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振岗，1960年-1965年就读于北外英语学院。1965年9月参加工作，2010年6月退休。曾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
我于1960年至1965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五年期间耗费了老师们大量心血，特别是主课英语的授课老师，而令我最难忘怀的也是这三位女老师：一年级主课老师奚宝芬，二年级主课老师林乐扬，以及此后的主课老师加拿大专家伊莎白教授。
奚宝芬虽是老师，却一点都不老，同我们年龄差不多，也就是二十出头，可能比班上几个年岁大的同学还要小。她和我们关系很密切，经常同大家畅谈交流，热情参加班上组织的活动，就像班上女生一样，一点老师架子都没有。她说话总带着笑容，特别和善。但她生气发起火来，脸色一变，可也够厉害，尽管这种情况非常稀少。
前排中为奚宝芬老师，二排左起第三位为笔者
惹得奚老师生气，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这些学生不争气。我们原本并不是报考英语的本科生，而是准备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预备生，因情况的突然变化而留下来改学英语的。学英语不是出于我们本人兴趣爱好，而大多数同学中学时期学的又是俄语，没一点英语基础。二十岁才从ABC学起，难度自然很大，再加上班里有几位同学来自农村，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练英语发音困难更大。尽管每天清晨大家都对着小镜子“咿咿呀呀”地费大力气练发音，却总难把握准，上课时难免就很会发一些怪音怪调，奚老师纠正几次都不见改进。有的同学还习惯性流出了俄语，更惹得老师生气。
那年北外本已招收了十个班的英语本科生，又临时增加了我们这些由留苏预备生转来的十个班。为应对突然出现的教师严重匮缺情况，临时动员了英语三年级几位优秀学生担任老师救急，奚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她原本没准备当老师，又是面对我们这样一批特殊学生，而且因比本科生班开课晚一个月还要赶上进度，这对富有经验的老师即便来说也恐非易事，何况是刚刚由学生转为教师的奚老师，困难可想而知。但她牢记学院的信任与委托，硬是肩负起这份责任，经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带领我们克服发音、语调和语法等一个个英语最基本的问题，最终帮我们奠定下英语学习的坚实基础。为了这些，奚老师实实在在地花费了自己的心血。这一年她很艰难，也很劳累，但还是那么温良和善，却显然更加成熟老练，更像是我们的老师了。
二年级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新班，主课老师是林乐扬，她是印尼归侨，年龄约三十中旬。她看起来非常严肃庄重，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实际上她却特别慈祥，说话平稳而和善，就像位温和的长者，处处体现出对班上同学的亲切关怀。那时学校里盛行跳交际舞，周末和假期都在大礼堂举办舞会，还会在食堂开辟分场，她不赞成我们把精力用在跳舞上面，但却建议我们去听一阵儿舞曲。她说，“舞曲都很轻松，节奏很强，听听一来能够帮助放松一下神经，二来可以培养一下节奏感，说英语也要有节奏。你们每次去半迷着眼听半个小时，体会一下节奏感有好处。”我们几个真的就去听了半学期舞会，还确实感到了一些滋味。那年给她送贺年纪念品，我特地附上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首诗，好多同学也都表示赞赏，可见我们对林老师的尊重之情。
可我没料到，就在林老师手里，我遭到了上学期间最大的一次“滑铁卢”。我在大一年级那个班上学习处于中上水平，新分配的这个班整体在学习成绩上要好许多，我却仍然优哉游哉地没有什么压力。有一个周末，林老师布置了一篇很长的泛读材料，要我们认真阅读，之前她也布置过，大家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视。我那个周日去了在东郊工作的哥哥那里，回校已经很晚，只在晚自习时才把那篇材料粗粗读了一遍。第二天上课，林老师开始提问，先前两个同学都是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出来，我见状特怕被老师提问到。谁曾想，越担心越是被老师选中，我很紧张，只能结结巴巴说了下大意，林老师一听脸色就变了，当即狠尅了一顿后，就不再理我，我只好一直站着听到下课。不久后期中考试，我自觉考得还可以，可发下成绩一看，口语和笔试两门竟都是3-，就是说近乎都不及格，是全班最差的。这对我打击太大，我的压力也非常大。我默默努力起来，期末考试我考了两个4+。放寒假前，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去看望她，她微笑着对我说：“知道厉害了吧？再叫你这个小马驹不听话。”我这才明白，原来这是林老师为督促我奋发学习用的一片苦心呀！这件事，成了时刻提醒我努力奋进的鞭策。
