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何理良，我校第一届校友、俄语学院1941级校友，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妇联执委，前国家副总理黄华夫人。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最年轻的学生，随家人于1939年来到延安，41年进入俄文大队学习。
11月的北京，早已透着初冬的料峭，然而深秋的金色也还在延展着自己最后的魅力。伴着明媚的阳光，踩着一路金黄的银杏，我们来到了何理良老人的家里。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胡同，一座丝毫不起眼的老四合院，平静而恬淡，正如何理良的心境一般。当天的何理良，身着一件深蓝色粗花呢外套，胸口佩带着一枚蝴蝶形胸针，与老人红润的容光交相辉映，显得矍铄而优雅，丝毫看不出已经年过九十，迈入了鲐背之岁。
何理良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亦是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遗孀。1945年毕业于延安俄文学校的何理良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第一届校友。见我们都坐定后，何理良才缓缓坐下，并与我们一口气畅谈2个多小时，时而铿锵有力，时而笑容微露，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建校历程、将延河之滨第一届北外学子们的求学与戎马生涯向我们娓娓道来。
于战火危难中立校
“延安俄文学校、延安外国语学院的建立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何理良一坐下，就与我们谈起建校的那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何理良似乎有着永远也无法割断的情感寄托。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3月在延安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派遣80万大军来侵占中国，杀人放火、掠夺中国的资源。1939年底，武汉失守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避到了山里，并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何理良的一词一句似乎将我们又带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日本到南京组织伪政权，并把战略性进攻的主要目标转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以说，1940年、1941年、1942年是我们最为困难的时候。”何理良说到。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战士们不仅要辛苦地对敌作战，而且还要应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袭击和封锁。而正是在这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1941年3月，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在延安正式成立，旨在培养高级俄文军事翻译，方便与苏联加强交流合作，以及将来在抗战反攻阶段与苏军联合作战。
“我是1941年5月进入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学习的，”何理良回忆到，“但是由于抗大要迁到绥德，俄文大队办了不到五个月就被编入了以朱德为院长的军事学院。”至此，俄文大队转为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级军事翻译人才，中央军委于1942年6月将军事学院俄文科与该校工程队以及延安大学俄文系合并，成立了军委直属的俄文学校。何理良至今还记得当年在俄文学校，学员们每天早上6点就应着军号起床学习的场景。
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以更好地应对战争新格局。借此机会，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建议增设英文系，一方面为了完成美军观察组的英语交流工作，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建国后必须有一批英语人才进行外交或其他方面的工作。他在向外国语学校全体人员讲话时指出，为迎接全国的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才的培养工作。“外国语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人才，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周恩来副主席强调说。因此，在其提议下，中央马上同意成立了延安外国语学校，下设俄文系和英文系。1944年6月，延安俄文学校正式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
“延安俄文学校包括后来的外语学校都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外语学校，它首先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学校，这是由当时的战争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它培养出来的许多校友都变成了军人。但是，它更是一所多功能的学校，我们很多校友还从事外交、翻译、文学、新闻、教育等各领域的工作。”何理良提起自己的母校和一同奋斗的校友们，面露自豪之色。
