像英语系的王佐良、许国璋教授都是英语界的权威人物；一流的教学质量，北外出来的人才在社会上非常受欢迎；一流的毕业生，外交部招收的也大部分是北外的毕业生。现在也还是这样吧，希望北外发扬光荣传统，再创辉煌。

记：您对北外《校友通讯》有什么期望吗？

杨：希望你们继续做好工作，成为沟通校友与学校、校友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