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教授张秐，56年进入北外求学，受教于王佐良、周珏良等大师。70年代初，她按照周总理指示，开始投入广播英语教学十余年，数以万计学生中，不知道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听张秐老师讲自己的故事，有时候像是听独白剧，她认认真真地写了一沓“剧本”，偶尔低头看“台词”。
有时候，又像是听诗人读“活过”的诗，她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有没有别人在听，都无所谓。
听完张秐老师的故事，我明白了她这种状态的由来。她是英文诗人，出版过两本英文诗集。她半生挚爱戏剧，曾放弃国外大学的硕士学位，只为专攻戏剧。她和已故的戏剧大师悲欢相通，因此，人生的滋味在她那里有着丰富的层次。
学习者品质
少时贪玩的张秐老师，不惑之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苦读文学和戏剧，一学期暴瘦10斤，她在刻苦的痛苦中收获最为充实的成长，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台阶。
01.50年前广播英语是最大的课堂
19年疫情以前，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张老师您能不能下楼来？我在楼下了。
我说：“你是谁？”
“我叫李长栓。”
我说好，因为我想可能是人家要请我帮个忙什么的，也没管那么多，就下楼了。
“张老师，您是我的老师。”见到我时，他对我说。
我想了半天，不记得有这个学生。
他解释说：“咱们并没有见过面，当年我跟着您学广播英语。”
张秐老师一下子明白了过来。在她的记忆中，广播英语是最大的课堂，几万人跟着一起学。
当年不管走到哪，满街播放的都是广播英语，一天播好多遍。节目组常常接到一麻布口袋一麻布口袋的听众来信。
这位李长栓应该正是这几万听众中的一员。
1956年，大学一年级的张秐老师（右）和好友在北外校园
在张秐老师还是初中生的时候，英语已经被视为“资本主义”语言，尽管学校里开了英语课，但是几乎没人认真学。
1956年进北外时，张老师从最基础的ABC, What’s this? What’s that? 开始学，老师教一个字，她会一个字。
有的同学词汇量比较大，常在一起练习口语。她不想拉大家的后腿，就自己跟自己练，头一天学了什么，第二天从宿舍到饭厅，从饭厅到教室，翻来覆去地，几十遍几十遍地说：“What's this? This is a table. What's that? That is a window. Yes, it is. No，it isn't.” 日复一日地，嘴皮子也就利索了。
因为从小喜欢音乐，她耳朵很灵，语音方面很快也赶上了。那时北外每周末在操场放电影，张秐老师坐在小马扎上“同声传译”，女主角说“我好痛苦啊！” 痛苦她不会说，就轻声地说 “I feel bad.”
一学期下来，她的口语得了满分。
70年代初，张秐老师在湖北沙洋干校
张秐老师接到广播英语的教学任务，是在70年代初，她刚从湖北沙洋干校回来。分派任务的领导告诉她，周总理让邓颖超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当时，英语这门语言，已经被冷落了长达20年之久。
70年代初你们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像我们学英语的，不可以读文学作品。全国中学都是教俄文，没人学英语。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理很有远见，鼓励大家学英语，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北外。我刚从干校回来，就让我干这个，当时是脱产的，因为很重视，又要编教材，又要去教。
我们这些教广播英语的老师，都是被挑上来的，水平肯定是还可以的，但是在教的过程中，就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语音都很好，但主要是自己学的，现在你要教人家了，哪个音怎么发你讲的清楚吗？语音里头什么是最关键的，什么是最难的？像这些以前我不考虑的，我学会了就行了，当时都要重新考虑。
我才第一次认识到，英语语音学习，最重要的是节奏，以前都是讲元音怎么发，辅音怎么发，其实节奏是最重要的。
还有两个辅音放在一起，当中不能有东西，因为英语的辅音没有长度，当时我们中国人讲英文，所有的辅音都有元音带着，比如 school, study, blue.