与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延安外国语学校一脉相承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战火危难中一手创立的外语类学校，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产物，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结晶。正如何理良所说，“它对中国日后的对外交往、对外学习、对外交涉和对外宣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延安去！”
“请安排何思敬教授一家人来延安。”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一张窄小的麻纸上用铅笔亲自写下的这十几个字，1939年9月，何理良的母亲带着她以及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举家北上，经过三个月的长途奔波，千里迢迢来到宝塔山下、延河西岸。何理良的父亲何思敬教授是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家，于1938年初到达延安后，先后任抗大教授和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研究员，翻译了多种马克思著作。“1939年12月我们到达延安的那天，我看到了深度近视的父亲提着马灯在路边等我们，我和弟弟妹妹一下车就急忙跑过去，扑到了他的怀里。”听着何理良的描述，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七十多年前他们全家在延河西岸的晚霞中相拥的温馨场面。
延安素有“三秦锁阴，五路襟喉”之誉，历来都为兵家必争之地。自红军在延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之后，延安更是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是在看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决定来延安的，还有一些则是由中共中央从抗日前线调动到延安的。但这些青年都抱有抗日救亡、革新中国的决心，“到延安去！”是他们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最真切的呐喊。于是他们冒着国民党管理区军警特务的阻截和逮捕的危险，冒着被敌人肆虐的炮火吞噬的可能，奋不顾身地投奔延安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
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便是这些有志青年中的一员。那时候，中国没有飞机，就连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没有，只能任凭敌机在空中耀武扬威、行凶作恶。“因为红军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而没法回击的这种惨痛的经历实在太沉重了！”何理良语重心长地说到。因此，刘玉堤早就下定了决心，要去学习航空技术，要让共产党过不了多久也拥有自己的飞机！1941年3月，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北正式成立，旨在培养航空人才。该校的学员有三个要求，三年以上党龄军龄、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以及身体条件好。千挑万选之后，当时驻扎在山西黄河边的刘玉堤位列其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刘玉堤激动到难以言表，向旅首长表完决心，连蹦带跳地跑回驻地整理行装。第二天天未亮，就告别战友，冲破重重阻挠奔赴延安。后因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苏联无法再向中国提供教具，刘玉堤随工程学校的一些学生调入俄文学校，成为延河畔俄文学校第一届学子中的一员。
参与建立新中国第一支坦克部队的蓝曼则在《陕北见闻》一书中了解到抗日军政大学，于是便一心向往延安。中途几经周折，才在1940年秋到达了延安。虽然一路上饱受国民党关卡的种种刁难和周折，但是蓝曼的心中是敞亮与欢快的，他甚至在走进延安的那一刻禁不住高喊了一声：“母亲！”
包括何理良、刘玉堤、蓝曼等在内的延安俄文学校的第一届学子们带着一腔热血，不远万里赶赴延安，渴望为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由于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当时延安的生活和物质条件都极端艰难困苦。纸，用的是桦树皮以及马莲草造的又黑又粗的纸；灯，用的是麻籽油里面捻点燃的只能发出一点点亮光的油灯；教室，就是一个窑洞，没有黑板桌椅，就坐马扎或石块，双腿膝盖当桌子；吃饭，没有食堂就在露天广场站着、蹲着解决；吃的是小米稀饭和漂着点油花和萝卜的汤；穿的是打着补丁的粗布衣衫。“最初我们在俄文学校的时候，都是八个人站着，端着碗米饭，在地上吃一碗咸水煮萝卜。睡觉的时候，土炕是湿的，我们只能睡在很窄的床板上，但是我一次都没有掉下来过。”何理良打趣道。
回忆起那段艰辛的岁月，何理良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同学们不惧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虽说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但其实冬天也是很冷的。我们每个窑洞每天只有一斤炭火，并且碳需要去山里伐木才能取得。刘玉堤这些同学就根据学校的命令去山里砍柴烧炭。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任何困难，不管组织上给什么任务，都冲锋在前、一马当先，乐呵呵地去完成。”何理良佩服地说到。由于延安物资的匮乏，1942年毛主席便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叫边区的党、政、军、民、学所有单位都参加劳动，大生产运动就在延安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俄文学校的同学们也都投入了生产劳动之中。