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李士君,马来语译审。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来语专业,之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长达三十余年。曾担任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马来语广播主任、第二亚洲部(东盟地区)主任等工作。1998年曾赴新加坡担任驻该国首席记者。曾受中国翻译协会表彰并被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张丽英,副教授。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来语专业,之后在外企工作。1998年曾赴新加坡工作。2001年9月起,李士君、张丽英夫妇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传播学院担任马来语专业教学工作。
四月的艳阳煌煌带着暖意,整洁的房间愈发显得窗明几净。松软的印花沙发上铺着简约而又雅致的盖巾,家具等摆设也都井井有条,各得其所。我们一进门就受到了两位老师热情的招呼,和蔼的面容让我们的拘束顿消。被问及往事,两位校友若有所思。
浸染书香,积淀热情
1960年,校友李士君和张丽英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留苏预备部学习。但受到当时的中苏关系影响,他们在三个月后转到了英文系。虽然都是江苏人,但在这三个月里,相互之间没有说过半句话,后来又被分在了不同的班级,看起来两人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交集。
然而,在学习了两年之后,处于对未来发展的考虑,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转到马来语专业,两人之间的缘分也就此展开。作为班上的班长和团支书,张老师和李老师开始逐渐熟悉,从相识,相知到日久生情,终于成就了一段郎才女貌的佳话。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学生干部,是不能公开谈恋爱的,只能偷偷地好,一直到了后来我拒绝当李老师的入党介绍人时才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说起那时的故事,张老师的脸上满是甜蜜,“不过虽然在恋爱,学习和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可也一点都没有耽误。”
那时的大学生活和现在多有不同,除了偶尔参加一些乐队和舞会活动,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专业的学习上。此外,由于没有像现在先进的科技设备和丰富的教学资源,马来语的学习只能依靠每天听半个小时的收音机和模仿外教的发音。“学语言一半在天赋,另一半就在于不断的听、跟读、模仿和重复记忆,可能一开始听不懂也跟不上原声听力的速度,但是坚持着慢慢听,时间久了语感也就来了。”两位校友谈起了学习语言的心得,张老师还向我们提出了忠告——“大学一定要重视专业的学习,决不能寄希望于工作以后再去提高,一旦丢下了,就很难捡得回来。”
这一忠告来自张丽英校友切身的经历体会。本来两人都将在毕业后被分到外交部工作,却由于时代的影响与其失之交臂。李士君老师由于其出色的语音和语感被选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并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坚持从事了与马来语联系紧密的播音、翻译及写专稿的工作,同时担当一些重要场合活动翻译,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坚实的基础。而张丽英老师则在唐山部队接受再教育,一直到1971年才回到北京工作。
在两位老人看来,每一段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在外国语学院的学习生活。两位校友回忆起大学时的青葱岁月,虽然短暂,但着实难忘。在他们眼中,大学时代的那些良师益友不光以他们的饱学博识传授他们以知识,而且以身正为范的风采教会他们为人处世,提高了他们做人的修养,而恰恰是后者,让他们终身受用,获益良多。
过去那么多年,谈起过往,两位老人依然对自己的母校怀着深深的感恩。张丽英老师后来又谈到部队接受再教育时的生活,说虽然当时的农活锻炼很辛苦,刚生下的女儿也因此被送回老家、吃了不少苦,但那段在部队的日子仍然是青春里一段值得留念的记忆。“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吃苦,学什么都快,部队的老师们也很照顾人,我自己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言谈之间,自有一种常人少有的平和与淡泊。
厚积薄发,记者之行
1998年,为了在新加坡建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站,尽管将近花甲之年,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祖国,踏上了这一陌生的国度。虽然素有“花园城市”的美誉的新加坡风景优美,但其炎热潮湿的气候也给他们带来了些许不适。尽管如此,为了尽快把记者站建起来,他们就像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动手打扫房间,购置设备并与合作单位建立联系。得益于新加坡的高效率,他们仅用了三天就办完了所有前期的手续,一个多月后就初步完成了建站的准备工作并开始发稿,这比规定要求的三个月提前了许多。
在新加坡两年半的时间里,东南亚地区曾一度成为国际热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和印尼大选、朱镕基出访等,新闻活动多之又多。为了完成繁重的采访和发稿的任务,两位老师早出晚归,在非常紧张的时间内争分夺秒。有时候一天内就有三个采访,出于礼仪方面需要更换三次衣服,工作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不过,这样的付出取得的成就也极为显著。新加坡记者站平均每月的发稿量达数万字,在各驻外记者站发稿数量上名列前茅,报道的水平和稿件的知识性、趣味性也得到了不断提高。
此外,在完成日常宣传报道任务之余,李老师也为《环球时报》提供了大量的稿件,在国内和新加坡的新闻界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其中还包括他撰写的有关李光耀家族的长篇稿件,也得到了时任新加坡新闻司司长、李光耀新闻秘书乃至其本人的肯定。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李士君老师主动出击,接受了新加坡国际电台的马来语采访,严厉谴责这一野蛮行径并驳斥“误炸”谎言。