像这些东西以前我说的是对的，但是我没有规律，教的过程中都要重新去认识，对我自己提高也非常有好处。所以我虽然主要是搞文学，但我对语音也有相当的认识，因为三年一期，我教了十几年，要教好几遍。
渐渐地，不仅知识青年跟着广播学英语，工人师傅中间也有了热情。张老师和同事们从线上来到工厂，给大伙开辅导班。其中一位技术员关师傅，学得颇为狂热。他四五十岁的年纪，开始的时候一张嘴发音很难听，但每次都第一个举手发言。
据传，他走在路上说英语，骑在车上说英语，声音还不小。他让老婆给他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天不亮就爬到房顶上说英语。因此大家都叫他关疯子。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刚有外国公司来北京投标，不少企业都去竞标，眼看着“关疯子”把这个项目给拿下来了，因为在场那么多人，只有他会讲英语。还真给他学成了。
不仅城市的街角回荡着广播英语，电波穿透空间，一直传到偏远的乡村。有志气的河南农村小伙，在田里干完一整天农活，累得半死不活，尽管困得要命，但还是每晚准时收听节目，不时赶走蚊虫，一集不落地听完了三年的课程。
随后进京考试，一万七千名考生，他考了个第一名。之后和其他20多人，获得了到北外免费进修1年的机会。几年后，又考上了北外的研究生。他放弃了去联合国做翻译官的机会，一直在北外任教，现在是北外高翻学院的副院长。
这个人，正是故事开头，站在张老师楼下，打电话叫她下楼的李长栓。
张秐老师和“未曾谋面”的学生李长栓合影
他和张老师讲明了这段往事，张老师很感动，忍不住掉泪了，他也跟着掉泪。在同一所学校供职这么多年，他们二人因在不同学院，又都各自奔忙，并未有真正的交集。此次会面，算是了却了他心头一桩愿望。
不久，当年在北外进修的同学聚会，17位到场，他们中有一半人做了英语老师，还有做出重要医学发现的肿瘤科医生，和成功企业家。那天，他们一起到北外拜谢未曾谋面的恩师。张老师专门写了回忆文章，记述这一幕：
快走到的时候，就看见长廊两边的长凳上，坐着一群中年人。见我走过来，他们都站了起来……没有等我坐稳，他们便走到了我面前，每个人给我鞠了一躬。我已经禁不住热泪盈眶，急忙站起身来，说：“不敢当！不敢当！
02.Young TeachersCheap and Good
张老师在北外上学的时候，是五年制。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她就被点名提前上岗做老师。她本来的志愿是去做外交官，能够跑跑颠颠，更符合她的个性。
许国璋先生是为她带路的前辈。在张老师的记忆中，许老是一个有童心的人，她记得改革开放后，许老去欧洲回来，在路上叫住她，两个人一人拿着一根冰棍坐在马路边，聊着欧洲见闻。当年她新手上路，或许是看出了她的些许不情愿，许老沉甸甸地嘱咐了她一番。
名字总是和英语连着的英语教育家许国璋先生
我刚当老师的时候，许老跟我谈了，说当老师好哇，有三条优越性：第一条，当老师对知识有无穷无尽的追求，因为你要教书，就要永远更新你的知识，扩大你的视野，一辈子下来，你跟人家不一样；第二个好，当老师永远跟年轻人在一起；第三点最简单，是有寒假暑假，别的职业有吗？寒假暑假你干嘛不可以呀。
我自己还加上了一条：当老师最有成就感，因为生产的是人，是国家的未来。
王佐良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很爱护我们，他说过一句话：You young teachers are cheap and good. 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那时候真是全心全意地教书，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忙到什么样子？每天最少上2节课，一般都是3节，每天吃过晚饭就要到教室去辅导学生，9:00回到宿舍开始备课，除了节假日和生病以外，没有12:00以前睡过觉，所以后来我一辈子都是这个习惯。这种工作作风也都是老教师带的。
退休后的张秐老师（左二）和国际友人“友谊勋章”获得者Isabel Crook（左一）合影
有一个学期，我跟伊莎白老师教一个班， Isabel Crook，她得了国家友谊勋章，我明白，其实系里就是安排我向她学习。
她对学生特别爱，她的教学方法也非常好。
她把上课笔记给我看，记录每个学生的问题，就等于说每个学生都有一份档案。当时我看了以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她这样做，既能对学生摸得透，又能知道怎么样有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的问题。
只有有这个功夫，你的教学才扎实。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上课肯定要对学生有一个了解，要给他们帮助。我慢慢能够站稳讲台，跟这些都有关系。
教书多年，张老师对学生很爱。她上课时很严厉，生活中则和学生打成一片。她40多岁的时候，留着很长的大辫子，有一天她想剪掉辫子。结果去理发店的路上，班上几个女孩子跟来了，劝她不要剪，把她给拉回去了。在这些细小的地方，张老师能感到学生和她之间的亲近。
张秐老师（前排右二）和自己第一批学生合影，因为年龄相仿，她和学生以兄弟姐妹相称
03.王公讲莎翁让我迷上文学
当年在北外做学生，青年张秐如饥似渴地感沐大师之风。老师的倾囊相授，对她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份无言的爱。
幸运的是，因为留校教学，此后的人生，她都被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滋养着。
青年张秐（右一）
王佐良老师的大名，我一到北外就如雷贯耳。