在林老师的教导下，我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大大加强，学习起来更加自觉和认真。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背诵苏格兰诗人彭斯的那首《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花》，林老师很少夸奖学生，那次却高度称赞我“学习上肯下功夫了”。
大二年级班级合影，前排左一为笔者
林老师带过的我们这个班，后来出了七个驻外大使和好几位大学教授。
二年级后，我们没有像原来所说的到国外去另学“稀有语种”，除部分同学转到新设立的亚非语系外，其余同学则与英语系本科生混合编班，正式成为英语系学生。学外语最初两年是打基础，可以说主要是学技术阶段，而进入高年级则是进入学知识阶段，就是要深入学习英语蕴含的各种知识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人民的相关资料和信息。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们高年级的主课老师一直是加拿大专家伊莎白教授，她的先生则是英国专家大卫.柯鲁克。他俩都来自于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对于英、美等国的相关情况都很了解。伊莎白老师结合着课程，就会自然而然地谈到北美社会的不少背景知识。比如在读《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时，她会给我们介绍有关美国有色人种的情况；在读《牛虻》时，她给我们讲了教会的黑暗与虚伪。结合美国电影《社会中坚》的放映，她谈了不少三十年代美国工人斗争的故事；谈到“共运”时，则介绍了当年第三国际的一些情况。她还教给了我们几首当年美国工人罢工时唱的歌曲，如《我们坚决不动摇》、《你站到哪一边》等，我现在还能唱的黑人歌曲《蓝尾巴的苍蝇》，也是她教的。
另外，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伊莎白老师顺口就能传教许多英文的技巧和奥妙，能用简单而巧妙的例子说明加拿大英语与美国英语及英国英语的区别。我们上课时只要认真听讲，就能随时学到许多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和语言质量。她教学经验丰富，语言造诣很高，这些处处都能表现出来，我们无形中就受益匪浅。
大学毕业照，二排居中为伊莎白先生，三排右二为笔者
她是位外国专家，却没有一点“洋派头”，对我们就如同一位熟悉的长辈，说起话来总是那么温和而亲切，没有任何架子。我们同她也十分亲近，听到她母亲要从加拿大来探亲并共度圣诞节，我们提出能否看望老人家并祝贺圣诞，伊莎白老师欣然同意，并向我们介绍了圣诞节有关情况，还教会我们两首圣诞节歌曲。圣诞夜的那天下午，我们穿戴整齐去了伊莎白老师家，恭恭敬敬地向她的母亲表示问候，热情地表达了我们圣诞祝福，然后献上我们的圣诞歌曲。老人家没有料想到一群中国青年向她如此隆重地祝贺圣诞节，而这些年轻人都是她女儿的学生，特别地开心和高兴。
1966年我在英国学习时，柯鲁克夫妇去了伦敦，应他们要求，驻英代办处特地组织我们在伦敦的留学生与他们会见。我是当中她唯一教过的学生，所以对我的学习状况特别关切。等我用英语流利地向她汇报了学习情况，并简要介绍了正在读的“愤怒派”代表作《等待戈多》之后，她兴奋地鼓励我：“马，你进步好大呀！”我像听到家里长辈的夸奖一样高兴。
我在英国当大使期间，柯鲁克夫妇回伦敦探亲，我通过他们在BBC工作的小儿子保尔，邀请他们到大使官邸晚餐。柯鲁克那时已靠轮椅行动，伊莎白却依然精神矍铄。她仍然像长辈关怀孩子那样关心着我的生活与工作。在她104岁那年，我和原来班上的同学最后一次去看她，她精神依然很好，但基本没讲话，对着我们只是笑，还是像很多年以前一样。
2019年笔者到伊莎白先生家中看望她并合影留念
我在北外学习五年，直接或间接教导过我的老师不下百余位，但把我从英文字母都识不全到一点点成为英语人才的，却是这三位花尽了心血的女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培育我成长的温暖摇篮，而亲手抚育我成长的则是奚宝芬、林乐扬和伊莎白这三位女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