两位老师不但与我们分享了那两年多虽然辛苦却令人甚感欣慰和自豪的新闻工作经历,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新闻工作的关键在于厚实的积淀,除了精通所学专业,对于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的掌握和应用程度的要求也相当高。并且,不但学校里开的每一门课都很重要,课程之外还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以拓宽知识面,积累经验和素材。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热情将会促使他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轻易退缩、轻言放弃。
高山景行,著书立学
2000年,已经步入耳顺之年的两位校友完成了驻新加坡站的工作后回到了国内,并办理了退休手续准备安度晚年。而这一计划尚未开始实行,新的挑战又一次来临。
出于对马来语的依恋和对新闻工作的热爱,李士君和张丽英校友放弃休息,接受了当年外语学院同学、时任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蔡帼芬的邀请,前往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培养马来语后备人才。
当时国内还没有一套完整的马来语教材,许多工作还得从头做起,而编写教材是一件非常辛苦繁琐的工作。在院领导的劝说下,两位老人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接下了编写教材的任务。接手开始编写的时候两位老师还住在分配的公房里,条件艰苦,夏天李士君老师只穿着短裤和背心也坚持着坐在电脑前编写,并整理和使用了数量巨大的资料。艰辛的付出终于换来了教材的出版,第二届学生们就拥有了自己的教材,这也极大地方便了他们的学习。这一教材还获得过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的荣誉证书,并成为一些其他学校的马来语专业基础教材。因此,两位老师非常庆幸在当时做下了这样明智的选择,栽下了这样茁壮的树木,开枝散叶,也让后人得乘阴凉。
此外,由于工作后长时间没有使用马来语,也从来没有从事过马来语的教学工作,张丽英老师一开始显得有点信心不足。所以每次备课的时候她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备完课后总是先讲一遍给李老师听,只有得到了首肯才能信心满满地去上课。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十五年,两位老师一直坚持到了今日。由于前不久李老师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身体不太好,张老师一个人担起了两个人的教学任务。
除了专业课的教学,他们同样强调教授学生做人的道理,即育人。除去专业和英语的学习,他们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学会待人处事的智慧,能有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等美德,不忘记优良的传统和作风。
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有很高的专业水准,还能在日常工作中很好地使用英语,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北京市,都获得过优秀班集体和优秀团支部的荣誉。一届又一届优秀的学生,都喜欢到他们家中做客、吃饭,也喜欢亲切地称呼他们为 “爷爷奶奶”,即使已年过古稀的他们看起来依旧非常年轻,而且精神矍铄。他们在三尺讲台上的每一寸耕耘都收获了累累的硕果,虽然倾注心血,却从来无悔。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琴瑟和谐,共享天伦
这一次采访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两位老师鲜明的对比:李士君老师话虽不多,但字字珠玑,诙谐幽默,平易可亲;张丽英老师很是健谈,直率而又干练,风度大方。也正是这样的性格差异,让他们之间的每一次对话都妙趣横生。
张老师说因为自己从来不管钱,领了工资就放在抽屉中,而李老师又非常懂得尊重人,没有什么经济矛盾又能够相互宽容,这让他们近50年的婚姻生活甚少龃龉,加之张老师不止上得厅堂,更入得厨房,烧得一手好菜,两人生活的甜蜜与幸福可想而知。
客厅和书房里的照片和相册琳琅满目,除了一届届学生的合照,还有许多女儿与外孙辈的合照。回忆起以前女儿尚小的日子,两人更是开心得合不拢嘴。“当时李老师工作地方离家近,都是李老师带着女儿们出去玩。他很有生活趣味,虽然工作辛苦,但周末也经常带她们去外面吃饭、看电影,给她们讲故事。那时候小女儿就整天搬着个小凳子,追着爸爸让他讲故事。”“我才不吃醋呢,他们和爸爸好,我高兴。女孩子就是应该和爸爸多接触,爸爸身上有许多男孩子的特质和优点,能让女儿更好地成长。”
现在两个女儿都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但经常会回来看望他们。尽管外孙和外孙女还小,但都是聪明调皮又有礼貌的孩子,常常嚷着想念外公外婆。周末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更是尽享天伦之乐。
采访结束后两位老师盛情挽留我们留下吃饭,我们也有幸尝到了张老师的手艺,大饱口福:来自东南亚的咖喱腌鱼、家乡的火腿炒豆腐、酱香诱人的虾和蟹炒蛋……丰盛的菜肴让前去采访的我们也深切地品出了那种来自“家”里的独特的温情味道。
“只有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才能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种持久的好奇和敏感,才能孜孜以求,有所成就,无愧自我。”
这是李士君老师回忆在新加坡经历时所写的总结,也正是对他自己五十年如一日矻矻不辍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凭借着这股韧劲和年轻的心态,两位老师一起度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一步一步、深深浅浅地走到了今天,共同成为马来语专业的译审和翻译家,也相濡以沫,执手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