三年级的时候，他教了我一年精读课，我受益特别大。我自己迷上了文学，就是从他那开始的。我们那时候跟现在情况不一样，都是从ABC开始学的，到三年级也没多少水平。但是王公上课，尽量把我们往前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当时学的，我现在都能记住。14行诗有很严格的规定，但是非常美，有节奏，听起来特别押韵。王公就把这种美教给我们，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但那时候记性好啊，记一个就是一个。
北外求学时期的张秐老师（左一），因为学校伙食好大家都吃胖了些
王公还给我们讲Hamlet，还有其他几个剧，都是很难讲的，他跟我们讲应该怎么享受，怎么欣赏。以前我觉得莎士比亚，你行吗？能读懂吗？听王公这么一讲，我开始觉得，莎士比亚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王公讲得很清楚，他对莎士比亚研究得非常深。
后来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的时候，王公去交流，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他跟美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做报告，讲莎士比亚，那几个外国教授听得都瞪眼，我就想真了不起。
张秐老师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期间，王公（左二）到明尼苏达大学访问，英语系主任陪同（右一）
另外他有几次课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是苏格兰第一诗人Robert Burns，彭斯的专家，他翻译他的诗翻译得非常漂亮，我记得课堂上有一句，You are red red rose，我们当时听了没觉得怎么样。
他说，你们知道英文和中文多么的相似？red red rose，红红的玫瑰，在我翻译以前，没有人翻成红红的玫瑰，都翻成很红的玫瑰，我就大胆地翻，就是红红的玫瑰。
另外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他讲女作家Jane Austen的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都是用英文讲的，他跟我们说，《傲慢与偏见》，如果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样伟大作品相比的话，算不了什么。如果说前者是大海，《傲》最多也就是一汪水，但是，每年我要读一遍《傲慢与偏见》，为什么？因为《傲慢与偏见》的文字写得太好了！而且里面的对话既幽默又深刻，为这个，每年我要看一遍。从那以后我也跟着看，我们以前看故事，不看语言的，后来就认认真真看，觉得王公讲的很有道理。
王佐良先生
你知道王公他的英语，很自然很简单，但是永远让人非常受益，非常 idiomatic(地道)，他真的就到家了，他不用那些大句子，也不用那些大词，但是他的语言永远是那么好。
许老（许国璋）的风格跟王公很不一样，许老做报告词用得极其漂亮，句子是大句套小句，但是他玩得转，每次讲都让我瞪眼地佩服他，让我讲这么长的句子我怎么讲的出来。
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讲那么长的句子，怎么都不打磕巴？他说你以为我怎么准备的，我告诉你，我每次要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对着镜子都要说两遍。你别觉得我是什么天才，我不是，我就是勤奋。这个对我启发很大，再聪明的人光靠点小聪明是不行的，要下功夫。英语有一个谚语，是我最喜欢的，No pains，No gains.这也是我的老师们始终在提醒着我的。
北外求学期间，坐在宿舍窗口看书
王公也是很勤奋的，他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曾经观察过他，我就发现他跟那些外国大专家们谈起来，他知道的简直太多了，刚刚一个新的作家出现，他已经读了作品了，我想他拿什么时间看那么多书？他一定是很用功的。
我当老师以后，有一次到他家去，他家在清华大学，是一个平房，房子不怎么样，一进门一面大墙全是书，这个我印象很深。后来王公跟我们说了一句，build your own library，你应该自己给自己盖一个图书馆。所以我后来出国读书访学，尽管很穷，都是尽量地要把书弄回来。
王公的作品太多了，他有几部大作，比如《英国文学史》、《英国诗史》、《莎士比亚序论》等等，还有一本是《论契合》，他用英文写的，他就讲外国和中国文化有很多东西是契合的，一种语言的发展会影响到另一种语言，这本书的学问特别深。
在整个讲述的过程中，张老师用了很大的篇幅回忆自己的老师，不仅是大学老师，也包括了每一个让她感到过温暖，影响过她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她说自己很幸运，遇到这么多好的老师。我心里默默回应，懂得感恩的人，总是幸运的。
04.妈妈这种爱的教育我永远记得
张老师说，成为一名老师，对她而言，是她人生中的第二个大拐点，而她人生中第一个大的拐点，就是学英语。
高三临近毕业的时候，张老师琢磨着未来想学的专业，她一心想学理工科。但是北外来学校招保送生时，班主任老师推荐了她。
这位班主任对她非常好，因为她作文写得好，但是老师只在别的班读她的作文，怕她产生骄傲情绪。在父亲因车祸骤然辞世时，还到她家里去走访。
关于当保送生的事，张老师听了姑姑的建议，很快给自己做通了思想工作，服从国家需要来到北外求学。这才有了和诸位老师之间结下善缘的机会。
高中毕业