男同学们组织起来去杜甫川开荒种粮食，有的男同学则去开窑洞盖房子。俄文学校第一届学子、原驻匈牙利大使马列记得当时他们每天都拿着十几斤重的镢头，天一亮就出发去山上除荒草，一干就是一整天。虽然真的累得慌，但是每天都过的很快活。原空军机务部部长张开帙当时担任学校炊事班班长。由于开饭时间不按时，耽误了生产，并且同学们认为伙食太差，意见很大，几位炊事员又无法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开帙临危受命，想尽各种办法，每天跟着公鸡的打鸣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做饭，并以身作则，担运粮食和菜，为大家改善了伙食。刘玉堤则在大生产期间被校领导调去木工组制造纺车。“当时延安的青年只要是革命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说二话！”何理良字字铿锵地说。就这样，刘玉堤当起了“小木匠”，制造纺车、盖食堂，修建俄语学校的礼堂，主要负责制作门窗口框等木工。还有的同学磨起了豆腐、养起了猪、打起了铁，纷纷在大生产中“各显神通”。
“我们女同学呢，就是纺棉纱、毛纱，为织布做衣提供原料。”何理良以及解放后为中国的科普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王麦林等女同学都开始学习用纺车纺线。纺线是个“技术活儿”，由于线太细，常常纺着纺着就不见了。但是，为了给边区军民做衣服，就必须要学会！“毛主席原来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后来到重庆谈判的时候，穿的就是我们做的呢子衣服。总理到重庆谈判时，穿的也是延安的毛呢做的大衣。虽然重一点粗一点，但是很暖和啊！”从何理良的语句中，我们隐约能体会到那时的自豪与喜悦。“有一次，我织了一顶帽子，换了7毛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赚到钱，高兴极了，立刻到南门外的新市场买了一只黑人牙膏！很多男生拿到钱后都会去买大包子吃。”发生在何理良以及同学们身上的这些趣事似乎都还历历在目。
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在极为严峻的战争环境和极为匮乏的生活条件面前，学子们奔向延安的步伐没有停止，他们的革命热情没有被磨灭，他们用乐观的心态和坚韧的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我从来不怕吃苦，不管领导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乐意去完成，困难再大也毫无怨言，总是把它当成锻炼意志、毅力和体力的好机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磨练自己。”刘玉堤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的这段话，正是第一届北外学子们在延河之滨艰苦奋斗最贴切的写照。
在苦学历练下明志
在延安的时光，不仅是刻苦耐劳与物质斗争的日子，更是苦学历练明确自己志向的韶华。虽然生活简单、艰辛，但是所有学子都沐浴在学习带来的充实与美好之中。诚如时任延安外国语学校俄文教员的邵天任所说，“俄文是一种美丽的语言但很难学，然而学员们都十分勤奋，因为学好俄文是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学好俄文，为中国的革命做贡献！延河之滨的北外学子们正是抱着这样的决心与志向一点一滴地将俄文化为自己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宛若听到了俄文学校每天早上6点准时吹起的军号声，看到了在窑洞外露天平台上课的学子们，闻到了晚自习时被同学们围挤着的桌子中央的小油灯发出的阵阵焦灼……
“当时，我们的学习工具很简单，用蘸水笔蘸着延安生产的墨水在又粗又黑的纸上记笔记。教材是油印的讲义，没有书，更没有俄汉字典。队里就一本俄日字典。我们不懂日语，只能凭借猜测来学习。”访谈过程中，时不时都能听到何理良流利标准地说出一些俄语单词，就能想象他们当年学习时是有多么用功。王麦林到现在都能熟练地背出七十多年前来自苏联的李荣华老师教他们的第一篇俄文小短文《小孩的眼镜》。那时候的学习方法就是老师讲学生听。边听边记，课后读、背、默写，同学间互相问答。就这样，学员们努力掌握了俄文文法和语法。蓝曼是1941年9月调到俄文大队学习俄文的。但是出于对苏联的敬仰和对文学的爱好，他很早就开始自学俄文。到了学校之后，更是全力以赴，一心扑在俄文学习上，勤奋克服了各种困难，使俄文成为他与苏军打交道的有力助手。
18岁才开始学俄文的马列本想自己有点英文底子，再学另一门语言也不是难事。但是一开始学字母，问题就来了：跟英文字形一样的，发音不一样；发音一样的，字形又不同了。费了好大的劲儿，半年多才克服这些困难。俄文文法比较复杂，名词要变格，动词要变位，马列心里默默在想：俄国人到底是怎么说话的呀！多复杂啊，说一句话得想半天，别把格、位说错了。经过几年不分昼夜的学习，终于解决了这些问题。
刘玉堤等人一开始是在延安的工程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刘玉堤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感到十分吃力，但是凭着一股子韧劲儿，比别人吃更多的苦、花更多的功夫之后，每次考试都从未落后。“他非常刻苦、非常努力，一心想要驾驶飞机、对敌作战，所有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执着。”何理良的话语中不时流露着对刘玉堤的赞美之情。工程学校编入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之后，只要是对航空事业有益的知识技能，刘玉堤更是什么都学，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木工等，一星期换一个车间，从不叫苦叫累。为了追随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的创始人常乾坤和王弼，刘玉堤又辗转来到了俄文学校。高涨的学习热情与舍得吃苦下大功夫的决心使他打下了坚实的俄文基础，为后来向苏联学飞行技术做好了铺垫。
