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丽君，笔名韩逸。湖北黄冈人。1960年毕业于波兰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硕士。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苏联东欧部编辑、记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教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译协理事。曾获波兰文化功勋奖章（二次），波兰总统授予的“波兰共和国十字骑士勋章”和“波兰共和国军官十字勋章”，波兰国民教育委员会功勋章，格但斯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中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外国文学资深翻译家”称号。“时值九月，但夏意正浓。天气反常地暖和，树上也见不到一片黄叶。葱茏茂密的枝柯之间，也许个别地方略见疏落，也许这儿或那儿有一片叶子颜色稍淡；但它并不起眼，不去仔细寻找便难以发现。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璀璨，挺拔的槲树生意盎然，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念。农村到处是欢歌笑语。秋收已顺利结束，挖土豆的季节正碰上艳阳天。
我们漫步田野。在林间草地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颗晚熟的硕大草莓。我把它含在嘴里，它是那样的香，那样的甜，真是一种稀世的佳品！”
这样诗情画意的文字节选自易丽君老师所翻译的《草莓》一文，原作者是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也许有些读者对这篇文章已经不陌生了，因为它自1980年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以来，已被海内外多家报刊转载50余次，并作为经典散文被收录在初中语文课本中。易老师常在波兰友人面前笑谈：“你们的poziomka（波兰文：草莓）在中国可走运了！”易老师个人特别喜爱伊瓦什凯维奇，并翻译了他在波兰文学史上留下的一本巨著《名望与光荣》，老师说自己与其“文风相近，所以颇有默契”，而翻译这篇优美的小品文是“信手拈来，灵感使然”。老师对它一见钟情，因为它“平淡中透着人生的哲理”：
“草莓的香味形象地使我想起，几个月前跟眼下是多么不一般。那时，树木是另一种模样，我们的欢笑是另一番滋味，太阳和天空也不同于今天。
直到那时我们才察觉我们度过的每一天时光，都赋予了我们不同的色彩和形态。激动不安、若明若暗的青春岁月之后，到来的是成年期成熟的思虑。是从容不迫的有节奏的生活，是日益丰富的经验，是一座内心的信仰和理性的大厦的落成。然而，六月的气息已经一去不返了。它虽然曾经使我们惴惴不安，却浸透了一种不可取代的香味，真正的六月草莓的那种妙龄十八的馨香。”
（——节选自《草莓》）
在访问老师之前我就读过这篇译文，其中生动的描述、优美的意境和简单的哲理令我品后还口有余香。通过这篇文章隔着一层薄纱我领略到了老师的文笔，古说翻译有“信达雅”三境界，那么我想这必是达到“雅”了。
如今的易老师内心从容而丰富，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保持着谦和的态度，却又不是一味地谦虚，她敢说、爱说，常常妙语连珠，令人获益匪浅。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一座内心的信仰大厦“的落成吧，而这座信仰大厦的落成，需要的是青春岁月时闯天下的热情和经年累月的思考。回味自己走过的年华，易老师向我娓娓道来，那一本本译著，一个个故事，一段段时光，不再像是草莓散发出十八岁的馨香，而像是香醇的草莓酒，拥有岁月的沉淀，却依旧可以品味出淡淡的饱含着青春回忆的原味。
走向波兰文学的路——任教前的人生经历
儿时与书结缘
易丽君老师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老师，祖父是留日学生。家庭环境自由，对她的教育也很西化，并不强迫她做些什么。虽说家里对易老师读书的态度是“你爱念不念”，但当时连字都识不全的她，已经凭着兴趣开始读起中国文学经典来。“那时候我把《聊斋》念成‘柳齐’”，易老师玩笑道。不得不说，自由的教育也使易老师养成了不拘小节，敢作敢为的个性，而孩提时家中满屋的书香气正如催化剂——易老师与“书”的不解之缘就从这里开始萌发了。老师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什么时髦写什么”，也算得上是位地道的文艺青年。顺理成章地，易老师选择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
这让我心生疑问：后来易老师怎么没成为一名作家呢？
从“作家梦”到“对外宣传先锋”
易老师为我解释道：“当时进大学大家都谈理想，我说我来是为了当作家，老师就说：‘你这个愿望可能达不到了，这里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研究作家作品的研究者。’”可易老师还是不愿放弃当初的梦想，非得要自己写点什么才好，于是便埋下了记者梦的种子。1954年易老师被学校选派到波兰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学习，6年后学成归国，便“真成记者了”，任职于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苏东部。作为文教口的记者，易老师采访了很多科学和文艺界的名人，“给他们在国外扬了名”。经易老师这么一写，我国的许多领先成就引起了苏联民众的关注。当时外办表扬她说：“稿子写得好，宣传有技巧。”易老师也因此得到了“善于抢占制高点”的美誉，她回忆道：“当时我写的文章里没有什么干巴巴的马列主义口号，我也不懂那些，写的都是生动的事实，而且写得还有点神乎其神。”
从“学非所用”到“学以致用”