读大学以前，她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兴趣多得要命，就是功课不怎么样。” 她活泼又大胆，思想和心灵都很自由。
她踢毽子踢得好，跳绳跳得好，跳舞跳得好，打腰鼓打得好，音乐第一名、美术也是全班前几名，到了初中还当了合唱团的声部长。
张秐老师说，自己这自由自在的童年，完全得益于妈妈给她的自由，妈妈不像别的家长那样在意成绩，也从不强迫她学不愿意学的东西。
我小的时候有很多兴趣，但我最大的一个兴趣就是读书，我小学的班主任很了不起的，他说你们要去读书，我们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我就去看，全是儿童读物，我从安徒生读起，喜欢的不得了，每天吃过中饭，就去看，后来我把图书馆里世界各地的童话都看完了。
我从小喜欢天文，那时候南京热，晚上会把竹床放出来，在上面泼水，我坐在上面看星星，会想星星外面是哪？脑子里有很多问题。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参加了南京市的大众天文小组，爬紫金山天文台，去看月掩金，就是月亮把金星挡住的整个过程。
双胞胎姐妹和父亲合影
后来我的兴趣又变了。我们4个女生是好朋友，一起步行去中山陵，很远，而且不从中山门出，从边门出，出去以后，经过廖仲恺墓，干嘛去？采集植物标本，夹到本子里，那时候学校里没有开生物课，但是我们就是有这种好奇。我们去的地方很背，叫紫霞洞，有狼，我们一人拿根棍子，当时也就十一二岁，胆子很大，把一堆一堆的花草标本弄回来。
当时我的功课就是咪咪马虎，回到家很粗糙地把作业做完，就跑出去玩了。记得有一次，我妈妈新买了一个篮子，我拿着篮子跑去捞虾子，连绳子一起都给扔下去了，妈妈回来发现了，竟然也没说我，也没打我。
张秐老师的母亲，是那个年代的新女性，她没有裹小脚，还去念了师范学校。她多才多艺，但是因为孩子多，没有去工作。她把自己学习领悟的教育知识，应用到了对孩子们的教育上。
生下她的时候，重庆正轰炸得厉害，妈妈大着肚子跑警报，爷爷不得以把妈妈带到了附近的合川，那里落后，没有医院，略有经验的奶奶来接生，结果生完了一个，妈妈说肚子还疼，奶奶说怎么生完了还疼？结果一看，还有一个。一对不足月的双胞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年过八旬的张秐老师讲到这里，对战火中，顽强地给了自己和妹妹生命的母亲，充满着感激。
一周岁时，双胞胎姐妹在四川合川留影，右边是姐姐张秐
我妈妈非常能吃苦，非常坚强，非常能干。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妈妈做的。而且她真的非常有爱心，对别人好的不得了，谁有什么事情找她，不管多困难，她都会帮助别人。我一生当中受她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5岁多的时候，第一次演了一个歌剧，叫《小麻雀》。这个故事只有三个角色，一个小麻雀，一个小麻雀的妈妈，还有一个小姑娘。小麻雀的妈妈去打食了，等妈妈的时候，它觉得肚子饿了，小姑娘说我给你吃的，就把它带走了，妈妈发现了很伤心，找到了小姑娘，小姑娘很好，把孩子还给妈妈了。到现在，我都能把这三个角色唱下来，我演的是小麻雀，一开始飞的那种感觉特别好，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但是什么地方触动了我？
抗战中，爷爷带着一大家子逃难，张秐老师（前排右一），母亲（后排右一），父亲（后排左一）
那天早上我舅舅抓了一只小麻雀，把它捆在一根棍子上，我们去演出，回来的路上，我跟我妹妹两个人老是听到头上有一只麻雀在叫，我们两个双胞就说：麻雀怎么老是跟着我们？后来妈妈说，这个麻雀就是你们演的麻雀妈妈，她的孩子给舅舅抓起来捆在棍子上了，你们说小麻雀是不是很可怜？当时我跟我妹妹就哭了，因为刚刚演过这个戏，就说快让小麻雀去找妈妈吧。
现在想起来，我妈妈这种爱的教育，我永远记得。
这是张秐老师首次和戏剧触电，在舞台上，她这只飞来飞去的小麻雀，体验好极了。
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她又演了一个打腰鼓的歌舞剧，在南京市演过多次。等到上了初中，小学老师还打电话叫她回去参加演出。
那时，她完全想不到，有一天，戏剧，会成为她人生中的一个Key Word，会让已经不惑之年的她，为之狂热。
高中毕业被推荐到北外，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她人生的剧本似乎被谁之手写好了，她照着一幕一幕演下去，演得忘情的时候，也发现了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多年以后，当选择的权力回到她手上时，小时候大胆而自由的个性，又似乎从不曾改变。
82岁的张秐老师，手持和双胞妹妹3岁时在贵阳的合照
05.明尼苏达大学2年我“入戏”太深
1984年，在王公的推荐下，她终于获得了出国读书的机会。本来在攻读外国文学硕士的她，不久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文学硕士学位不要了，改道专攻戏剧。
本来攻读文学，对当时的她来说，是最顺风顺水的选择。因为她从小爱看书，到了高中，那位对她很好的班主任老师刚好教的是语文，她讲课很有激情，又进一步调动了少年张秐对文学的兴趣。读大学时，王公讲莎士比亚时的忘情和动人，让青年张秐迷上了文学。
启程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前，已经教书多年，人到中年的张秐老师计划着到美国找一个作家来研究。
当时学校来信说，只要寄来10美金，就派人到机场去接，但因为她是自费公派，兑换美金有复杂的审批流程，所以就干脆从姑姑那里要了3美金，匆匆上路。