除了文化知识的汲取，同学们还不断接受着精神方面的熏陶。“那时我们在延安，精神上是非常愉快的。因为我们可以读到在大后方绝对读不到的马列主义书籍。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对我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有着奠基性的作用，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树立了坚定的政治信念。”谈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何理良慈爱的脸上多了一份庄严。“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认识，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邪。这些世界观、人生观都是在延安得到培养的。”在何理良看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犹如孤帆返航时的灯塔、点亮夜空的北极星斗，是革命者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有了它们，在任何大风大浪中都不会转向。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下，许多同学都加深了对党风、党性和革命理论的学习，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理想信念。王麦林回忆到，通过学习整顿三风的文件，自己知道了做事、说话、看问题要看具体对象、从实际出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张开帙在整风期间学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进行调查研究的文章，加深了对“走群众路线”的认识，更是对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是英雄”深有体会。“我一辈子的工作，很多都是得益于这一理论。”张开帙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整风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很多共产党员修养的理念，共产党员首先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党纲党章，遵守纪律，联系群众，起到模范先锋作用。在延安时期大家就已经把这些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之中。”何理良认为延安的学习对他们这些人精神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不可替代的。
俗语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句话用来形容延安学子们当时劳逸结合的学习生活也是再为贴切不过了。“除了学习之外，当时延安的文娱生活还是很丰富的。”何理良说到，“我们那时候组织秧歌队，逢年过节就在大街上表演，我也是其中一员。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白毛女》轰动全延安，首长和我们一起都坐在条凳上看戏，不分彼此。还有京剧、电影会、游泳、排球、篮球等等活动。”而最多被大家提及的则是时常在王家坪和杨家岭举行的舞会，王麦林、蓝曼等都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唤起过那段愉快的岁月。“每周六王家坪、杨家岭和边区大礼堂都会举行舞会，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也几乎都会参加，他们愿意和大家共同娱乐。我们就点着油灯、穿着草鞋欢快地跳起来。有一次我跟毛主席跳舞，他就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何理良。他想了想说，什么道理好哇？我答说共产主义的道理好！”何理良用湖南话生动地给我们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在所有音乐响起的夜晚，延安的学子们在平等、和谐、乐观的环境中，与中央领导们一起舞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最动人的篇章。
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明志，非学无以立德。在极为简陋、困苦的物质条件下，俄文学校的学员们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俄文和专业知识，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和共产主义地革命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地方针政策，一步步树立并坚定了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理想，时刻准备着投身到祖国事业中去。
筚路蓝缕启山林