响应中央的决定，1962年，“学非所用”的“易丽君记者”申请调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系，成为了“易丽君老师”。不得不说，这是易老师人生和事业上的一个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影响深远的转折，就不会有那么多由易老师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会有数不胜数的波兰文学研究和翻译成就了。
漫漫翻译路——有汗水更有欢乐
说到自己的波兰文学译著，易老师如数家珍。难得的是，这些作品都是从波兰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因此都是珍贵的文学瑰宝。在漫漫翻译路上，易老师亲手种出了一朵朵美丽的文学之花，她对波兰文学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入的理解，对波兰民族精神也有着深刻的体悟。
早期的短篇翻译
易老师早期的翻译主要出于兴趣和热爱。怀着对波兰文学的喜爱之情，她翻译了以《草莓》为代表的一些短篇作品。说起这些，老师饶有兴致地回味起翻译散文《夜宿山中》的故事：“这篇文章我特别喜欢，翻的时候也很费劲，是很短的文章，可就是好。它纯粹就讲山中的寂静，静得你都听得到那“静”的声音，这想象力可见一斑。我和一个波兰学生合作翻译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个词一个词地抠。翻出来以后杨乐云（著名捷克文学翻译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副编审）也特别喜欢，说这个“静”怎么写得这么漂亮，真是没见过！”
《先人祭》——外国文学的“报春之燕”
“这是我翻译的第一部真正像样的东西。”易老师说道。《先人祭》讲的是俄国占领者镇压学生，爱国志士抗俄的故事。1968年，这出剧的禁演引起了华沙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台上说‘cięmno wszędzie, głucho wszędzie, co to będzie, co to będzie?’（波兰文：到处是沉默，到处是黑暗，怎么办，怎么办？），群众就都跟着喊，因为他们也对现实不满啊，不满斯大林的统治。”
易老师认为，这出剧正是波兰人民族性的体现：“波兰人是一个很可爱的民族，他们有很强的斗争性，能够不屈不挠，一代一代地斗争下去。并且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是团结。”易老师还笑谈：“可是他们只能共患难，不能同欢乐，一和平了就要闹，‘三个波兰人三个观点’。这是他们骨子里的一种反叛精神。”
游行的事闹得很凶，引起了周总理的疑问：是怎样的一部剧能对学生影响这么大？于是他把《人民文学》“翻出来看看”。可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翻出来看看”谈何容易，老翻译家们唯恐避之不及，易老师却自告奋勇——“我不大懂政治，不知道什么厉害关系，也没什么可丢的，我一个普通穷教员怕什么呀？！”——正是这样的洒脱造就了《先人祭》的成功。
1970年4月，北外师生集体搬去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这时候易老师刚刚接到翻译任务。“我接了任务就到乡下去了，住在破茅屋里，种地，建房，挑砖，体力劳动挺重的。那时候我和宣传队强烈要求‘挑砖’，因为挑砖能休息半天，不用开会背诵语录，干完活我就翻我的书。我翻译这个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一种精神寄托。”
1976年“四人帮”刚被打倒，《先人祭》就问世了，在当时造成了轰动，带动了人们争相阅读外国文学的热潮。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先生读后说了三个“好”——写得好、译得好、出得好，这真是一只“报春的燕子”！从此，中国读者终于接触到了“真正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之后外国文学的出版就如雨后春笋了。
《名望与光荣》——“最美的合作”
我问易老师，哪一本书的翻译是令她觉得最顺手，最舒服的，她答道：“我觉得翻得最舒服的是伊瓦什凯维奇的《名望与光荣》，我和作者文风相近，所以比较默契。我和我的同学（裴远颖）合作得特别美，那是最愉快的合作。”老师脸上洋溢着微笑，似乎翻译过程中的那些愉快的片段又在她脑海中浮现了。那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易老师开始全心投入翻译事业，每年都在各大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翻译，其中包括国内翻译水平最高的刊物——《世界文学》。老师回忆道：“当时《世界文学》上发表的波兰语的东西都是我翻的。”
翻译的精神——“忠实且传神”
许多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保持原汁原味”与“迎合本国读者口味”之间的选择。但易老师并没有这样的犹豫，她果断地说，忠实和传神并不矛盾，“不忠实是不行的，破坏人家的文学那是犯罪”。易老师说，她在任何时候都不认为译者能够超越原著作者，也不存在有些东西用本国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情况。
“你真正忠于作家，真正理解的话，就一定能用汉语表达出来，如果不行，那就是你自己水平不够，不能怪作家啊。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是不能被翻译的，如果不能，那可能是译者本国的语言不够丰富，或者是译者本身的母语水平差。自己能写什么就写什么，看似通顺，可差之毫厘，是失之千里。翻译首先得传神，所谓忠实，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不是查字典，而是要吃透精神，要走进它的精神世界。”
“波兰文学是真正的美味佳肴”