明尼苏达大学为她提供了助教的岗位，她落地明尼苏达，还没从漫长旅程的疲乏中缓过来，就被拉去一间教室考试，看她能否胜任文学助教的工作。一开始，她觉得耳朵里还有飞机嗡嗡轰鸣的声音，前面几题答错了，但是她很快镇静了下来，她要靠做助教养活自己，她要拿下这个职位。
80年代中期，张秐老师在明尼苏达大学
到那以后，这样的一个起点，你想我要当美国学生的文学助教，我要怎么活？还要读一个文学硕士，这两件事加到一块，我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每天2:00睡觉，早上7:00起床，睡眠从没有超过5小时。然后带点面包，里面夹点菜，就到学校去，到晚上回家，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那种辛苦……把我送到明尼苏达大学，我心里很高兴，所以很苦的事情，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这次我拿到这个机会，特别珍惜，我拼死命地念书，我的生活就变成这样：每天读书，每天当助教，一个礼拜有两个小时 office hour，要给学生答疑，另外作为教授的助教，他的这门文学课你自己必须去听，他的 assignment你也都得做，他布置的阅读量你也得完成，还要给学生改本，还要给学生答疑，还要改他们的paper，已经是压力很大了。
我选的这些课呢？我告诉你们，我最痛苦的一个学期，有一门19世纪英国文学的课，一天的阅读量是100页，因为很厚的文学作品，一个礼拜要读一本书，那么我就是疯狂地读书，光读还不行，还要读评论文章。
因苦读暴瘦的张秐老师在明尼苏达大学花房留影
明尼苏达大学一年是4个学期制，1个学期两三个月下来，我掉了5公斤肉，我本来就不胖，我的美国朋友有一次看见我了，说：“You are starving！”他说我挨饿了，我说我没有挨饿，就是睡眠太少，这样的日子你说苦不苦？是苦，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个台阶怎么上来的，就这么上来的，每天奋斗，每天奋斗。
张秐老师读大学的时候，虽然让她有收获的事情不少，但是因为赶上了政治运动，读书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当时他们不能读文学名著，连《简爱》都只能读前100页，因为后面是爱情故事。
60年代的很多时间，她都在参加各种运动和劳动，恢复正常教学以后，她到图书馆里借来了所有当时能借的英文书，把外国人写中国人的作品都读了，因为她觉得自己肚子里太空了。也是因为这长期的“精神饥饿”，来到明尼苏达大学的她，一反小时候贪玩的本性，一边牵挂着生计，一边苦读。
对付美国大学生容易吗？不容易。
比如我给一个学生的作业打了一个不及格，他来找我说：“我是一个中等学生，你给我打不及格？！”
我说：“这篇东西不是你写的。” 我看那么多书我还心里不明白吗？我一看就不是他写的。
他说：“我到教授那告你去！”
我说：“你去告吧。”
你想这个多不容易啊！他就看你是中国老师，觉得你没有这个胆量，我就这样子做了。
张秐老师曾做过这位教授的助教
过了几天，我问教授说：“学生找你了吗？”
他说：“找了，但是我后来告诉他，这个东西不是你写的。” 教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在那样一种艰苦的情况下，在教学上我还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有一点马虎。
我不光是读书用功了，我当助教的这些教授，他们也有office hour，他们的学生都可以去问他们问题，但是美国学生并不那么勤奋，所以经常也没有人去问。而我每次只要有office hour，我就去跟他讨论作品，这个也让我收益特别大。
每天只睡5小时，一开始她困得上课一低头就能睡着，恨不得拿根火柴棍把上下眼皮支起来。但一段时间以后，她适应了这个节奏。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常在半夜十一点收到张老师回复的消息，她说她从那时养成了习惯，不需要很多的睡眠。
每天大量的阅读，她头脑里的知识爆炸式的增长，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时光，张老师字字恳切地说：“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苦地读过书，也从没有感到这样幸福过！”
张秐老师在明尼苏达大学附近的植物园留影
我本来是去读文学Master，两三个学期过去了，我就想我拿一个master degree有什么用？因为硕士是一个survey，把各种各个时期的文学都过一遍，但是没有针对某个时期具体深入，回来我怎么开这个课呢？我们英语学院当时没有人能专门教研究生的戏剧课，我想我应该做这个事情。
刚好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看到一个剧本，是希腊非常有名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写的，我想看是因为觉得好玩，结果一看，震撼了我，为什么？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太震撼了——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剧作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人物的一生都写出来了。