“再见了，延安！再见了，清凉的延河！再见了，古老的城垣！”蓝曼在离开延安时用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些感人至深的诗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外国语学校第一届学子们纷纷离开了哺育他们成长的延河，像一粒粒火种一般撒遍各地，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抗战70周年大阅兵仪式上，当歼20英姿飒爽地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当威武雄壮的坦克部队整齐划一地驶过广场，多少人为之惊叹！而延河之滨的学子们正是这些队伍初创时期的艰难历程与战火之中的成长之路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第一所航校。刘玉堤听到消息后，赶紧找到常乾坤并坚决要求跟他去东北学飞行。就这样，他徒步从延安向东北进发。一路上，为了不被国民党发现，他可以一口气跑几十里，累的把棉衣都湿透；鞋子磨破了，他就从衣服上撕下布条，包包脚继续走，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东北航校，并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战机驾驶的学习和训练中。何理良说，“当时学飞机的时候，没有初级教练机，就直接上高级教练机；没有训练军官，就找日本军官做教员。他们都是些非常执着与勤奋的一些人，也终于圆了上蓝天的梦！”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玉堤更是凭着“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在空战中一次击落四架敌机，创造了人民空军一次空战个人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刘玉堤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即便是在弥留之际，已无法用语言表达意思时，仍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大大发展轰战机”。
我国的第一支坦克部队与蓝曼有着不解之缘。在东北解放战争时，蓝曼在吉林发现了四辆苏军控制的日式坦克，于是他就用在延安学会的俄文去跟苏联军官交涉。一开始苏联军官对他极不信任，但蓝曼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每隔一两天就去苏军驻地一趟，与苏军士兵谈苏德战争，谈苏军的英勇，谈苏联女英雄卓雅，谈托尔斯泰、高尔基……终于慢慢地获取了苏军的认可，并得到了这四架坦克。一个月的拆卸、拼凑之后，这四架坦克变成了三架，而且都能开动，在参加了历次战斗后，一直开到了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蓝曼也成为了新中国坦克部队的创建者之一。
“我们的校友在军事方面是有很大的造诣的，”何理良说到，“还有张开帙同志虽然没有上天，却一直在埋头苦干，为增强我国的国防能力而默默无闻地工作。我国前13次核武器试验工程中，他参加了12次，都出色地完成了核试地勤务保障工作。另外，张开帙还参与了投放核弹及其运输飞机的设计和改装工作，使我军具备了战略、战术核反击的能力。”这些现在说起来毫不费力的事情，却都是当时的学子们呕心沥血去完成的“大业”。
如果说军事国防是硬实力的建设，那么外交战线绝对就是软实力的把控。延安外国语学校在建校之初“培养外交人才”的初衷也在第一届学子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新中国的外交元老、中国驻联合国第三任大使凌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以说凌青的外交生涯，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事业一起开始的。1944年，在延安外国语学校英文系没待到半年的他就被调到中央军委外事组，负责与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联络和接待事务，这是他外交生涯的起点。在之后的数年里，凌青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翻译，并参加朝鲜谈判、签订海洋法公约等重大外交事件。而让何理良以及那一辈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凌青在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的作为。“联合国不是双边外交，是多边外交的场合。这就需要很高的外语水平，因为在磋商会的时候你需要及时发言、及时答辩，来和别的国家进行斗争。而凌青完全适应这方面的要求，并且在工作中展现出许多独到之处。”何理良回忆起凌青在联合国时坚守第三世界立场的故事，1981年联合国要进行第36届秘书长改选，此次参选的西方国家候选人已经连任了两届，如果继续连任，不给发展中国家机会，就不太合理。于是在得到外交部同意之后，凌青坚决支持第三国家的候选人，并提议实行地区轮流担任秘书长一职，发挥了中国在联合国中的独特作用。作为林则徐的第五代玄孙，凌青还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登记了《中英联合声明》。1839年林则徐领导虎门销烟，抵抗英国入侵，而在1985年，凌青让香港以法律的形式重回祖国，这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彰显的却是一个家族穿越五代人的爱国情怀。
同为延安外国语学校第一届学子的许文益大使则在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期间，以高超的外交水平处理了林彪在温都尔汗坠机事件，维护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整个访谈中，何理良很少提及自己，但其实何理良也是外交战线上的一朵金花。何理良先后在驻加纳、埃及和加拿大大使馆以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外交官至参赞，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所有校友，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铁的纪律的执行者，一心为党，不求名利，这些思想在我们之中是根深蒂固的。”何理良说到这儿，提到了曾经担任财务司司长的凌祖佑以及在科普方面卓有成就的王麦林。凌祖佑一手促成了中长铁路的建设。他曾手握国家上千亿元的钱财，却从来没有把分毫挪为己用。王麦林曾在部队里翻译了大量的苏联军事条例，对当时新建的空军和其他部队都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但是后来部队要求一些女同志退出，她也是坚决服从，转而从事科普方面的工作，翻译了大量苏联优秀的科普作品。我们这些人就是听组织的命令，不讲价钱，干一行爱一行！”他们把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一辈子的本分与信条，沧海桑田，这些藏匿于内心深处的东西永不改变。