有人说“翻译小语种文学就像是坐在摩天大楼里吃杂酱面”，易老师是反对的，她说：“波兰文学不是廉价的杂酱面，而是真正的美味佳肴，是可以和任何文学盛宴平起平坐的。”
易老师认为，波兰文学最闪光的领域是诗歌和长篇小说。在两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中，老师更喜欢米沃什——“他的诗歌不是那么容易写出来的东西，更富于哲理，是真正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米沃什本人，老师也有自己的理解：“他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智慧。一生漂泊，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颗波兰心。他在政治上曾一度被视作叛国者，而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的根在波兰。他是从不随风倒的人，永远有自己的坚持，并且坚持到底。”
老师说：“波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幽愤文学’，我们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波兰人也是这个精神，和我们一样，有很深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感。波兰人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优秀民族，不能忍受被任何人压迫，二战时波兰从来没有投降过，而是抗战到底。当时苏联红军都到门口了，可他们觉得‘我不愿被解放，我得作为主人翁欢迎你’。结果来了个华沙起义。”
“教书是最好的职业”
提起易老师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身份，她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神情：“培养学生是一件愉快的事，一到大使馆满眼都是我的学生，我的那些老同学都说：‘我们离开大使馆就没人理了，你就好了，到处都有人和你打招呼。’在各种职业里，我认为教书是最好的职业，我看到学生那么棒，自己也很有成就感。”作为一名阅历丰富的老教师，易老师时刻关心着学生的成长，不仅教授知识，也向我们传授着人生的道理。
“边干边学是好传统”
北外一直有边干边学的传统，学语言的人，很多实际技能都是在工作岗位上锻炼出来的。易老师赞同这样的说法，她说边干边学是对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一定有一个过程的。“边干边学是好传统，人就是活一辈子学一辈子，你看我到现在还在学。学校只教你一个方法，而不是给你一个箱子，让你需要什么就能往外掏。”
文学的力量——“帮助人理智地回归”
如今，在我们青年学生中，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不多，我针对这样的现象向易老师寻求指导，虽然老师说，“我从来不会说什么指导的话，我只有自己的体会”，但我觉得她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她说：“现在人们不玩儿文学了，可我觉得文学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支柱，是不能丢掉的。现在我们有些歌词多糟糕啊，你要是成天卡拉ok，那歌词也得文学啊，以前的歌词都是诗，现在那些《老鼠爱大米》唱得不知所云，所有的东西都浅显化了。”
老师的话中透着焦虑，但她话锋一转，笃定地说道：“这只是一时的，最后还是得回归文学。现在我们提倡学习国学，为什么？这是伦理道德的基础，没有这个行吗？现在人们被外国文化和金钱冲昏了头脑，一时迷失方向，但这不可能是永久的，人的理智总有一天要占上风。文学的力量就是帮助人理智的回归，不要像沙子一样飘在空中，而要回归真正的精神世界。”
老师的期望——“星火传承，永远不断”
“你们中间以后要能出两个翻译家就好咯！”这是一位老前辈最朴实的愿望。易老师的愿望不仅源于她对波兰文学的热爱，还源于她对整个文学的热爱，更有她的一份社会责任感。“现在需要文学为大家‘招魂’，”老师不无激动地说，“要用真正的文学把人真正的灵魂给招回来，不要成为孤魂野鬼到处漂流。”
“不问收获，问心无愧”
访谈接近尾声，我问老师怎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她长舒一口气，感慨地说：“我这条路走得是无怨无悔。回顾自己的路，我不是永远快乐，但是挺充实。我有一个观点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要老想着有什么收获才去耕耘。老想着收获，思想负担就重，因为成功不一定青睐你，老想着就没法活了。”
“我这一辈子搞波兰语没有轻松过，成天忙忙叨叨的，但我精神上很饱满，我把人家聊天下棋的时间都用在业务上。我心里是自由的，一个人要永远保持心灵的自由，就要一心一意去追求自己想干的事。我从来没想过学波兰语值不值得，尽管当时去波兰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我觉得回来一定要做番事业，报答国家。有一次在欧美同学会上我说了一句话，大家都同意：‘我们这一代做到了国家要求我们做的事，就问心无愧了。’”
后记
春日的下午，阳光明亮，我和易丽君老师在她家客厅的沙发上聊了近两个半小时。易老师很健谈，以至于我觉得她甚至比我这个年轻人的脑子转得更快。访谈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整个过程中易老师都保持着亲切的微笑，说到幽默之处，还令我们都笑出声来。她的话语平实朴素，但着实包含着很大的信息量，她对事物精到的评价，以及对人生深刻的体悟，让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她内心那座“信仰和理智的大厦”。这座大厦盖得稳，因为老师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这座大厦盖得有个性，因为老师一直遵循自己内心的喜好做事，保持着独立自由的心。