这个剧本写于2400多年前，我想戏剧在西方出现得那么早，历史那么漫长，早在小说以前就诞生了。我也去过罗马的大剧场，当时每年都举行戏剧比赛，上千人上万人来看。索福克勒斯写过120部剧，留下了7部，从他那派生出文学界很有名的一个词，叫做“恋母情结”，我就认识到，西方戏剧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早期的戏剧家跟诗人都是很相近的，写的东西很有诗意，莎士比亚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两种艺术的融合，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戏剧是所有艺术形式的一个整合，比如我喜欢的音乐、美术，还有舞蹈、化妆、服装、舞台设计等等。
了解的越多，我越觉得戏剧很了不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我就想搞戏剧。
张秐老师曾先后担任这两位戏剧教授的助教
所以我去找系主任聊了，我说：我不想学这个master degree，我想专攻戏剧，回去好开这个课。他破例同意了，这是很难得的。而且他把我介绍给两个教戏剧的教授，让我当他们的助教，一个老师一次，另外一个老师两次。
戏剧方面的这些书，我是看了又看，又多看，又深看，又做笔记。但是不等于文学的课就可以不选了，实际上我给自己加码，文学戏剧一起学。我对戏剧越搞越入迷，就觉得这条路走得很对！
在那学习两年的时间，说良心话，我自己的成长很大，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明尼苏达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里程碑。
有时候我到图书馆去写论文，一个人占两张桌子，几十本书放在那。写完论文那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外面下着大雪，我走回住处的路上，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高兴，因为花了那么多功夫，做出来的东西自己觉得不错，那种幸福感，只有经过那么艰苦的奋斗之后，才能体会到。
所以什么是幸福？我觉得你把自己克服了就是幸福，overcome yourself。我从小长大的比较慢，但是北外使我长大了，明尼苏达更使我长大了。
回到北外，我开了两门研究生的课，一门西方戏剧，一门美国戏剧。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我的备课笔记都是几十页。
采访张秐老师的过程中，我和同事一鸣一起看张秐老师90年代撰写的《现代西方戏剧：名家名著选评》，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这本书页有些泛黄，市面上已经不大买得到的书，读起来一点也不过时。尤其是写到尤金·奥尼尔的章节，张秐老师在介绍他的生平时，简洁素朴的文字，却传递给我们很强烈的痛感。我们从字里行间，读出了她对戏剧研究倾注的感情。
90年代初，对戏剧研究已经颇有积淀的张秐老师，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耶鲁大学，那段经历，更是一段沉浸式的体验。
耶鲁大学戏剧系，是全美的No.1。
我这次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搞美国戏剧，读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尤金·奥尼尔，他是美国戏剧第一人，他的作品很多，写的非常深刻，能够把美国人内心的东西挖出来。
我去耶鲁以前，他的作品我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到那以后，再学感觉又不一样。他最有名的作品是Long Day's Journey into Tonight（《漫长的一天到黑夜》），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一个人的人生，很长的一辈子走到终点了。这个剧写的是一个美国家庭的悲剧：大家生活在一起，互相不了解，妈妈吸毒，儿子酗酒，父亲也不太管事儿。但是两个老人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头了，到最后，大家还是达到了一定的谅解。
你看了这个作品以后，会知道美国人因为缺少交流，内心是多么的空虚和孤独。
耶鲁大学 Rare Book Library
耶鲁大学有一个Rare Book Library，它的外表是一片一片的大理石，很薄，所以透光，你坐在里面，就能看见光从外面进来，大理石上的花纹都特别清楚，非常神圣的感觉。这个图书馆的书是不外借的，但是可以坐进去看。
这个图书馆里有尤金·奥尼尔的手稿，我专门跑去看，在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里，不能带笔，不能带照相机，我就坐在那看，他用铅笔写的字，很小，很潦草，根本看不懂。因为后来他眼睛不好，手也抖，写的很难。
但是我在那坐了半天，体会他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内心的痛苦。因为这个剧是一个自传体的，写的就是他自己的一家，所以他是用血和泪写的这个剧本，一天写不了一页。他太痛了，有的时候会写不下去，饭也吃不下去。我想我对他的内心是有一定了解的。
在尤金·奥尼尔家（现为博物馆）门口留影
他的家离耶鲁大学也不远，我去参观了，是一栋灰色的建筑。他剧本里头整个的layout，跟他那个家是一模一样的。我从窗口望出去是一条河要进海的水面，我就想到他剧本里头写的那些东西。我在图书馆里看不懂他的字，在家里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我能体会他那种非常痛苦的感觉，一家人互相都不了解，每个人都很痛苦，我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你一定要深入地去体会和感受，才能够对戏剧里的一些东西有更好的认识。