《左传》中有一句很深刻的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其实昭示着一种锐意进取、革故鼎新、锲而不舍的精神。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不是唾手而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延河之滨的第一届北外学子们将延安学到的知识与受到的熏陶转变为自己惊人的才干，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复杂的局面中，不停地发光发热。他们的人生交织在一起，绘成了一副彰显延安精神的壮美画卷。
且将箴言寄后生
从1926年日本东京那一声坠地啼哭，到2016年眼前这个满头银发却又气质卓然的老人，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光阴已悄然走过。虽然社会不停地在发展，今天的情况也与他们在延安学习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是何理良对青年人仍有她自己的一翻期待。
“首先我希望当今的青年人能成为一个正正直直的中国好公民，做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爱国是爱什么国呢？当然是社会主义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在何理良心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理想是最为重要的。只有坚定地抱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才能更好地爱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贡献。其次，何理良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全心全意为民工作，听从党的指挥，遵守纪律、守法奉公。第三同时也是何理良非常重视的一点，那就是要摈弃拜金主义，要淡泊名利。“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理想，不想勤奋，而是要胸有大志，为中国的复兴，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去奋斗。”何理良还特别强调要注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豁达宽容的心态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把延安人的传统继续下去。
两个月前，何理良再次回到了北外，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75周年的校庆典礼。看到现在的北外绿树红墙、朝气蓬勃，何理良也是颇有感慨。她开心地对我们说，“北外作为延安外国语学校的承继大学，她的办校方针、办学理念和学科安排都是正确的。我高兴的是北外继承了党的老传统，还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们要培养的就是有理想、有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学生。”对于目前北外学科的设置，何理良也有自己的见解。“大学除了语言之外，设置各种不同的学科是非常必要的。北外现在设有法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商学院等学院，都非常好。”何理良清楚地认识到外语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如果能跟某一学科或者某一工种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外语大学不仅仅要培养外语人才，还要培养兼有各种学问的人才。”作为一名资深的外语学习者，何理良知道学习外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需要把整个外语体系，包括说写想译，都印到自己的脑子里，变成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甚至能变成一种自然反射。因此她希望北外的学生能把外语“学到尽量好”，然后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宣传国内的建设成就。“我希望北外能成为一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这就是我的祝福与期待。”何理良说到。
两个小时的访谈转瞬即逝。两个小时相比起北外70多年的发展史，相比起延河之滨第一届北外学子们的奋斗历程与光荣岁月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正是在这两个小时里，在何理良庄严而又生动的回忆下，我们却是真真切切地再次走过了这段历史。延安精神，历久弥新。老一辈人的优良传统更是会在我们手中绵延不绝地传递下去。
与何理良道别的时候，脑中突然荡漾起了北外的校歌：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我们有马列主义武器，毛泽东思想指导；
我们勇敢地走向岗位，永远为人民服务；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校歌中所描述的不就是何理良以及所有延河畔的北外学子们吗？我们也会继续哼唱着这鼓舞人心的歌曲，怀揣着先辈们的精神希望，肩负起新时代下的历史重任，聚力前行，去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