当张秐老师的思绪沉浸在尤金·奥尼尔的家庭不幸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她，也已经尝过了人生的辛酸苦辣。
念高中时，40出头的父亲因车祸骤然离世，留下母亲和5个孩子，最小的才六七岁。她忘不掉那时母亲的坚强，父亲供职的医院，解放后和第四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了西安，学过师范的妈妈为了养家，就去那里教小学。
张秐老师（右一）上初三时拍的全家福，母亲（后排右二），父亲（后排右三），前排为小孩为张秐老师的爷爷奶奶和弟弟妹妹
妈妈走的那天，留在南京读高中的张秐老师和双胞妹妹，哭的眼泪汪汪，心里很是痛苦。妈妈到了那里，一边带弟弟妹妹，一边进修备课，每天五点起床。要强的她很快在学校里出了名，最难缠的孩子也听她的话。张秐老师忘不了，当她问妈妈觉得生活苦不苦时，妈妈说的是：不苦，我课教的好，学生喜欢我，周末还能带着弟弟妹妹到操场上看电影……
往事在异乡泛起，遥远得像是一出戏。
张秐老师最喜欢莎翁说过的一句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entrances. And one man in his time plays many parts…
世界是个大舞台，世上的男男女女都只是演员，他们上台又下台，人的一辈子要扮演很多的角色……
而身在人生大戏中的我们，被深深地卷入了生活的漩涡，反而是在观看伟大的戏剧作品时，才有机会认知自己。
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把剧院比作平静的“风眼”，让人在生活的风暴中，获得一个平静的探索点，去思考人生和命运。张秐老师非常喜欢这个比喻。
戏剧，让张秐老师对人生的理解变得更复杂，让她的生命体验更丰富，也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911发生前后，张秐老师来到美国，看望当时正在美国访学的丈夫，期间还特地回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因为明尼苏达大学对她而言，就像是家。到了英语系，她问系主任：What can I do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系主任说希望她在那开一门戏剧课，她回去迅速形成了教学计划和大纲，交给了主任。没过多久，这事就被敲定了。
我当时就想，我要上这门课，可得拼老命了，因为美国学生对这些东西都很熟悉，而且他们上课经常提问，我得加倍努力，每天钻图书馆，看完这本参考书，看那本参考书，做了很多笔记。
后来选我这门课的人还真不少，几十个美国学生，教的过程当中我很有体会，因为你书读多了，思考多了，再加上课堂上不断和大家讨论，我对一些戏剧家就有了自己独到的认识。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易卜生，他是整个西方现代戏剧之父，现代戏剧是从他开始的。有一位评论家讲的话非常到位，他说：He is the Rome of Modern drama. Ultimately all the road leads from him and to him. 这句话对他评价之高，把易卜生比作是现代戏剧的罗马，是一切现代戏剧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功劳非常大。
他以前所有的戏剧，讲的都是王后、大臣的故事，没有普通人，而易卜生的戏剧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Mr.和Mrs.，是张三李四。而且以前的戏剧台词都是诗歌式的，易卜生让这些人物说着每天生活的语言，简练的语言塑造着复杂的人物，表达着深刻的思想，我想这也太了不起了，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
只可惜我们中国人对他了解的太少了，只知道他的《玩偶之家》，被当时的骂死了。易卜生为了回答这些攻击，一两年之后又写了一部戏剧，叫Ghost,《幽灵》，讲的就是如果Nora不离开，会怎么样？
1890年，他又写了第三个剧《海达·加布勒》，用世俗的观点看，海达是个很坏的女人，麻木冷漠，劝她的追求者自杀，然后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行为荒唐又疯狂。其实不是的，在当时那样一个女性完全没有自己的人生的环境里，海达这样一个极其聪明有学问的女人，她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她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命运搏斗，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结束。
易卜生在通过这部剧表达一个非常超前的观点：不是所有的女人生来都是做母亲的。可以说这样的观点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100年，所以难免被当时的人误解唾弃。
我把这三个剧连起来，在课上跟美国大学生讨论，我说易卜生应该是西方妇女解放的先驱，他前后用了10年时间创作这三部剧，对妇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
后来我去美国戏剧节，看到了一个新的戏剧，叫做 Nora Today，就是说如果Nora 这样一个女人，生活在现在的话，她是什么样的？结果她变成了非常成功的画家。
后来我就想，海达·加布勒要是生活在现在的话，应该是个女强人，因为她很聪明，很能干，很有学问，很有头脑。
教那门课一个学期下来，我自己又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就等于说我对戏剧这些东西，又消化了一次，一个东西，你不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消化，你的理解是不够深的。
张秐老师说，因为遇见了文学和戏剧，她像是活过了好多辈子，找到了人生意义的同时，到了这个年纪，内心感到十分充实。
06.诗并不神奇
就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东西
在准备采访时，张秐老师还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身份——诗人，而且是用英文写诗的诗人，她在美国出版过两本诗集。这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
我们都知道，对于非母语人士，用英文写诗想必很难，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很好奇，后来听她讲起来，没想到，是那么偶然的一个缘起，而偶然之中，又似乎有某种必然。
我怎么会想起了要写诗呢？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的时候（1984-86），有一次，我参加明尼苏达当地一个local writers 的见面会。因为当时我没有车，所以是坐公交车去的，活动还没结束，但是末班车时间已经到了，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得走了，因为最后一班车要是过了，我就回不了家了。
当时有一个老美，个儿挺高的，他说没关系，待会我送你回去。我很高兴了，就坐下来听。
路上他就问了，你写不写诗呀？我说不会写诗，他说你试一试。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诗人，也是一个大学教授。我说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不太有自信。他说下个礼拜一，你写一首诗，读给我听一听。这个人挺有意思，他非常热情，我想试一试吧。
正好那个周末，我的另外一对美国朋友夫妇说，我们带你到密西西比河去转转，后来他们两口子开车带我到密西西比河边上，有一个小镇叫 Red Wing，是印第安人原来住的地方，特别美，两边岸上开着一种花，叫 Sumac，鲜红的一大片，太阳照在水上，美得不得了。后来我想就写这个吧，诗的名字就叫Sumac at Red Wing，这是我写的第一首英文诗。
张秐老师的处女作
过了几天，那个诗人给我打来电话，张秐的秐字他们发不出来的，他就叫我Yan。昨天你的诗写完了吗？我说写是写完了。他说你读给我听。我想打电话还可以，要是面对面我都不好意思。我就读给他听了。他听完以后说，下个礼拜我们诗歌朗诵会，你来读。我当时特别吃惊，我说我行吗？我又没有学过。他说你为什么不行？你来吧。
再后来，他说我跟你两个人出一本诗集怎么样？我说你别把我带上，你是诗人，我不行的。那时候我跟他和他太太关系都很好，他太太是一位画家，也写诗，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说你以为你是我的妹妹，我就可以放低我的标准吗？我没有放低标准，你的诗是写的好的，他就出了那个诗集。
张秐老师和诗人兄弟合出的诗集
我家里有个二三十本，每年都要出几首诗，所以就一直写下来了。
其实诗并不神奇，个人有个人的风度，但是我碰到这个诗人，他说过一句话：诗就是从心里头流出来的，你只要把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文字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想，内心的东西我倒是有，我就可以写，所以后来就一直写诗。
19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的这位诗人兄弟因为糖尿病去世了，他们两口子都走了，我很怀念他们，他们对我比对兄妹还要亲热，我有什么困难他们都帮助我。后来我到明尼苏达大学教戏剧课的那一学期，也住在他们家。我觉得他们从内心里来讲，是非常火热的，对人的爱是非常火热的。不光是对我，他们对那些黑人朋友，印第安人朋友，都特别好。
2001年，张秐老师在明尼苏达大学访学期间，住在诗人夫妇家里
他们两个去世，我为他们写了诗，他们的少数族裔朋友还为他们做了一个诗歌集。
张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一生中遇到过那么多内心火热的好人，不论是给了她生命的母亲，还是王佐良先生、许国璋先生这些恩师，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系主任和待她如妹妹一样的诗人夫妇，都是她回望来时路时，照亮悠长记忆的点点星光。
小时候，在妈妈的羽翼下，她度过了自由自在的童年。长大后，那份自由曾不得不打些折扣。开始写诗以后，心灵的自由，流动的情感，一点一点被拓印在纸上，同时在心中不断晕染、扩大。这份慢慢成熟的自由自在，不会再被夺走。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克服你自己。这是82岁的张秐老师给出的答案。
80年代末，张秐老师和母亲——她生命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